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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先生在台湾的最后岁月

——孙万俊医生给屈武同志的来信

现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行医的孙万俊先生,二十多年前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担任内科住院医生时,与于右任先生过从甚密,十分了解于先生的晚年生活。最近,孙医生在美国看到屈武同志为《于右任诗词集》所写的序言和于老《诗词集》《墨迹选》即将在大陆出版的消息,兴奋之余,给屈武同志写了一封数千言的长信,详细记叙了于先生在台的落寞晚景和爱国情怀。今年四月十一日是于先生一百零五周年诞辰,我们征得屈老同意,特将这封信摘录如下,文中插题是本报加的。

——编者


牙根病并发肺炎终告不治


我深以为光荣地在于右任先生在世的最后几年,作过他老人家的医师顾问(顾问二字是我给自己加封的称号,虽无其名却有其实),且他老人家征询我、经我提出的意见多为采纳,其中最为我痛心乃是他老人家接受我的建议,竞造成无法挽回的恶果。事情是这样的:于公晚年经常为牙病所苦,不自主地咀嚼动作曾使口腔内粘膜为之咬破发炎,为此我时常劝他多用消毒水漱口保持口腔清洁。一日我突独出心裁,劝他老人家咬嚼口香糖,一则可有牙齿间缓冲作用,再则可收清洁口腔之功。他老人家听说是糖,随即拍手称快,乐为一试。老人家想是很久未尝过糖果的滋味了吧!我于是飞跑至街口,买回了几小包口香糖,并一再对他解说如此这般。看他老人家鹤发银髯,一片童心,急不可待地把糖放进口中,使我们在跟前的几个人亦深深受到感染而大笑失声。谁知这种口香糖的新玩艺于他老人家还是第一次尝试,待一会儿请他吐出来时,竟回答说已经吞了下去。万幸这次事件尚未酿成严重后果,剩下的口香糖再也不敢给他试了。

但牙痛病仍时常折磨着他老人家。经X光检视,发现上颚右后边的大牙下有一个脓肿,牙根已显示烂损迹象。牙科名医师会诊时讨论结果,一致认为应把病牙拔除,以求根治。记得这个决定颇使他老人家不安,因为他曾有几次痛苦的拔牙经历。最后,他老人家问我有啥看法,当时我竟毫不思考地轻易同意了牙科专家们的决定。他老人家也就不再坚持,让他们这样医治了。说来那一次的拔牙准备也是很周详的,可惜的是,拔牙前后使用抗生素也未能及时阻止牙根病灶细菌的扩散。这位坚强一生的可敬老人,终于抵抗不住强毒细菌的侵害,引起菌血症,再而肺炎,使他未能等到回归故土时日,眼见祖国统一强大的最后愿望实现而仙逝异乡。


千金一诺带病为我们证婚


说来说去,我还未自我作个介绍。我名孙万俊,河南人,刻下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作主任级内科医生。当年侍奉于公时,我尚是我国台湾省荣民总医院的内科住院医生,内人还是护士学院分配至该医院实习的护士学生。于公很为能有我们这两个“小朋友"高兴。他老人家在台十数年岁月,可谓终日郁郁不欢,沉默寡言,无限寂寞,而且十分厌恶官场生活,深以涉身政治是非圈为苦。这些是我看了他老人家最后几年的日记后作出的结论。

正由于老人的寂寞寡欢,每一见到我们,即拍手欢迎,留下我们与他一起享受一顿既宽又厚的宽面条,或是玉黍糁稀饭、肉包子。他老人家经常

我们谈个没完没了。他还教我俩写字,用钢笔给我们写诗,为我们写名字印制名片。我们曾从他的字纸篓里拣回不少珍贵的墨宝,当然,他老人家也为我们写了我们请求他写的字,这些,都成了我们的无价宝物了。

于公每次见到我们时即问我们:“啥时候办好?”意即何时结婚,并一再表示,一定要参加我们的结婚典礼。我们是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结婚的。我们结婚前一个月,特地去拜望他老人家,请他给我们福证。他即刻高兴地答应了下来。不幸在我们结婚的前一日,他老人家病了而且还昏倒过一次。哪想到他老人家在这种情形下还思念着我们。他特别请他的副手、继任“监察院"院长的李嗣聪靠毕代替讹桌为我们福证。万万没有想到而又最令人感动的是,在我们婚礼之前,他老人家由宋姓、方姓两位副官搀扶着来给我们道喜,在签名缎上签名并留下他那举世闻名的玉印,请李在我们的结婚证书上盖印章。仅是他老人家这种一诺千金的崇高品德,就可贵为万世师范了。


