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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

1932年12月初,当习仲勋领导富平西区群众分粮斗争深入发展时,中共渭北特委成员在富平县城内举行了一次事关渭北根据地前途命运的紧急会议。会后,渭北地区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为恢复根据地又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在此之前,中共陕西省委得知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向渭北根据地发动“清剿”并占据武字区消息后,立即派遣省委委员贾拓夫以渭北特派员身份到该地区视察工作。当贾拓夫到达武字区时,这里还处于国民党军事“围剿”的白色恐怖之中,特委的同志已被冲散,无法联系工作。贾拓夫遂转赴富平县找到渭北特委委员李冲霄、曾楚川、郑彦青和富平县党组织的负责人,先后两次召开紧急特委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渭北工作的决议,检讨了武字区被“围剿”前后的工作,宣布撤销李杰夫中共渭北特委书记职务,决定组成以李冲霄为书记的新的渭北特委。不久,中共陕西省省委委员杜衡在武字区特委扩大会议上传达省委指示,宣布渭北特委由七名正式委员和两名候补委员组成,金理科为书记。12月中旬,渭北特委再次召开扩大会议,宣布撤销渭北特委,成立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习仲勋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委员。

同时,共青团渭北特委改建为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习仲勋任组织委员,2月,继任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主要管辖武字区、心字区团区委会,机关开始设在县城南关,后移至省立第三中学。习仲勋任书记后不久,又迁回武字区。

习仲勋对于团中心县委书记的任职,开始不很乐意。他觉得自己在第三师范上学时,因闹学潮被捕关押,并由此失学,加之一些当事人还在三原,很不利于开展工作。但是,他还是服从了组织决定,在团中心县委“主要搞学运和兵运工作,在省立第三中学和驻三原的王泰吉部发展了一批党员”。习仲勋还在党的中心县委分工联系富平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有时也去富平巡视。

1986年7月,原中顾委委员、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张邦英老人曾兴奋地谈起当初和这位年轻的团中心县委书记一次会见的情形:“1933年初,我在杨虎城部队做兵运工作时回到耀县家乡。党组织指示我将情况向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习仲勋通报。我来到三原职业学校,一位姓曹的党内同志给我交代了会面地点和联络暗号。我按照他的安排来到县城东关的运动场。只见一位个头较高、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在场上踱来踱去,经过联系知道他就是习仲勋。我们便在一个秋千旁开始了交谈。我谈了耀县党团组织的情况和如何发展游击队的问题。习仲勋简单介绍了渭北的形势和当前任务。他话不多,但显得非常利索干练,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由此我们便开始了六十多年的战斗友谊。”习仲勋也对这次他们的秘密会面记忆犹新,时常向人谈起。

习仲勋任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期间,对他思想产生更大影响的是一位叫康和熙的人。

康和熙,是赵伯平的化名。赵伯平,1902年生于陕西省蓝田县,少年时代即投身于反帝反封建压迫的革命斗争。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蓝田特别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省委巡视员、省委候补委员等职。1930年秋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与刘志丹等同志一起开辟游击战争,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书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陕西省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共八大候补中央委员等职务,于1933年5月逝世。其时,习仲勋曾以《一身正气,满腹经纶》为题撰文称赞赵伯平:知难而不退,临危而不惧;遇险而不惊,蒙冤而不怨。

