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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府谷搞地下工作

刘克升口述  张秉林整理
      那是1945年6月的一天,赵双保(义门村党支部书记)到了我家对我说:“县委组织部要你去一趟。”
      “县委组织部叫我去干啥?”我边走边猜测。到了县委大院,碰到刘芝茂部长。他把我带到办公室,关起门来对我说:“组织上决定交给你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让你去敌占区府谷县搞地下工作。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发展地下共产党,壮大党的队伍;二是搜集敌人情报,了解府谷驻军和国民党府谷县党部、县政府的动态,了解从保德逃亡河西的坏人的活动窝点和犯罪事实,为解放府谷、打击坏人创造条件。”刘部长再三叮嘱,这件事事关重大,让敌人知道就会掉脑袋,所以不能告诉任何人,就是自己的父母和妻子儿女也不能让他们知道,有什么情况随时与县委组织部专人联系。
      我接受任务后,就积极地去做去府谷的准备工作。离开家乡到敌占区去总得找个借口。于是,我便对家里人和村上的群众说:我花了乡煤窑纺织合作社(当时我任主任)的公款,怕公家追究责任,暂时到府谷躲上几天。人们都信以为真,连我爱人都不知道底细。
      接受任务的第三天大清早,村里人大部分还在睡梦中,我便到了我们村(刘家畔)底下的黄河滩上,乘一只小木船过了黄河。和我一起去的还有同村的刘红灯,我父亲和我哥亲自把我们送到小船上,船在黄河里划了十几分钟便到了河对岸。
      到河畔接我们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暖泉村的赵满红,另一个是我们村的刘士元。刘士元前几年便到府谷县城行医,和岳家里村的王吉喦(小名五把子)合伙在府谷县街上开了一家瑞元隆药店。王吉喦开方看病,刘士元管账卖药。王吉喦的医疗技术不错,在府谷街上颇有名气。据说曾给当地驻军一位团长看好了病,团长很是感激,给他送厚礼进行酬谢。王吉喦因此名声更大,药店办得更加红火。
      当时黄河渡口盘查得很紧,我们怕府谷河防人员找麻烦,没敢直接乘船到县城,只好翻山去。当我们爬上高高的东山山顶时,阳婆才刚露头。我们在山顶歇了一会儿,便跟着刘士元、赵满红绕山路到了城里。
      进城后先去了王云家里。王是保德县腰庄村人,在府谷县成立了“山西旅府同乡会”,自任会长,专门接待从解放区跑到府谷县的各种人员,积极为国民党政府网罗反共人士,募捐反共经费,受到府谷伪政府的重视,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王云的家分里外间,进门后我和红灯子留在外屋,刘士元进里屋跟王云交涉。过了一会儿,刘从里屋出来对我们说,王会长让你俩参加同乡会,每人交十块银元的入会费。刘士元还说:“要在府谷站住脚,少遇麻烦,最好参加同乡会。”我们回答:身上没带那么多钱,等筹集起款再入。实际上入不入同乡会我们做不了主,还得回保德请示党组织。
      从王云家里出来,我们随刘士元来到瑞元隆药店,暂时住了下来。第二天刘红灯返回保德请示。为了站住脚,县委组织部同意我们参加旅府同乡会,并给了我们二十块银元。我们把钱交给刘士元,让他转交给王云,我们变成了山西旅府同乡会的正式成员了。
      加入同乡会后,我们仍住在瑞元隆药店,公开身份是做小买卖的商贩。我们拿着自己纺织的土布、毛巾,晋绥边区生产的香烟等日用品,整天游集赶会,走村串户沿街叫卖,借机搜集敌人的各种情报,物色依靠和培养对象。农历八月中旬,是农村秋收的大忙季节。一天,刘万升老汉(刘士元的父亲)对我们说:“你们做小买卖也赚不了几个钱,连本钱也赔进去了。”于是  我们离开县城,到了一个叫段家墕的村子,给一户姓赵的地主割了十天地,每人赚了一块银元。
      离开段家墕,我们又去了一个叫白龙殿的村子。听说赵满红、柳海池(河曲新窑人)、赵不浪等人就住在那里。这些人大部分是兵痞和土匪,抢人越货、破坏革命、杀害无辜,啥坏事也干,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这些人都是同乡会会员,属王云直接领导,但王不给他们发饷,他们的各项开销就是到处抢劫。我们正想了解这些人的罪恶事实和近期活动,就登门去找他们。
      见到这些人后,就和他们认老乡,套近乎,说我们都是在保德犯了事逃跑过来的,找不下营生,想通过他们找点活干。当时已经晌午了,可我们还没吃早饭,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唤,就让他们给做饭吃。谁知这些人要米没米,要面没面,他们也一天都揭不开锅了,那还能给我们管饭?没办法,我只好把割地赚来的一元钱约了赵不浪,让他到村里买点米。赵买回了七升米,给我们焖着吃了粥。
      从闲谈中我们了解到,柳梅池一伙曾在刘家山抢过保德公安局的两头骡子和王继顺股长女人回家时带的东西,抢过柏榆乡政府的钱物。他们把抢到的东西,藏在什么地方,如何运回府谷等详细情况都告诉我们。并要我们入伙,同他们一起去保德抢劫。我说:“我们胆量小,吃不了这碗饭!”
