府谷本来是个贫瘠山区，抗日战争胜利后紧接着内战全面爆发，在国难当头、烽火遍地的年月，饱受天灾人祸之害的府谷人民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苦难日子。加之1947年天大旱，颗粒无收，府谷百姓雪上加霜。在青黄不接时三五十人聚为一伙，到富户家里讨一锅小米和菜的稀粥喝上一顿，糊度时日。耕畜缺草无料，乏瘦至极而卧在路上和犁壕扶不起来的景况处处可见。
在1947年夏天，因中国人民解放军围攻榆林城，国民党驻防府谷的二十二军西撤，守护榆林去了。这时本县的自卫队名为地方武装，实际上是一群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只会敲诈残害百姓，没有任何战斗力。于是国民党县政府去准格尔旗请来黄文廷、郝德明带领的两个团（其中一部为骑兵）协防本县，并负责供给人、畜的全部给养。名为“保境安民”，实际是雪上加霜，这些时称蒙古军（实为汉人）每到一处是马吃豌豆人吃面，闺女媳妇缝针线，对百姓哼鼻子瞪眼睛，三句话说不对就用马鞭子抽，强迫群众为其服务，老百姓对他们的这种行为看在眼里恨在心上。这帮乌合之众在百姓面前个个都像活阎王，同年冬在麻镇遭遇解放军时跑得比兔子都快，除部分跑回老巢沙圪堵外，在本县古城境内被我军俘虏100多人，交回后方河曲按被俘人员政策作了处理。
古人说：“人离活，树离死”，这话有一定的道理。1947年春、夏、秋、冬四季，本县通往口外的孤山川、清水川、黄甫川为生存而逃难出走的牛拉木轮车、驴驮子、背负肩挑、拖老携幼的人川流不息。因缺少口粮加之体弱乏力将自己亲生小孩丢在人少的田野怕狼吃了，于是有选择地遗弃于沿路村庄的事，时有所闻。遗弃小孩时，有的给孩子穿的兜肚里装满沙土，大人走时孩子被沙土拽住走不开，只能原地打滚嚎叫；有的则用一根绳子将孩子拴在树上，大人走时孩子被树拉住走不开，也只能原地打滚嚎叫。生身父母走一步三回头，苦支硬撑，走到瞭不见孩子时瘫软在地上，捶胸跺脚放声大哭。此后其行动、面色如大病了一场，有的终因悲痛至极而折了寿数。这种场景惨不忍睹，实属罕见，但这就是当时活生生的事实。事后不完全统计，当年本县逃往原绥西五原、临河、米仓、狼山、宴江、安北、固阳等县的灾民达5万多人。不少村庄走出去的人畜比留在本地的多。因外逃造成本地严重的人畜短缺，大片耕地荒芜，物价飞涨，一天三变化，笔者当年也因家中饥饿难忍，外出时到国民党的哈拉寨凤凰镇镇公所开了一张通行证，经办人问清情况后在事由栏内填写了“逃难”二字。因看见了逃难二字就会引发我的一段心酸的回忆，现仍存放在家中。
1948年1月18日，府谷全境解放了，百废待兴，老百姓盼望着走出饥饿的困境。当年2月15日，中共府谷县委、府谷县人民政府做出了“调剂土地，生产救死”的决定，动员县、区、乡三级干部深入农村宣传解放区的政策，开展了生产救死和调剂土地的工作。救死是当务之急，缓作一步，就会有更多的人饿死。干部下到农村后，动员人们把一切能充饥的代食品——谷秩子（谷壳）、糜秩子（糜壳）、荞麦花、瓜蔓、苜蓿、榆树皮统收起来，当做救命食品，以户按人分配给无粮群众充饥；发动群众开展互借互济，说服地主、富农把存放的粮食借出来救命积德；地主外逃的，动员佃户、长工和知情人指出埋藏粮食的地方（政府给以保密和适当的报酬）；县政府下达了以区调剂口粮的任务（任务不到村），全县11个区共调剂出粗粮344石，发放给了饥民。晋绥一分区为了支持府谷县救死工作，调拨来大烟土6000两，专供购买救死的口粮使用。此项工作，由于抓早动快，措施得当，处在死亡线上的许多百姓死里逃生，重见天日。可是尽管采取了多种办法，有些人终因饥饿日久，浮肿严重，无法抢救而亡。据县政府统计，1948年春季，全县饿死的穷苦农民达3300人。
为了做到不耽误当年生产，不荒芜耕地，县政府把寺院、庙宇，社家公地和逃走了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土地，调剂给了佃农和其他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并帮助解决了耕畜、农具、籽种等困难，动员群众多种、种好能够早接口的小麦、大麦、豌豆等早熟作物。当年风调雨顺，农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7月20日，中共府谷县委、县人民政府发出了“减租减息”的指示，指示中规定农民租种地实交租不超过该地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伙种地原地主无抵垫者以租地论，有抵垫者实分粮不超过该地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原租额在百分之十以下者不再提高；农民之间的互助互借，春借秋还，可以给付低微的利息。这些政策规定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文章原标题：《1948年春季府谷县的生产救死工作——兼记府谷县解放前夕的社会状况》）
参见《榆林文史》第12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榆林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2011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