质朴的语言,是他对这位革命长者六十年漫长革命岁月感情沉淀的迸发。

1933年2月,赵伯平受省委派遣接替汪锋(时化名汪烈)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副书记兼管组织工作,不久任中心县委书记,化名周中开展工作。赵伯平颇为喜欢这位比自己年轻十多岁的团中心县委书记,并在实际工作中注意听取和吸纳习仲勋的意见和建议。习仲勋记得,赵伯平工作很有个性特点,尤其重视对党内同志的理论学习和思想文化教育。其任职伊始就把自己深入学习和具体运用过的党中央下发的一些文件,如《古田会议决议》《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经常抽出时间向党内作传达和宣讲,逐渐形成了惯例,几乎每天总要抽出一定的时间进行政治理论学习。他还结合渭北革命斗争的实际,和大家一起学习讨论党在南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战术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以及“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工作要领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简要法规等。习仲勋对这种学习和讨论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参加革命斗争七年中,他还没有这样集中时间系统学习过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每次学习和讨论,心头总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一天下午,赵伯平约习仲勋一起登上了县城东关的城墙。在春寒料峭的微风中,他们敞开心扉,交谈了很久,话题一直从渭北特委时期的工作情形,谈到了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下各地方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党的力量情况。他们特别认真地回顾总结了开展游击战争、人民反封建等项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赵伯平深有感触地说道,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今后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要注意克服甚至抵制“左”倾方针、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对武装工作方面的一些干扰。赵伯平深刻而富有远见的话语,给习仲勋以深刻启迪,以至于在经历了五十年沧桑岁月之后,他还深情地回忆道:“赵伯平对我帮助影响很大,他经常给我讲马列主义基本知识,讲中国革命的历史。那次在三原城墙上和我说话的神态,就像刚发生在眼前,令人久久难忘。”

3月,中共陕西省委调习仲勋回省委分配工作,派李尚勤接任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

习仲勋离开三原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逐步恢复健全了党和政权组织,重新组建了渭北游击队,成立了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继续开展打土豪、分田分粮革命斗争。8月,以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区域的渭北革命根据地再次遭国民党重兵“围剿”,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等人遭敌逮捕。渭北革命根据地的烽火暂时熄灭了。

渭北革命根据地距离国民党渭北统治中心三原县城仅三十里地远,离省城西安也只有一百里之遥,完全处于国民党统治区域之中。红军游击队既无精良武器和充足的弹药,在地理条件上又无高山大山川和天然险阻以抵御反动武装的进剿和袭击。加之当时党的临时中央出现了严重“左”的错误,“左”倾冒险路线和错误主张在党内得以推行,给革命事业已造成了全局性的危害,因而渭北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失败也就在必然之中。

习仲勋调离渭北时,这里的革命斗争正处于恢复和发展时期。他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最后结局。他同渭北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其他领导人一样,时值青春年华,对革命前途怀有美好的憧憬,在实际斗争中又充满了炽烈的热情和牺牲精神。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阅历不可能使他们对革命的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有更为清楚的认识和准确判断,特别是当“左”的路线以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决议形式加以推行的时候,作为党的下级组织和党员个人是不容易做到公开反对或抵制的。随着事物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思想认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若干年后,习仲勋写过一些文章,字里行间除充满对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深情回忆外,更多的是对这段历史经验冷静的审视和理性的思考。

1933年初,渭北苏区由于西面成立的泾阳游击队(苗家祥部)、耀县南三堡由张仲良同志领导的农民斗争发展了游击运动,而又恢复起来。这时从红二十六军也来了张秀山等几个坚强的干部,加强了渭北游击队的领导,开展了积极进攻的游击战争,并直接配合了红二十六军的行动,经过半年就壮大成为红四团。而这时的中共陕西省委仍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派杜衡来过一次,强调分土地,反对苏区同志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当时遭到了同志们在实际行动中的反对。到了同年夏天,在敌人六面“围剿”之下又失败了,此后渭北苏区再没有恢复起来。渭北地区是陕甘第一个苏区,渭北的武字区、心字区从大革命时期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武装斗争。渭北苏区的开辟为红二十六军的创建,为照金和南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造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培养了干部,输送了力量。

渭北苏区的斗争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为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渭北苏区长期的斗争中,可以看出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区是不能建立根据地的。渭北苏区位处平原上,四面都受敌人包围,对敌斗争要采取灵活的进攻政策,保守一隅是要失败的。而当时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坚持城市中心论,从夺取西安、三原等中心城市出发,反对所谓“上山逃跑主义”,在根据地不顾实际情况,强令分配土地,一再反对苏区同志的“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这种“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证明是失败的路线。



参见《习仲勋传》上卷第114—120页
《习仲勋传》编委会编
中共文献出版社

2013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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