      在白龙殿住了两天,我们返回瑞元隆药店,通过关系,把了解到的情况及时报告了保德县委组织部。
      事隔不久,我们又到了大庄村,住在一户农民家里,房东叫王二圈住。刘红灯做贩盐买卖,我没本钱,就给他当助手,帮他卖盐。一天晚上,袁成奎(刘士元的姑舅)和儿子来到我们住的地方,悄悄地对我们说:“现在风声紧,你们住在这里很危险,还是早些离开好!”袁成奎和他儿子当晚去了刘士元家,不几天便传来他被警察局扣捕的消息。听说刘士元给警察局头头送了不少钱,才把他保出来。
      过了两天,王云等人去了白龙殿,路过大庄村时让我和红灯子也去。王云对我们说:“你俩加入同乡会时间也不短了,应该对组织有所表示,对政府(国民党)有所贡献。”红灯子骗他说,他准备去刘家山抢布匹捐给组织。我想了想也哄他:“我们村民兵有一支步枪,我找个机会偷来交给组织。”
      事隔不久,府谷警察局开始大肆扣捕从保德过去的可疑人,形势一天比一天紧。我们打算赶快把盐处理完离开大庄村。一天晚上,我们刚睡下不久便闯进来三个人来。简单地盘问了几句,便连夜把我们带到花儿寨村,交给了该村的伪保长。这位保长四十岁开外,满脸络腮胡子,样子很凶。他一口咬定我们是保德共产党派过来的探子,非要送警察局不可。我们说:我们是逃难过来的平民百姓,做点小买卖,找口饭吃,根本不是探子!
      我们辩解了大半天,这位保长始终不信,最后还是决定派两个人押我们到县警察局。我们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说:“去就去,我们都是些穷受苦人,又没做过违法犯罪的事,看他警察局能把我们怎么样!”
      我们嘴上这么说,心理可着了怕。如果真的送到警察局那问题就严重了,我们必须找机会在路上逃跑。我把我的想法悄悄告诉了刘红灯,他点头表示同意。刘红灯装出脚疼的样子,走路一瘸一拐,慢慢腾腾。我说肚子不舒服,双手按着肚子,走一会就去解一次手。我对两个押送的人说:“我们根本没问题,今天去了警察局明天就得放了我们。”一边来麻痹他们,一边寻找机会逃跑。但这两个人盯得很紧,我们一直找不着逃跑的机会,只能在路上多消磨些时间。
      到府谷县城天已经黑了。我对两个押送的人说:“警察局早就下班了,现在去了连个人也找不着,我们哪里吃、住?我在街上有个熟人,咱先到他那儿住一晚,热热乎乎吃上一顿,明天上班再去吧。你们两个尽管放心,我们绝不会逃跑连累你们。”
      说服两个公差,我们一起到了瑞元隆药店。王吉喦一边让人给我们弄饭,一边打发人把府谷县治安大队大队长请来,给送了十块银元,说了许多好听话请他出面放我们。这位大队长见钱眼开,把两个公差叫来,先介绍了自己的身份,然后对他们说:“把两个人交给我就行了,你们要没别的事明天就回去吧。”
      在瑞元隆住了一晚,第二天早饭后刘士元护送我们离开府谷,天黑时返回大庄村。房东非要我们搬家不可,再连一晚上也不让住。他说,白天有人专门找过他,如果再留我们就往起抓他,他怕受牵连。我们没办法,只好在村外找个避风处暂时休息一会儿。感到形势十分危急,必须赶快离开。我们连夜动身,天明到了刘家畔对岸的黄河滩上。我父亲听到我的喊声,连忙叫了一只小船过去接我们。
      我们在河对岸等船的时候,追捕我们的赵不浪等人也赶来了。他们边追边从山坡上往下扔石头,要我们跟他们回去。他们身上都没枪,扔石头又够不着,干着急没办法。我们心急如焚,刚登上小船,追赶的人也到岸边。船工使劲撑了两杆子,小船便迅速离了岸。我站在船头上大声喊:“这趟让你们辛苦了,等府谷解放后咱们再见!”
 
 
参见《保德文存·史海钩沉》
三晋出版社
200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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