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黄陵县  >  史料  >  纪略

      抗日战争时期，中部白区党的建设经历了创立、发展壮大、破坏、恢复四个阶段。

      中共中部党小组（临时支部）成立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部时局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其一，各界人民抗日爱国运动不断高涨，形成了以进步师生为主体的先进队伍，先进分子产生了建党愿望。其二，中部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民党军队、县党部南撤，八路军驻洛川地区部队（包括富县、洛川、店头、中部）在作抗日准备的同时，介入地方工作，主要帮助地方做好抗日后援工作和建党工作。在这种形势下，驻军副政委帅荣于9月在葛克俊家里发展了晁清芳、田德霖、葛克俊3名党员，指定晁清芳为负责人。中部白区产生了第一批共产党员，诞生了第一个中共组织。帅荣多次给他们辅导党的基本知识和帮助教育，转变了他们的思想，提高了理论水平。同时不久，驻军团部由葛克俊家里搬至老爷庙，葛克俊也逐渐消极，帅荣决定除名，组织不再与其发生关系。11月，晁清芳在学生中发展了第一个党员李士弼。同月，中共洛川工委成立，书记高克林。此时，八路军驻军部队决定撤离中部。帅荣找到晁清芳说明了情况：我们是军队，没有固定的地方，现在地方党组织已成立，你们以后和地方党组织联系。于是，部队走时，帅荣将晁清芳、田德霖、李士弼3人的组织关系介绍给洛川工委书记高克林。尔后，他们开始培养发展党员。

      中共中部党支部的建立

     1937年12月，郭景龙调到洛川工委工作，将中部数名党员、进步教师向高克林作了介绍。高克林即派郭景龙前往中部进行联系。来中部后与晁清芳共同将教师王绳祖、曹崇珍、马骥林、寇振中（后叛变为特务）、寇忠信，以及刚从西安学校回来的郑志健发展为党员。在学生中发展了宋伯乔、梁秀儒两名党员。寒假初，晁清芳、田德霖、王绳祖、曹崇珍、郑志健5名教师党员持着帅荣写的介绍信和新发展的党员名单去洛川与工委书记高克林接上了组织关系。过年前夕，高克林赶至中部，在黄帝陵柏树林里召集了5名教师党员会议，宣布成立中共中部教师党支部，书记晁清芳，委员田德霖、王绳祖、曹崇珍、郑志健。为了便于开展活动，利于保密，会议决定在学生中再设立一个支部，书记李士弼，委员宋伯乔、梁秀儒。晁清芳为两个支部的总负责人。
      1938年1月5日，洛川工委举办了支部成员培训班。10日，培训班结束，晁清芳、田德霖、王绳祖、曹崇珍、郑志健5名教师党员集体转正，实现了中部先进分子的夙愿。李士弼、宋伯乔、梁秀儒学生支部成员在店头八路军办事处作了培训。5月，党组织发展了一大批党员，有张好智、党树德、刘赐龄、刘树仁、张富礼、张甲录、郑帮杰、高霞、郭自富、兰忠厚、刘九龄、郭岱海、党增录、张俊得、郭志强等，党组织进入发展壮大时期。
      中共中部地方工作委员会诞生于1938年3月，党组织在手工业者中发展了李秉坤，注入了工人阶级成分。鉴于党员人数已发展到27名，洛川工委派郭景龙到中部，在城内西部的一个土窑洞内召开支部书记会议，吸收支委田德霖参加。郭景龙在会议上传达了洛川工委关于批准组建中共中部地方工作委员会的决定，宣布郭景龙为书记、晁清芳为组织委员、田德霖为宣传委员、李士弼为青年委员。由于原支部书记都变动，会议决定划分成立新的支部：城内支部，书记兰忠厚；田庄支部，书记曹崇珍；太贤支部，书记马骥林。并确立了北谷姚村工作点，由田德霖负责。
      工委成立后，主要任务是：积极领导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壮大党的力量。为了团结各阶层人民抗日，工委青年委员李士弼负责成立了“青年救国会”，组织学生学唱抗日歌曲，排演抗日戏剧，为组织教育民众起了很大作用。工委将抗日救国会改为由各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组成的“抗敌后援会”，在全县范围内形成全国全面抗战的大好局面。完全小学、中心小学成立了宣传队，由晁清芳、郑志健率领到东南原、隆太原进行抗日宣传，历时40多天，使党的抗日民族政策深入人心。工委还注重青年学生的培养教育工作，在完全小学成立了“学生读书会”，组织阅读《新中华报》《老百姓报》《解放》等报刊和进步书籍，引导学生走革命的道路。为了提高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工委一方面注意把党的骨干分子和优秀党员送到洛川工委、边区党校培训学习。至6月，共输送5批，30多人次，基本达到每人普训一次。党员从此懂得了党的纲领、性质、任务，提高了执行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自觉性、积极性。另一方面则以《共产党人》《党员知识手册》等刊物为教材，进行学习教育，使党的各项工作健康地向前发展。
      时至8月，党组织愈加发展壮大，党员人数已发展到41名。新发展的党员有：韦明海、刘生龄、吴建邦、张建中、孙继业、晁志林、寇振华、严育青、田俊山、雷志英、成俊华、郭志俊、王云章、郑松年等。这时，工委根据洛川工委的指示精神，成立了县总支，书记寇振中。在党组织的影响下，先后有王生枝、刘怀义、李建斌、李俊杰、刘树信、高霞等十余名学生进入边区，参加了革命，这种形势持续到年底。

