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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浪潮影响下的青少年时代

一、我的家庭和求学

      1911年7月，我出生在陕西省府谷县城内的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小名全福，上学后改名高举，字志挺，抗战后改为克亭。
      我全家8口人，除父母、兄长外，还有两个嫂嫂及两个妹妹。母亲是家庭妇女，父亲、兄长均经商，而且兼营几个商店，兄长曾任县商会会长。父亲高直甫受“土地为本”的思想影响，又投资买了些菜园地、山地，并租给佃农耕种，成为商业资本家兼地主。父亲为人厚道，性情谦和，乐于助人，从不发脾气。记得他曾钻研过陈修园的《医宗金鉴》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自学中医，免费为穷人看病。因而，群众称他为“善人”。我是老生子（小儿子），父亲对我特别喜爱。小时候学校兴换帖结友，我结交了许多朋友，有些是穷学生，他们有困难，年节置年货没钱，我就帮助他们在我家商店购物，付不起款就以我少东名义赊欠。我年小上不了账，临时记到赊欠账上，到年底结账时转到我父亲名下，我父亲才知道这笔欠款。老人家虽然不高兴，但也不讲什么，怕我作难。母亲也是一位心地宽厚的老人，同情有困难的人，遇到来借钱的人，人家一哭鼻子，也顾不上看看是真是假就把钱拿出来了。
      我的家乡府谷县属陕北23个县之一，地处黄土高原腹地的黄河西岸。“千年黄河水东流”的黄河水，在这里留下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观——黄河水西流。府谷县境内山连着山，平原很少，而且缺水多旱、山光坡秃，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因而地瘠民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历来是兵荒马乱的地方，官府的统治亦比较薄弱。有一首不知何时流传下来的民谣很能说明当时的情况：“府谷城，黄土坡，穷山恶山饿石头——黄河水倒流。”府谷城就有了“饿石头”的别名。
      在封建伦理道德思想影响下，父母望子成龙心切，又由于社会动荡，没有权势是很难保住家产、保住门面的，因此，父亲希望我能读书出名，做官显亲。
      我7岁那年（1918年），父亲便送我进一所设在县城东“明伦堂”祠堂内的私塾读书。虽然私塾地址离我家不太远，入学的第一天，父亲还是亲自去送我。记得私塾先生叫杨廉，一起就读的有十几位同学，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论语》《孟子》《诗经》等。那时念书，纯粹是死记硬背，先生眯缝着眼睛，摇头晃脑地读，学生则天天咿咿呀呀地念书、背书，根本没有什么讲解，读了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天天背书，若背不出来，先生就要打板子，有时先生还用他的铜烟锅子打。凡是先生要打，是决不会“手下留情”的，学生的手掌、手背常常被打得青一道、紫一道，因此学生见了先生，如同老鼠见了猫一般。每年的节日，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学生还要给先生送礼，而先生对学生态度的好坏，则要看学生送礼的厚薄。礼送得多，学生就少受打骂，而且教书也比较认真，反之则不然。
      我在这里读了5年书。在这期间，有几件事使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一些影响。
     其一，哥老会与营救五舅。府谷县位于陕（西）晋（山西）绥（远）三省交界处，与山西省保德县隔河相望，当时陕北受军阀镇守使井岳秀的统治。这个反动军阀统治陕北多年，横征暴敛，无恶不作，人民恨之入骨。地处府谷边界绥蒙一带人民因生活困难所逼，铤而走险，组织哥老会会门团体以图自保，参加哥老会的人大都是被迫揭竿而起的农民，他们一面种地，一面组织起来拿起武器同官府进行斗争，有时也打富济贫，人称“独立队”，而统治阶级官府则称之为土匪。有一次，哥老会要攻打府谷县城，我五舅做攻城内应，不料事情败露而被捕，眼看就要杀头。为了营救五舅，我母亲带着我到士绅名流家求情，恳请他们出面保释。大概是我父母的人缘尚好，许多绅商和各界人士到官府请愿，终使五舅获释。五舅出狱后向我母亲跪拜道谢，母亲劝他安分守己，不要再干了，而五舅似乎没有理睬，不久就走了。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像他这一类的青年人，即使在赴刑场的路上也毫不畏惧，沿街商店门前摆着酒菜，以表示送别死者之意，这是本地的老习惯，他们有的拿起大碗酒一饮而尽，喝完把碗一摔，胸膛拍得“堂堂”响，高喊“再过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记得一天官府一次杀了28个人，全是青年，有好多就是府谷县人。那时我还小，弄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但对这么多青年被杀感到惋惜，对这些人的英雄气概很是佩服。
      其二，派款父亲被打。在当时的社会里，封建割据的军阀就是当地的土皇帝，是靠压榨当地群众而生存的，因此，军阀部队向驻地各界人士派粮、派款是常有的事。有一次，军队又向地方派款，而恶绅吴乾元仗着其与官府关系密切，硬把应摊在他家的款项转嫁到我家和其他一些商人身上，这自然引起我父亲和其他人的不满。我父亲愤而找他讲理，但吴乾元仗势欺人，不但不交纳自己应交的钱款，反而指使人打了我父亲，官府还硬叫我父亲再交一份罚款。此事我父亲愤愤不平，我也感到官府、军队太不讲理，社会黑暗，世道不公，以至于斯。
      其三，父亲喜欢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也喜欢看戏，因此经常给我讲黄巾起义、群雄割据、梁山好汉等一类故事，还常带我看戏。记得有一次到城内关帝庙看戏，父亲对我说：这个地方是农民打天下时坐过的“金銮殿”。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关帝庙在明末府谷县黄甫堡人王嘉胤造反攻进县城后，曾以此坐“金銮殿”称帝。这些英雄造反的故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影响。
      在我读私塾期间，中国社会正处在大变革、大动荡的前夜。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产生了强烈反响，一批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使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剧烈变化。“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中国革命从此掀开了新的篇章。然而地处偏远一隅的我的家乡，依然是一片死气沉沉，就连我们这些读私塾的孩子，头上依然拖着长辫子。但既然冬天即将过去，春天的来临还会久远吗？
      府谷县的经济、文化之落后，反应在教育上便是——全县仅有一所“新学堂”，即府谷县高小，是全县的最高学府。学校坐落在城南门外的城墙边，面对黄河。
      我12岁那年（1923年），由私塾转到县高小上学，这也算是一个飞跃吧。到这里上学，必须剪掉辫子，不剪辫子不准进校门。这在当时可是我们家的一件大事了，因为这是向传统的封建思想的一种挑战。我母亲这一关就难通过，她抚摩着我的辫子，流着泪，怎么也不肯让剪。后来，亲友们反复劝解，以不能耽误孩子的前程一类话为理由说服她，才勉强同意了。我的辫子剪下后，母亲还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一个匣子里保存着。为了进这所“新学堂”，家里还特意为我做了一身蓝制服。剪掉辫子，再穿上新制服，我倒真打扮成“洋学生”了，心里充满了新鲜感。
      “新学堂”的课程果然与私塾不一样，有国文（即现在的语文）、算术、英语、历史、地理、修身（类似于今天的政治课）等，其中国文、算术、英语是主课，教员大都是外地学校毕业的学生，也有前清老学究讲古文。青年教师大都崇尚西学、国文，有时也自编讲义。我记得他们就编选过胡适、陈独秀的文章。学校里考试极严，不及格者要留级。
      学校的前期校长叫刘聘之，此人数学课讲得很好，而且学问好，人格高尚，很受学生欢迎，在学校管理上也较为开明。后期校长叫尤天一，外号“油脖子”，是山西第一师范的毕业生，原任国文教员，后当上了校长。他当校长后，又请了几个他在一师的同学到校任教，这些人学问还好，但思想陈腐，以吃饭混事为准则。尤天一是个善于逢迎拍马的人，与县长交往甚密，很得县长的赏识，因此县长派他的承审员塔某到学校担任了国文教员。
      我在县高小读书的几年，正是全国形势急剧动荡的年代。马克思主义已经得到传播。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和维护，我父亲就是一个三民主义的拥护者。
      在这期间，我在家庭包办下结了婚。我不赞成，学校老师也都表示不赞成，认为早婚有害。但父母执意要办这门亲事，我也只得服从。

二、陕西政局的变化

      1926年9月，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在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的支持帮助下，愿意参加国民革命，策应北伐。在绥远的五原誓师，率全军加入国民党，成立国民联军总司令部，冯任总司令，共产党人刘伯坚任政治部部长。关于出师路线，冯玉祥接受了李大钊的建议：首先援陕，然后东出潼关，和北伐军会师中原，共同北伐。冯军入陕路经陕北，汽车开进府谷县，使我第一次见到了汽车。因为冯军纪律比陕北军阀井岳秀部队好，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赞扬。11月下旬，冯军驱逐了包围西安的北洋军阀刘镇华部，使在共产党人帮助下坚守西安达8个月之久的进步将领杨虎城、李虎臣部队得以解围。于是，陕西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快形成国共合作新局面，以西安为中心，大革命风暴席卷陕西全省各地。在共产党人的参与支持下，不少县建立了国民党县党部，有许多国民党员是共产党发展的。工人、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相继建立了陕西省总工会和陕西省农协会。并创办了中山学院和中山军事学校，为党和革命培养了不少优秀干部。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共产党还领导创办了陕西《国民日报》，出版了许多进步刊物，翻印了大批进步书籍，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
      大革命的浪潮也逐渐影响到了我的家乡府谷，革命的新思想通过一些府谷旅外求学的学生传播起来，人们日益觉醒。

三、府谷学生觉醒，驱逐一高反动校长的斗争

      1926年冬，府谷第一高小学生不堪忍受学校当局压迫，同时受外界革命影响，要求自由，阅读新书，和府谷旅外学生联络，成立学生会等，遭到校长拒绝。而且学校管得更加严厉，不许学生课外活动，监听住校学生的言论，甚至有污辱学生的行为，引起广大学生的义愤和不满。这时在广州黄埔，以及武汉、西安、太原等地求学的府谷学友不断寄来革命书刊，如宣传三民主义的《四字读本》《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陈）独秀文丛》和纪念廖仲恺的文集等；还有在太原求学的神木、府谷学生共同编辑出版的《府神钟》刊物，意在唤醒府谷、神木的民众，揭露陕北军阀井岳秀的黑暗统治，号召学生和工农大众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对军阀井岳秀的斗争，这些都对府谷一高学生思想上有很大触动，要求驱逐反动腐朽校长尤天一的斗争愈演愈烈。尤其是在山西汾阳明义中学读书的府谷学生赵镈放寒假回家，宣传革命，同情一高的学生斗争，经常跑到学生中间出主意，鼓动指导学生坚持斗争，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不久党派他赴黄埔军校学习，我送他到黄河畔。
      县一高的学生斗争以十班的学生为主，这是学校中最高年级的学生，在进步学生领导下，一场驱逐反动校长尤天一的斗争开始了。我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但不是主要领导人。我们首先派代表质问尤天一：为何不许学生课外活动，不许学生和旅外府谷学生通信联络，不让学生成立学生会等。尤的态度很傲慢，他训斥代表说，这是校规，要好好念书，不要违犯校规，否则前途不堪设想。学生代表遭到训斥拒绝后，立即向学生宣布了交涉经过，这时学生怒不可遏，一拥而上，砸了校长办公室，拉出校长尤天一。尤不走，学生硬把他拉走，拖出校门外，关闭了校门，接着举行大会，选举成立了学生会，并组织了纠察队保护学校，不让外人进校。
      尤天一跑到县长那里告状，说学生造反了，把他赶了出来。还造谣说学生不但打了他，还打了其他教员，县长派去的亲信教员塔某也被打了，等等。县长听了很生气，带着警察到南门城墙上向学校院内喊话，问他那个亲信教员塔某情况如何。塔某高声答道：“我很好，学校秩序也很好，这里没事，您放心吧！”县长听后，知道尤天一说假话，便置之不理走了。因为尤天一不学无术，人格卑劣，所以许多教员也对他不满，同情学生的斗争。赶走尤天一的第二天，我们结队上街游行，揭露尤的黑暗统治，要求罢免其校长职务。后到教育局请愿，经学生代表和教育局谈判达成协议：同意罢免校长尤天一，但要等到十班学生结业考试完毕去职。学生斗争取得了胜利。尤被罢免后，新任校长严述先是共产党员、府谷县共产党的负责人，也是国民党府谷县党部负责人，县立一高成了国民党县党部的所在地，尔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起来。由此看来，府谷学潮是府谷大革命到来的先声。