      中共中部工委被取消的经过

      1938年虽然国共合作已建立，但国民党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反动政策。尤其中部县当局，为了加强法西斯化的一党专政统治，除继续进行反共宣传，还无理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合并两党组织，企图达到“限制异党”“国民党全民化”“溶共、消共”的目的。就在中部县工委刚成立不久，县政府集中起全县教师在完全小学举办所谓训练班，当集训结束时，县教育科长王殿卿按照县政府的旨意，当场要求“在职教师一律加入国民党”。给县党组织发难，手法可谓恶劣，心机实为狠毒。这不仅影响到教师党员加不加入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把众多的进步师生拦截拒之我党的大门之外。县工委为了照顾抗日大局，经请示洛川工委同意，17名教师党员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上级对这些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要求是：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积极为我党工作，不能做有损于党和人民的事。
      “七七事变”后，县中心小学、完全小学就已成为陕北公学、延安抗大的学生以及进步青年来往的门户。从1939年下半年起，国民党开始对其监视，常派刘国军、刘修甫进行特务检查。有些学生的进步书籍往往被收掉，过路的学生不时遭到盘问审查。
      1938年10月，田德霖、李士弼调入边区。12月，郭景龙又离开了中部。工委只剩晁清芳一人主持工作，党的力量削弱很多。这几个月里，正是形势急剧逆转时期。国民党蒋介石在日寇诱降、英美劝降之下，为准备投敌加紧了反共反人民的活动，连续秘密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等反动法令，公开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加以限制、打击和消灭。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为了控制地方行政人员的思想，加强特务训练，实现其“全党特务化、社会化”的反动纲领，开办了陕西省战时行政人员训练班。国民党中部县政府在这种反动方针的指导下，扩大特务组织，冲击抗日群团组织，扰乱群众集会宣传，撕毁抗日群众书写的标语传单，反共气焰甚为嚣张。并用强迫和欺骗的手法，抽调几名刚加入国民党不久的行政职业的共产党员去战时训练班学习，总支书记寇振中就是在战训班中逐渐蜕变的。这样就使中共中部工委的工作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和挫折。面对这种情况，洛川特委书记高克林于1939年春到达中部，在黄帝陵柏树林中召开了部分党员会议，决定采取收缩机构，把已暴露了的党员送进边区，其余转入地下的办法，坚持开展工作。原计划将工委缩小成支部，但考虑到党员数量大，因此决定继续保留工委，把原来的3个支部紧缩为小组。由于过去党内成分多系知识分子，所以特委决定面向工农发展。根据这一精神，工委逐步以田庄为中心开展工作，党员人数达25名。
      1939年3月，白色恐怖愈加严重。国民党县党部成立了反共的法西斯化的青年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为了控制青年运动，扩展组织，他们用“保证学业”“保证出路”“发奖学金”的办法来引诱在校、职业青年加入。个别党员迫不得已先后加入。8月，国民党省政府又把中部列为特种教育施教县，规定“曾受国民特务训练及格者，方能充任保甲机构工作人员”。以此手法消除、净化共产党的影响，致使不少党员、开明人士和进步分子从保甲机构中排挤出来。然而一部分党员为保职得禄逐渐消极。在严重困难的条件下，中部组织逐渐形成无作为状态，仅有刚成立的、由张好智负责的肖川联络点比较活跃。