四、参加府谷大革命活动

      进入1927年，府谷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共两党的组织开始建立。在此之前，府谷县共产党员大都是在旅外求学时入党的。例如赵镈同志是1926年初在外地求学时加入共产党；还有刘天鸣等都是在外地求学或从事社会活动时入党的。府谷共产党的活动是在严述先任县立一高校长期间开展起来的，府谷国民党县党部也是这时期建立的，因此国共两党是一家人。后来国民党发展起来混入不少投机分子，成份复杂，思想混乱，逐渐和共产党闹开了摩擦。当时我党存在关门主义，发展党员一定要纯洁可靠，学生要品学兼优，重视质量而不重视发展。要发展先发展为国民党员，经过在国民党内考察，认为够条件时再发展为共产党员，结果是国民党发展大了，而我党却发展不大。但当时府谷共产党比之国民党仍居优势地位。
      1926年冬，我高小结业后，因年龄小家里不让我到外地求学，留在县上补学，准备来年秋季到外地上中学。因此，我经常去母校听课，学校里热火朝天的革命活动也深深地吸引了我。严述先校长请了许多进步教师讲课，有的是共产党员，他们讲马克思的《资本论》，讲商品，讲剩余价值，讲无产阶级革命，我听了以后感到很新鲜。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马克思的名字，德国人，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非常敬仰。这期间，我一高的同学好友柴培桂在绥德四师读书，他给我来信要我多接近严述先校长，了解国家形势，参加革命活动。于是，我和严述先的关系日益密切，积极参加各种纪念活动，和进步同学一起上街宣传国民革命，宣传打倒贪官污吏、劣绅土棍，高唱革命歌曲“打倒列强，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齐欢唱……”有一次进行反基督教的宣传活动，揭露基督教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要打倒基督教。那时我县基督教叫公理会，正在兴起发展教徒，我们游行队伍路经公理会门前，一面高喊反基督教口号，一面上去把公理会的牌子砸了，吓得那些传教士都跑了。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反动军阀张作霖杀害，同时遇难的有20多人，其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悲愤的消息传来，人民同声哀悼，纷纷举行追悼大会。陕西省政府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也通令全省举行悼念活动，还印发了李大钊的油印遗像，介绍了李大钊的生平。府谷县在县城外大街的前桥戏台上举行了追悼大会，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和驻军的头面人物，许多团体的负责人参加了大会，戏场周围站满了群众，我手执红纸旗，和学生队伍站在一起。
      追悼大会由严述先校长主持。默哀之后，县立一高十一班学生、共产党员李士英介绍了李大钊的生平事迹和遇难经过。记得他说：李大钊同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革命，一生过着清贫的生活，他没有什么遗产，留下的只有一些书籍。当讲到李大钊被害上绞架从容就义时连说：“就这样完了吗？不会完的！”他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声泪俱下，全场群众无不为之感动。当他讲到军阀张作霖在杀害李大钊时竟说“什么人都可以放，唯独李大钊等20人不能放”时，群众义愤填膺，“打倒张作霖！”“打倒吴佩孚！”“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口号此伏彼起，响彻云霄。因前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暴露了他的丑恶嘴脸，所以会上也喊出了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口号。各界代表都在追悼会上讲了话，表示沉痛哀悼。府谷县长也讲了话，他是一个老官僚，无知无识，慑于革命压力，也表示同情李大钊的遭遇，说守常（李大钊，字守常）先生不幸遇难，本人深感悲痛等。
      会后接着宣布招收国民党员，凡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国民党政纲者，均可报名登记参加。我的一位表兄，平时好逸恶劳，是个二流子，他站出来打了一揖说，本人信仰三民主义，愿参加国民党为党员。台上主持人要他上台登记，经过审查没有接纳他，他很不高兴。我对我父亲说起这件事，父亲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徒，他说：“他是什么人？能参加国民党吗？”这时国民党的威信还是高的。这种招收国民党员的方法很容易使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入国民党。实际情况也是这样，许多投机革命的人混入国民党，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后来叛变革命的重要因素。
      时局在变化，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武汉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仍保持合作。陕西国共两党也保持合作，继续进行革命，但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之间的斗争激化起来。府谷县国民党内也出现左右两派之间斗争，主要是要不要遵行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右派诋毁三大政策，左派和共产党坚持三大政策。左右两派在一高开会争论时，我也参加了，是站在左派一边。当时在太原读书的府谷进步学生张国柱等正好回来，也参加了这一斗争。府谷国民党左派占了绝对优势，右派处于少数地位，而且他们的主张不得人心，理屈词穷，自感孤立，最后左派取得斗争胜利。但从此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因府谷地处陕晋绥边陲，交通闭塞，信息不灵，武汉政变汪精卫、冯玉祥相继背叛革命，宁汉合流，全国政局又发生重大变化，这些我们并不了解。
      1927年暑假，经严述先介绍，我到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去求学。绥德四师是当时有名的陕北革命的摇篮，校长李子洲和后任校长常汉三均是有名的共产党员，教员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培养出大批革命骨干，到这样的学校去学习，我是十分向往的。当时和我一起去绥德四师求学的还有高小的同学郝辅汉。
      我们离开府谷，带了严述先给绥德四师校长常汉三的介绍信，经保德、兴县、临县，过黄河到宋川堡，然后到达绥德县的义合镇。在义合镇碰到了从绥德四师逃出来的教员，他们说四师已被井岳秀部队查封了，常汉三校长也被捕了，四师不能去了。还碰到了税务局的霍维德，他也说不能去了。但我们求学心切，第二天仍然上路去绥德。不料走到三十里铺，看到大批的学生从绥德城逃出来，他们说四师已被解散了，形势非常不好，赶快离开吧。看来四师真的去不成了，我们只好又返回义合镇，我和郝辅汉商议，他去太原，我回府谷再想办法。

五、大革命失败后府谷形势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中。我回到府谷县时，这里形势也发生了变化，革命处于低潮，许多革命团体停止了活动。府谷毕竟是穷乡僻壤，虽然军阀井岳秀也搞“清共”，但不十分严重，党处于地下，仍未停止活动，第一高小仍为我们控制，许多府谷旅外进步学生潜回家乡进行革命活动，有的是党派回家乡工作的。其中有些是我的好友，他们带给我许多革命书刊，还有马克思、列宁、李卜克内西的油印像。我把这些领袖像挂到我家商店楼上，并附有马克思名言“不劳动者不得食”。我读了《共产主义ABC》《社会发展史》等书，很受启发和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更加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同学们讲到蒋汪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的罪行，更是无比愤恨。听说陕西著名的共产党人李子洲、刘含初遭到监禁和杀害，痛悼不已，觉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要革命就会有牺牲，而如何减少损失取得革命胜利，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我同好友在我家商店楼上经常聚会讨论这个问题和未来革命前途问题，认为不管当前社会如何黑暗，革命如何艰难困苦，但前途是光明的，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由于府谷统治阶级昏庸，县长是一老朽，没有政治头脑，只顾搜刮百姓聚敛财富，对政治漠不关心，这样便有利于我党的活动。特别是有些旅外进步青年，在当地教育界有点名气，很受县府尊重，说话做事很有影响，所以府谷党的活动比较活跃，成为半合法性的，公开宣传拥护总理的三大政策，宣传实行耕者有其田，建立工农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演文明戏。记得演过《“三•一八”惨案》，揭露1926年北京北洋军阀段祺瑞杀害陕西学生的事件，痛斥了段祺瑞摧残学生的暴行。所有这些活动无疑对府谷人民继续革命是一个推动。但在反动军阀井岳秀统治下，“清党”活动愈来愈厉害，府谷严述先等4人被捕，押解到榆林，经营救被释放。从此府谷党处于地下做秘密工作，直至在农村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党才在这个地区取得合法地位。
       1928年春，我考入了榆林中学。榆林中学是陕北最高学府，党的基础也很好，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虽然经过敌人“清党”，一些著名的共产党员被迫离开学校，但革命的力量仍然保存了下来。学校里虽然没有公开的党的活动，但可以看到党内读物，可以半公开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学生运动也比较活跃，经常组织演戏、讲演。我在榆林中学只呆了一个学期，这期间，我接触了一些共产党员同学，他们见我的言行、思想都很倾向革命，曾表示要介绍我加入共产党。但因在放暑假时家里要我去太原求学，从而失去了入党的机会。

人生的转折——加入中国共产党

      人的一生可能面临种种抉择，但最重要的抉择关系着一个人的一生走什么道路。经过几年的风风雨雨，目睹国家的混乱、民族的苦难，我下决心要跟共产党走，为国家和民族的光明前途尽到自己的责任。

一、加入共产党，实现多年夙愿

      1928年下半年，我到太原求学，因中学考期已过，只好进入山右大学初习，待下学期再考。这个学校是一个曾留学日本的杨某办的私立大学，其实只是为了赚钱，只要交上学费，不需考试即可入学。因此，有许多考不上学或误了考期的学生，便暂时入这个学校过渡。校址设在一座庙里，也有学生宿舍，住宿费比旅馆便宜。因此，有些学生纯粹是图居住便宜而入学的，也有的是以此为落脚点，寻找职业谋生的，我也在此住下了。学校的教员水平很低，听讲课还不如自学，加上学校管理不严，学生上学与否无人过问。因为我喜欢文学，便经常在宿舍里看小说。这个学校当时被人们讽刺为“野鸡大学”，我在这里混了一个学期，学业上没有什么长进，也没有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十分烦闷，寒假时便回到府谷。
      父母亲十分关心我的学业，多次催促我再次外出求学。1929年春，我再次来到太原，住在府谷会馆。这个会馆是府谷人集资买下来的，只要是府谷人就可以住（邻县神木县人也可以），住在这里可以不交房费，即使要出一点也很低，府谷、神木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也常住在这个会馆里。在这里住了一个时期，应同学相邀，我又搬回山右大学宿舍，继续复习功课，准备暑期考学。就在这一时期，我经同学介绍，认识了刘文蔚同志。
      文蔚同志是神木县人，上海大学毕业生，早期的共产党员，当时在山西搞地下工作，常来往于太原与天津之间。他的公开职业是做生意，租了太原马路旁的一间民房，柳条箱里装满了日用百货。我们相识后，经常在一起交谈，来往关系日渐密切，我看出他的谈吐非同寻常，便把我的经历和对时局的许多看法讲给他听。文蔚同志对我也很注意观察，经过一段时间，他对我有了更深的认识，感到我比较可靠，谈话的内容便从家常、历史逐渐转到形势和时局，他还给我一些秘密刊物阅读，记得有《真理报》等刊物。后来，他便叫我帮他在夜间外出散发传单，每次我都积极认真地完成了，他很满意。现在回想起来，他是在有意考验我。
      1929年7月的一天，他从天津回来对我说，他要离开太原，要我随他去榆次，有事要谈。我想：有什么事在太原不能谈呢？但从他的眼神看，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没有多问便随他到了榆次县。我们在榆次晋华纱厂的工人宿舍住下后，他才郑重其事地说，要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问我有何意见。我一听，非常兴奋，顿时想到几年来我虽然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接触了许多共产党员，但谁也没有直接提过要介绍我参加共产党。我那时认为，入党不是个人要求的事，是党的事，如果党认为你够了条件，不要求也会被接受的。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只是积极地参加活动，没有提出入党要求。现在，我长期的夙愿就要实现了，怎能不令人兴奋呢！这是一个永远难忘的夜晚。这天晚上，约10点左右，陆续又来了几个工人模样的同志，文蔚同志一一作了介绍，大家非常热情地与我握手。接着文蔚同志宣布开会，这时我才知道，今天开的是晋华纱厂党支部会议。他们先研究了当前的形势，讨论了工作，然后就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文蔚同志介绍说：“经过我的考察了解，高举同志对党忠诚，具备入党条件，我愿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志们互相交换了意见，表示同意，一致通过，接着举行了入党仪式。仪式很简单，但很庄严，我举手向党宣誓，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最后，我们一起小声地唱了《国际歌》。会议结束后，同志们和我热烈地握手、拥抱，表示祝贺，我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其他同志陆续走了，文蔚同志留我谈话，他除了给我介绍一些工作方法，布置和党联系的办法外，更多地是给我讲了革命的道理和如何做一个共产党员。听着文蔚同志的讲话，我的心里一直没有平静，真是心潮翻腾，决心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党叫干啥就干啥，永远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我们越谈越兴奋，几乎一夜未眠，直到东方破晓还不知觉。