      1940年2月，国民党骑兵第二师马禄部和陕西保安第一旅杨显部进驻中部、洛川地区。3月底，国民党董钊部38师包围了店头，接着向八路军办事处进攻。第一次反共达到高潮。
      初春，县立完全小学搬至田庄，学校师生党员纷纷走入社会，使县工委失去核心基地。4月10日，八路军办事处撤离店头，又使县工委失掉后盾。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县城只留少数党员保持单线联系，很少活动。5月，韦明海等5名党员在富延师范闹学潮被国民党逮捕关押于西安劳动营。紧接着国民党逮捕了曹崇珍和进步教师白毓珍。对曹崇珍施用下竹签、坐老虎凳等毒辣手段进行折磨逼供，惨不忍睹。6月，寇振中叛变为特务，向国民党省党部驻洛川办事处提供了中部地下党18名党员名单，县党部派特务准备搜捕。中部党员和进步人士陷入腥风血雨之中。
      9月，中共洛川地下情报站得知国民党在中部将捕杀共产党人的情报，立即派李士弼前赴中部，调已暴露了的党员和站不住脚的党员进边区，结果未达到目的。原因是：一部分党员已打入国民党政权机关，以“合法”的身份作掩护，坚持地下工作，有职业的已分散隐蔽；一部分党员消极悲观，苟安求生，部分党员向敌声明脱党。此时，党员人数降至30名，组织基本瘫痪。鉴此，李士弼找到张好智、杨先春、王绳祖、刘九龄、李秉坤等人，传达了上级有关指示：执行“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在形势逼迫下，可以加入国民党，但事后要向组织报告，对国民党只能应付，不能做有损于革命和人民的事情。月底，李士弼回到边区，汇报了中部的情况。边区党委根据中部工委书记晁清芳及部分党员不服从调动，个别党员意志消沉，白色恐怖严重，不利开展工作的实际，决定取消中共中部工委。对于较好的党员，采取个别联系。
      1941年2月，国民党省党部驻洛川办事处派特务佞盛负、王晖勤逮捕了晁清芳、梁秀儒以及进步教师刘儒珍。5月，晁清芳向敌自首，声明脱党。此后，中部一部分党员与组织失去联系，自行脱党；一部分党员政治上动摇，只有张好智、宋伯乔等少数党员坚持原地斗争，积极工作。

      中部地下活动的恢复和开展

      1940年2月，国民党几个师的正规部队聚居中部，给中共中部工委的工作造成极大的威胁。为了使党的工作不受损失，把斗争引向农村，洛川特委决定采取多种渠道、分头多线开展工作。3月，特委派李士弼到中部，主要任务在农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他发展了张跃林、田万生、寇桃红3个劳动者成分的党员。因“店头事变”发生，工作中断。原工委解散不久，上级又派李士弼以逃壮丁的身份，在毗邻中部县的富县大义区继续负责中部地下党的工作，半年后又调去作其他工作。1942年起，上级曾几次派李士弼、郭景龙、田德霖到中部试图恢复组织，都因国民党封锁严密，均未实现。至1945年8月，一部分党员一直处于“睡眠状态”；一部分党员以公开的身份谨慎地从事社会活动和社会工作，以灵活机动的方式同敌人展开斗争；少数党员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不顾环境恶劣，冒着生命危险，设法与组织取得联系，完成着特殊使命，从而使中部党的力量，再未遭到损失，为以后的解放战争积蓄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