二、考入铭贤中学，开展秘密活动

      我入党后不久，便考入了山西省太谷县铭贤中学，因考试成绩优良和在榆林念过中学，被转为二年级学生。铭贤中学设在太谷县东杨家庄，是孔祥熙办的教会学校。学校实行的是奴化教育，信仰基督教义、礼拜祷告。在这里，基督教徒吃香，非基督教徒遭冷遇。当时学校里没有党的活动，只有我一个党员，由于新来乍到，情况不熟，也没敢贸然行事。不久，党组织从太原派来一位同志与我联系，他叫冯天祥，是晋南一位老同志。见到党派来的人，我非常高兴，希望他能在学校中介绍一些关系给我，以便开展活动。但他告诉我，这个学校没有党的组织，同情党的关系也没有，要我自己视情况开展工作。他临走时，给我留下了通讯地址，要我和太原党组织联系。
      我是一个新党员，很缺乏党的秘密工作经验，要在这个沉闷的学校里开展工作，打开局面，谈何容易！我感到有一股压力，但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积极寻找机会，创造条件开展工作。我先是在同学中采取交朋友的方式，从建立感情联系到逐渐建立政治关系。我班有个同学叫贴继堂，是河北宁津县人，功课较好，喜爱体育。他对这个学校的奴化教育非常不满，我们相处颇好，经常在一起交谈、到图书馆看书读报，有时我有意识地给他讲点形势，流露对国民党统治不满的情绪，他不但没有异议，反而很赞成我的观点。还有一个同学叫史国声，山西人，思想比较进步。在对学校的许多问题上，我们看法一致，彼此之间增加了了解，互相帮助，结成了挚友。我便把他们两人作为党员发展对象进行进一步的观察、考验。
      1929年冬放寒假时，我经太原回家乡，与太原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党组织与我规定了假期联系的办法。当时府谷县只有一个邮政代办所，负责人胡文光是我的好友，党组织寄来的信件和党内刊物都经过他及时、安全地转给我。这时府谷县党的负责人是我的同学好友柴培桂，我和他们虽然没有正式的组织关系，但彼此心照不宣，他们的一些活动对我也不避讳。
       这年冬天，府谷党组织发动了打盐局、打厘金局的斗争，我也参加了。我县有个黄河大渡口，山西来府谷和府谷到山西的货物都必经此地。国民党当局看准了这个生财之地，设立了盐务局、厘金局严加把持，除运送的货物要纳税外，私人捎带的东西也常常被敲诈勒索。盐务局长和厘金局长还常常无故处罚船工、装卸工和搬运工，激起了广大工人的强烈不满和极大愤慨，许多市民对他们的做法极为仇视。府谷县党组织因势利导，发动了这场斗争。
      一天早上，愤怒的河工突然涌到厘金局门前，砸毁厘金局的门牌，然后蜂拥而进，烧毁了公文税卷，吓得厘金局长狼狈躲逃。群众捣毁厘金局后，在党组织的推动下，声势更加浩大，不仅河工、市工，就连乡下进城办事的农民也自发地加入了斗争的队伍。群众一齐冲到盐务局，抓住未及逃跑的盐务局长狠揍一顿，把他的大褂撕成几块，有的河工还抄起一桶水，把他从头到脚浇了个透，昔日威风凛凛的局长大人成了哆哆嗦嗦的落汤鸡，在场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感到出了一口气。为了把运动推向高潮，县委又带领群众队伍包围了国民党县政府，要求撤换盐务局长和厘金局长，但县长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面前早就吓得逃之夭夭了。
      这次斗争是府谷县党组织向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的第一次大的斗争，政治影响很大，震动全县，不仅捣毁了盐务局、厘金局，而且还取消了税收。由于当地驻军中有我党的同志担任军官要职，军队未出动镇压，没有发生流血事件，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后来，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勒令通缉“暴徒”，恢复税收，我也在被通缉之列。为了躲避敌人的通缉，我便返回山西铭贤中学。
      1930年上半年，我在学校里秘密成立了读书会，宣传新思想，逐步扩大影响，团结、争取更多的进步学生。这些活动，史国声、贴继堂都积极参加了，他们思想上也有很大进步，成为这些活动中的骨干。

三、跑交通，到天津

      在这以前山西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山西太原市委代行全省党的领导职权。我和市委负责人乔吉甫接上关系，他给我布置任务，要我利用暑假期间，到天津跑交通，给顺直省委送文件（当时顺直省委驻天津），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临行前，老乔同志给我详细介绍了接头地点和注意事项，交给我秘密文件和信件。到达天津后，我按照指定地点，住在日租界东方饭店，并当即把联络信发出。傍晚，就有一位操浓重北方口音的高个子青年来到我的住处，问我：“你是高同志吗？”我答：“是。”他便自我介绍是顺直省委直属党委的，接到我的信后便来联系，并说：“今天晚上有位小个子南方人来找你，你的一切活动由他安排。”说完他就走了。晚饭后不久，果然来了一个小个子湖南人，30岁左右，见到我后他说：“我是顺直省委交通科的，你第一次来天津，情况不熟，我先带你去认认路，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于是，我们从日租界走到法租界，然后到了劝业场。在劝业场分手时，他从怀里掏出一包用广告纸包的东西给我，嘱咐我待深夜后再打开看。他还一再叮嘱我，夜间若有人敲门，无论如何不能开，因为日租界很乱，流氓横行，抢劫、盗窍不断发生，外地人来此，必须小心谨慎，以防意外。尤其是我们身负重任，更要格外当心。我十分感谢这位同志对我的关心，但因秘密工作纪律关系，他没告诉我他的姓名，我也不便多问。后来才知道他叫肖明，曾留学法国，当时负责顺直省委的交通工作。
      我回到住处，见无人注意，便插好门，放下窗帘，钻进蚊帐，打开包一看，里面有许多小册子，全是中央和省委的油印秘密文件，有红军向中央的报告，还有铅印的《红旗》《实话报》等，其中有份文件是《新的革命高潮——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作为一名基层新党员，能够看到党中央和省委的文件，我非常激动，手不释卷，一气把文件全部看完。我愈看愈兴奋，越想越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虽然夜已经很深了，可我仍然兴奋得睡不着。
      第二天，肖明来通知我，说晚上在我房间开个交通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上海、北平、唐山、直南等地的交通，并将来人暗号、特征告诉我，以便识别。到了晚上，一个个地都来了，肖明也来了。开会后，肖明先讲了形势和会议要讨论的问题。会议主要是研究各地交通万一被捕如何应付敌人的口供。我准备的口供是到天津念书，其他人有的说是新闻记者，有的说是探亲的。经过审查，最后确定假若被捕，即按审查后的口供应付敌人。当时规定的纪律：共产党员被捕后，不能供出党的任何一个机关、一个同志，否则是不可饶恕的罪恶。确定口供以后，我们又研究了交通工作。那时党内交通很重要，上下联系全靠交通，交通一定要忠实可靠。由于白色恐怖严重，有时交通不能带文件，只能口头传达，这就全凭记忆了。
      为了保证安全，在天津期间，我换了几个住处。我要离开天津时，肖明同志规定我接头地点在法租界劝业场一楼，可在墙上划个“0”，另外还规定了通讯联络处，按通讯处来信联络。过了几天，肖明同志通知我，先不要回太原，留在天津参加7月16日反军阀混战集会，从中学习斗争艺术，以便传播，并要我和北平交通住在一起。当我和北平交通接头时，我才惊喜地发现，这个交通原来是陕北同乡、我的老同学崔逢远同志，他在法租界教堂后面赁了一间房子住着。我们几年没见了，感到格外亲切，想不到他也加入了共产党，并且一直做交通工作。崔逢远对天津比较熟悉，社会经验又丰富，和他住在一起，活动起来就方便多了，他不仅给我介绍了许多情况，还经常带我到市区去熟悉情况。我们的房东是宁波人，由于我们经常在这里开会，引起了他的怀疑，夜间有时还躲在窗户下偷听我们的谈话，我们有所觉察，再加上这家夜里常来些不三不四的人吵吵闹闹，我们怕住下去会发生意外，便又换了住处。按当时组织规定，每人每天可发4角钱的生活费。由于我家中条件好，父母以为我在外面读书，时常寄钱给我，所以我没接受组织给的生活费，而且来往太原、天津间的路费、旅馆费也全由我个人承担，这也算一个共产党员为组织上作的一点贡献吧！
      所谓7月16日反战集会，就是夜间由党员和一些革命群众在劝业场楼上散发反战传单，楼下面的同志趁机在街道上组织飞行集会，时间很短就结束了。随后，我准备回太原，肖明同志通知我，有位同志与我同行，等一两天一起走。后来才知道这位同志就是顺直省委派到山西的新任特委书记王青士。王青士同志是安徽人，当时只有二十几岁，高个子，很精干。一路上我们谈得很投机。到太原来，青士同志要我继续担任交通工作，并要我即日再返天津。他说，太原市委负责人乔吉甫不可靠，可能是布哈林派，表现极右，在太原没搞什么工作，要我将这个情况报告顺直省委。同时告诉我，他有重要情况报送省委，要我走时去取。我去取报告时，他正在与李志敏同志谈话，李当时做军事工作，后来被捕，成了我狱中老友。李走后，他开始起草报告，一口气写了十几张纸，然后折叠好，装进一个暖瓶里，一再嘱咐我：这是明写的重要报告，千万注意，别落在敌人手里。
      我自然明白此次交通的重要性，因此一路上非常警惕。幸好没遇到什么麻烦，顺利到达天津。我这次仍住在日租界东方饭店，一面发出联络信，一面到劝业场一楼划了“0”，以表示我来了。第二天，肖明同志便来接头，我将王青士同志写的报告交给他，并口述王对太原工作情况的看法，肖明同志要我在住处等候省委的回信。几天后，肖明同志来通知我：“根据你的年龄和条件，做团的工作为宜，组织上决定你不要再跑交通了，改做团的工作。”我表示服从。后我接到通知，到英租界的一所房子开会，原来这就是河北团省委所在地。屋里陈设简陋，只有几张铁床，床上没有被褥，只有几块布巾。团省委的负责人有小吴、小张、小徐等，不知名字。会议由小吴主持，主要讨论山西团的工作。当时山西基本没有团的活动，会议分析了开辟团的工作的有利条件，提出要在党的领导下，把山西团的工作开展起来。会议最后决定，由我担任“CY”（共产主义青年团）顺直省委驻山西特派员，并当即写了介绍信，把我介绍给中共山西特委。会后，省委又通知我，要我陪一位搞兵运工作的张民由同志一起回太原工作。见面后我大吃一惊，原来这个张民由就是赵宋儒，他是赵镈同志的堂兄，是我小学时的图画老师，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在京东丰润、玉田一带搞兵运。京东暴动失败后，流落到天津，找到了党的组织。这次组织上派他去太原，仍搞兵运工作。
      1930年下半年，正是党内立三路线盛行的时期，“左”的东西很多。我回太原时，中共山西特委已经根据上级指示改为“行动委员会”，青年团改成了党的青年秘书处，我便负责青年秘书处的工作。我去天津的时间虽然不长，回来后明显感觉到山西的党团工作有了进展，这主要是王青士同志到太原后，工作十分积极，抓得很紧的缘故。青士同志不但经常到工人中活动，而且自己起草传单，自己刻蜡板、印刷，也亲自参加散发。那时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散发传单，每逢节日、纪念日，我们就集中起来散发传单。为了使传单张贴得快，我们事先把传单的四边涂上胶水，张贴时用舌头舔一下，便贴在墙上了。
      青士同志的忘我工作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使我们这些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无不为之感动和钦佩。但他的脾气不好，性情急躁，特别是在当时立三错误路线的影响下，往往提出一些“左”的口号，采取一些“左”的行动。因此，当时有些工作表面看是开展起来了，其实根基很差。青士同志受立三路线影响，错误地过高估计了革命力量，他曾讲：“现在正处于革命高潮，群众普遍对国民党统治不满，愿意跟共产党闹革命，只要公开我们是共产党，就会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跟着我们干。”在这种不切实际的思想影响下，一些党员和革命群众做出了一些幼稚可笑的事情，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如山右大学学生刘文举（共产党员），执行立三路线很坚决，当三民主义教员正在讲授三民主义课时，他突然跑上讲台，大喊：“反对饭桶教员！这是共产党员，大家跟我来闹革命吧！”这一突如其来的大喊，一下子把教员和学生喊愣了，大家都莫名其妙。结果不但没有响应他，他自己反而被校警抓走了。国民党当局认为他是精神病患者，不是共产党员，真正的共产党员哪有当众宣传自己是共产党员的。大概刘文举这时也觉得做的不妥，便顺水推舟，装疯卖傻，几天后就被取保释放了。他被释放后便向党组织建议，这样发动群众起来革命的做法行不通。可是，在立三“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这个从实践中得来的建议不仅没有引起领导者的重视，反而被认为是吓破了胆，刘文举也被开除了党籍。还有一位青年党员柴涛同志，因对立三路线及山西特委的一些“左”的做法提出怀疑，而被认为是右倾，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后来柴涛同志随我到铭贤中学接受“考验”了。
      我当时对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认识不深，觉得有些同志反映的意见是对的，为什么领导上不肯认真研究一下呢？现在看来，当时党内的情绪不正像列宁同志批评的那样——是典型的“左派幼稚病”么？如果没有这些“左”的东西的干扰，中国革命少受多少损失啊！

四、任中共山西太谷县特支书记

       1930年9月，因我的暑期已满，需要回校读书（这时我还是在校学生），共青团河北省委又派人来接替我的工作。经山西特委研究决定，成立中共太谷县特支，由我任特支书记，以铭贤中学为基地，开展太谷县党的工作，并决定柴涛同志与我一起到铭贤中学，视情况可参加特支工作。行前，组织上还与我规定了通信地址和联络办法。
      根据特委的指示，我和柴涛同志一起到铭贤中学后，一面学习读书，一面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在做学生工作的同时，还要开展农村工作，因为铭贤中学设在太谷城外杨家庄，周围都是农村，便于与农民接触，有做农民工作的条件。对此，我和柴涛同志分了工，我负责学校工作，他负责开展农村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和考察，贴继堂、史国声二人进步很快，已基本具备了入党的条件，我和柴涛研究，决定由我正式介绍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在铭贤中学就有我们4个党员活动了。同时，团结在我们周围的进步学生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农村工作开展得不够理想。柴涛同志虽然结交了几个农民朋友，但通过进一步的考察，发现他们的思想基础不够好，对共产党没有正确的认识，而是冀望通过加入了什么组织而达到个人的目的。我们对此作了慎重研究，认为这几个对象不理想，便决定不再进一步暴露自己的身份，另外物色对象开展工作。
      寒假前一天，我忽然接到山西省委（此时山西特委已改称省委）发来的署名“全圣伟”（省委代号）的秘密信件，要我立即到太原去接受新的任务。于是，我向柴涛同志交待了工作，借故向学校请了假，便匆匆赶往太原。

五、到陕北抽调干部，参加省委训练班

      1930年冬，中央为了加强山西工作，将山西特委改为山西省委，任命刘天章为省委书记，原特委书记王青士调山东省委任组织部长。又任命魏文伯为山西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殷凯卿为省委组织部长、赤色工会主席，娄凝先为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后又任命谷雄一为省委军委书记。
      当时山西的形势是，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大战失败后，阎冯败军纷纷移往山西，山西驻军骤增，军费开支庞大，滥发纸币，通货膨胀，晋票贬值，抽号兑换现洋；人心浮动，社会治安恶化，尤其杂牌军孙殿英部军纪很坏，无法无天，谁也管不了，太原比较混乱。但这些部队中大都有我党的组织和活动，如驻防平定的高桂滋部早就有党的活动，而且基础很好。
      刘天章任省委书记后，很注意军事工作，一是组织晋西游击队开展晋西游击战争，这支武装后来开到陕北，对陕北红军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二是加强了高桂滋部及其他部队的工作，后来在高桂滋部发动了“平定兵变”，成立了红二十四军，可惜的是因领导失误而失败了。职工运动也有很大发展，太原兵工厂建立了我们党的组织。河东农民运动正在兴起。学校学生工作、团的工作也都有发展。据我所知，当时全省党员约有300人，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因此，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山西党的发展时期。
      我到了太原，按照省委的通知和规定的接头方法，与“老万”同志接上了头，这个“老万”同志原来是山西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魏文伯。魏文伯同志向我交待了任务，要我利用寒假期间到陕北去，和榆宁特委联系，调两个女同志来太原住机关。因当时职业革命者没有家眷，房子租不到，而且容易引起怀疑，有了女同志可以做掩护。那时，陕北党和山西党组织之间有横的联系，陕北党组织基础好，党员多，有不少女党员。魏文伯同志交待完任务后，把省委写给榆宁特委刘澜涛同志的介绍信交给了我，并由府谷县党组织帮助联系。
      根据省委指示，我回到府谷，与县委取得了联系，讲明了我的任务，委托他们将山西省委的介绍信转交刘澜涛同志。几天后，榆宁特委通过府谷县委转告我，决定派李回春、李丽春姐妹二人跟我去太原工作。李家姐妹是横山县人，共产党员，当时都在府谷县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在工作中，她们认识了府谷县委负责人李来宾和刘子安，李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县政府建设局长，刘是国民党县政府教育局长。李来宾和李回春、刘子安和李丽春均建立了恋爱关系。因此，李来宾和刘子安提出，要和李家姐妹一起去太原工作。我对此事无权决定，要他们请求榆宁特委来决定。后榆宁特委批准了他们的请求，这样我便带他们四人回到太原，向魏文伯同志作了详细汇报，魏通知我们，省委决定办一个短期训练班，要我们受训后再分配工作。
      就在我们到太原的当天晚上，魏文伯同志和河北省委秘书长吴华梓同志向我们传达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四中全会是1931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比立三路线还要“左”的错误主张，并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使王明等人在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对于王明等人鼓吹的“左”的一套东西，河北和山西一些老同志是反对的。吴华梓同志说，我们党中央现在被莫斯科派把持了，把老同志都排斥在外，很不正常。当时罗章龙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河北成立了“紧急筹备处”。山西情况也相当复杂，上级来人意见不一致，有的跟中央，有的跟罗章龙。但刘天章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服从中央。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山西省委改为特委，殷凯卿任书记，刘天章改任组织部长。这是因为中央决定在党内增加工人成份，党的负责人均由工人担任。但实际上山西特委工作还是由刘天章负责。殷凯卿同志是一位老工人，曾到苏联参加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他在党的经费困难时，省吃俭用，自觉捐款帮助党组织开展工作，当时山西党的经费很困难，幸亏天章同志社会地位高，朋友多，可以找朋友筹集一部分，凯卿同志把自己的工资都捐献给了党。再一个就是靠全体党员交的党费了。
      我们在太原参加了特委办的训练班。在训练班上，刘天章给我们讲形势、讲任务。刘天章是李大钊的学生，北大哲学、化学两个系毕业，是陕西共进社负责人，李大钊介绍入党，曾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当过学兵队长，大革命时期任西安《民国日报》总编辑，大革命失败后被冯玉祥抓住，礼送出境。冯玉祥叛变革命对共产党还算宽容，不像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个”。刘天章到河北省任互济会负责人，后来被派到山西任省委书记。他非常重视军事工作，朋友很多，于右任、邓宝珊都和他有关系，外号“小军阀”。这个同志很好，学问也大，他给我们讲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次经济危机，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举出大量数字来加以说明，使人听了非常信服。魏文伯讲组织原则、讲党章。殷凯卿讲职工运动。娄凝先讲团的工作。训练班原准备请来山西视察工作的北方局负责人贺昌同志讲课，但因贺昌到太原后，蒋介石得到消息给阎锡山来电，说贺昌带大批共产党到太原活动，使太原风声很紧，一下子抓了7个姓贺的，贺昌被迫提前离晋，未能进城。贺昌到上海，中央把他批得一塌糊涂，王明一伙攻击贺昌，说他怎么怎么坏。毛主席说过他倒霉时贺昌也倒霉。贺昌到瑞金当县委书记，干得很好，瑞金成了苏区模范县。红军长征时，贺昌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8月在江西会昌与国民党军作战时牺牲。陈毅军长曾写诗悼念贺昌和啸仙同志：

      训练班结束后，给我们分配工作，刘子安和李丽春分配到大同，李来宾担任山西至河北的交通，李回春住机关作掩护，我任山西革命互济会党团书记。原互济会负责人王美元，是邮政工人，改任组织委员。马玉章负责宣传工作。后来马玉章给杨虎城办通讯社去了，由李来宾负责宣传工作。

六、任山西革命互济会党团书记

      我任山西革命互济会党团书记后，没有再回铭贤中学。在这以前，铭贤中学爆发了一次学潮，主要斗争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基督教和学校的奴化教育，以唤起学生的觉悟。共产党员贴继堂、史国声和进步学生宋子成、潘启龙等，是领导这次学潮的骨干。学校当局依仗美帝国主义和孔祥熙的势力，对学潮实行镇压，美籍教员还动用了手枪对付学生，并准备将领导学潮的骨干和进步学生开除，后在社会舆论压力下，经过反复谈判，校方才将开除改为转到太原平民中学。我到太原时已将贴、史二同志的组织关系介绍给山西省委，因此，他二人到太原后很快与省委取得了联系，并在省委领导下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革命互济会是群众团体，国际上也有组织，中国的是国际组织领导下的一部分，主要是救济被难革命战士，也做贫民工作。王美元主持互济会工作时，主要做贫民工作，发动贫民到国民党省党部讨饭，大闹省党部。他工作还算积极，但经济观点不正确，一有事就向组织要钱，因此，组织上认为他负责互济会工作不相宜，要我负责互济会工作。
      开始我们受魏文伯同志领导，不久魏调北平，便由刘天章同志领导我们的工作。天章同志给我讲，革命互济会的主要任务是做被难战士的工作，做一些上层人士的工作。当时上层人物中一个是刘天民，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大革命失败后消沉了，在政界给军阀当幕僚政客，但他没放弃共产主义信念，相信共产党。他是发展对象，后来参加了互济会。还有一个是刘正平，也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了党，在政界活动，和国民党、共产党都有来往。1931年初刘正平到太原，太原报纸在“来晋出晋要人”栏目上登了消息，说他下榻正大饭店。太原两大饭店，一个是正大饭店，一个是山西饭店，这都是军阀政客住的地方。天章和刘正平是老朋友，知道刘在大革命失败后脱离组织，但没反对共产党，这个人是否可以争取一下，给我们办点事？他和马子敬商量，认为可以争取。子敬说，我去看看能不能争取一下，我相信他不会害我，我们两个也是老朋友了。
      马子敬到了正大饭店，递上名片，刘正平考虑再三，见还是不见？不见吧，是老朋友了觉得对不起，见吧，他可能还干那个（指共产党），对我活动不利，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见。两人见面后很热情，正平问子敬：“你在太原还有什么活动？”子敬说：“没什么活动，穷困潦倒，没办法。”正平又问：“你是不是还干那个？”子敬说：“不干那个干什么？天章现在也在太原。”刘正平一听刘天章在太原感到很惊奇：“哎呀！天章还活着？”正平很迫切地说。子敬说：“见可以见，但他现在很困难，穿得破破烂烂的，身份不同，怎么见？”正平说：“我马上开个条子，你到银行取钱，让他换换衣服。”接着，他写了个条子，从银行取出200块大洋，让马子敬带回来了。
      后来刘天章在太原市海子边见了刘正平。刘正平激动地对刘天章说：“大革命失败后传说你被害死了，早知你还活着我一定和你一块干。现在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的历史你清楚，我是坚决相信共产主义的。”天章说：“我知道，我们了解你，不然也不会见你。你先干互济会工作吧，组织问题以后再说。”正平说：“行，你叫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正平自见了天章后工作很积极，给王英、邢肇堂等老朋友写信联络，搞上层人士的工作。
      天章同志领导互济会工作后，特别强调救济被难革命战士、开辟山西国民党监狱政治犯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大肆搜捕共产党员，被捕的很多，如王瀛、朱志翰、赵秉彝、郭洪涛、郭挺一（郭巨才）、侯富山、王世盖、张文昂、杨高梧、邓国栋、王道新、时逸之等，有的押在山西第一监狱，有的押在陆军监狱。最早被捕的共产党人王瀛，是陕北神木县人，山西一中学生，很有才华，山西共产党负责人，资格很老，和彭真一起，他还是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负责人。他的夫人朱志翰，也是国民党员。王瀛又是省学生联合会主席，开大会讲话很受欢迎。1927年6月、7月间，王瀛、朱志翰到武汉汇报工作，当时宁汉分裂，汪精卫还没叛变革命，他们到武汉后既和陈独秀接触，也和汪精卫联络。他们汇报完工作后要回山西，时局已发生变化，赵尔陆劝他们参加南昌起义，他们没听，回到山西被捕。这事赵尔陆同志给我讲过。王瀛和朱志翰是由武汉返回山西路经崞县时被捕的，然后押解到太原。怎样处置，有两种意见：“老派”如赵戴文等主张争取不杀，因为王是才子，杀了太可惜，应把他留下来，还可以做点事；“新派”（蒋系国民党派）主张非杀不可，蒋介石给阎锡山也有公事，说王是共产党骨干分子，非处死不可。结果，1927年12月在太原新南门将王瀛处死。当时太原市都戒严了，怕学生和工人闹事。朱志翰被判了12年徒刑。在山西枪毙的共产党人中，第一个就是王瀛。解放后彭真谈起王瀛，问我：“王瀛家里怎么样？”我说：“那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家中情况我不了解。”
      怎样才能与狱中的同志取得联系呢？我首先想到的是关在第一监狱的郭洪涛、赵秉彝同志。这两个同志我并不认识，但他们的名字及事迹我听到不少，对他们很敬佩。郭洪涛又名郭惠卿，陕北米脂人，曾是榆林中学的学生，后来转到太原山西国民师范读书，在校发展党员，发展了个国民党右派，结果让这个右派告密，被捕了。还有受他影响的两个同志也被捕了。这两个同志是我县的，一个叫郝辅汉，一个叫高仰先，他们两个后来打保释放了。郝、高回到县上给我讲，郭惠卿这个人被捕后表现很好，敌人问他：“你做过什么运动？”郭说：“我身体不好，打篮球不行，打乒乓球还可以。”敌人说：“我问你做过什么革命运动？”郭说：“你讲清楚嘛！革命运动我没做过，我宣传过国民党，说我是国民党左派我承认。”所以郭洪涛是以国民党左派名义被捕的，判了七年半的刑。赵秉彝是保德县人，我们是隔河乡亲，大革命时期很有名，是国民党太原市党部委员，被捕后判了十八年，也很坚强。这两个人我都有好的印象，所以天章交给我跟狱中政治犯联系任务后，我便去找这两个人联系，通过他们打通与狱中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