义愤填膺参加吴先生葬仪


说起于公的忠正诚厚高尚品德,使我忆及先生(按指屈武同志)在序文中提及的吴季玉家元先生。由于侍奉于公的关系,我曾与吴老有数面之缘,家元先生的侠肝义胆、豪杰风范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一九六三年秋,吴老遭到国民党军统局分子李裁法的毒手后,台府党报为了替李犯洗罪,曾大篇幅地对家元先生栽污,致使吴老在台亲朋好友裹足不前,更不说到殡仪馆致敬示哀了。当于公得悉家元先生遭难之后,随力排众亲友部属劝阻,即刻由副官扶至台北市极乐殡仪馆致哀,并以国民党元老资格,交代他在国民党政府中曾为他部属的军政大员,如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谷凤翔(军方的司令级人物),他老人家的陕西乡晚胡琏、刘玉章等,一定要为吴老主持公道,于是李犯方被绳之以法。为了此事,于公曾受到台湾军统保密局系统的猜忌与报刊的影射批评,而他老人家处之泰然。古道热肠,仁义风范,更会使他名扬千古的。


晚景凄凉  匣藏债据数张


于公在晚年曾不止一次对我与内人道及,他怀念留在陕西的夫人及爱女:“我好想念他们呀!”    于公晚年在台湾经济紧张之情,更使人感叹不已而心寒不止,于公幼儿来美留学,他老人家竟无法筹出旅资。为了缓解他的经济困境,在台的亲朋故旧张一寒、刘延涛诸公搜集了他老人家历年的墨宝,于一九六四年五月一日印出《右任墨存》一大册(其中包括辛亥以来陕西死难诸烈士纪念碑词,于公先伯母房太夫人行述,陕西靖国军董振五少将墓志铭,与大量唐诗及他老人家自己的诗词等,堪为于公书法之代表作),旨在销售筹款济急,事为蒋介石父子闻知,为避免不良影响,随悉数收购,未能流行市面,使此书法之大成不能为大众人民欣赏,实亦幸中之不幸也。

于公经年布履布衣,一杖在手,银髯拂面,实似仙人。他老人家那条宽布腰带中暗藏二十元钱的轶事,堪为一则趣谈。一日,他那位方国勋小副官把他的衣裤布腰带送进洗衣店后,他老人家发现他那张二十元私藏的票子未为取出,因而大为不悦,终至小方把宽布腰带找回,发现二十元票子仍完好无恙后,老人才开展笑颜。他老人家这种赤子童心,真态可掬的宝贵镜头,实乃大人物的小趣事也。

于公仙去之后,亲友们在为他老人家整理遗物时发现一小匣子,大家推想其中必有宝物在内。亲友故旧们随择日开匣示众,均分给子女以彰公允。匣开,豁然几张借钱收据出现:欠宋副官数千元,欠方副官数千元,如此而已,好像是他老人家最终对大家幽了一默,开了一个小玩笑。当然,于公的欠款都如数清还给了债主,我想假如我是债主,我会择欠条而拒受欠款的,前者乃历史凭证,它的历史价值何至千万倍于粪土物!至于匣内是否另有隐秘,就不为外人知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于公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日八时八分病逝台湾省台北石牌荣民总医院。仙逝后,我在他老人家的入室子弟、“监察委员”刘延涛先生家中,用了一整天时间,读完了他在台湾几年的日记,而且还摘录了一些。先生(按指屈老)于序文中说:“辞世前一年,于先生发出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的哀叹,此实乃于公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日日记之一段,故时间应为于公辞世前两年十个月差十四日。完整的原文应为:“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山要最高者,树要最大者……”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日记中又记到:“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于公特别在“亦可"边画了圈,可见乃不得已时行之,但是山要最高者(老人家在“高"字旁又加了圈,看他多么想在高处看家乡呀)。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天明作此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望(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实则以此日为于公遗嘱定稿之日。他老人家的羁台亲朋故旧们依此歌为老人办了丧葬,遗体暂厝于台北近郊最高之观音山上。四公尺高的半身铜座像,由台湾省人民登山协会会员们背扶上东南亚最高山玉山主峰,加山峰高海拔三千九百九十六公尺,使之成为四千公尺,于公可为东南亚最高者了。老人在天之灵,可以欢笑了。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五日写:“不知何故,当差的朋友多变心。”又写:“任官以才,从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六日记:“入荣民总医院。”少年不看书,老年欲看而不可能,可哀也。舢‘不看书者真可为愚人,并为文明时代之愚人,可耻。”人疑我有钱,是伤人害我。”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四日:“数日因事未看经书,心中不安。艄心平气和,万物皆眷。”(注:于公在一九六四年前后时常研读《圣经》)。“为胡宗南作挽联,轻重之间,实难下笔。”(老人深以胡之为害陕西人民不悦,想他老人家亦会为胡之不去抗日,听命蒋介石,一心与中共为敌而有意见,日记中未见到给胡的挽联,可能根本未写)。这一天老人又写:“圣经味淡,百读不厌。”

于公有两首题自像诗,甚为有趣:“逆风而走复盘旋,卷起长髯飞过肩;一怒能安天下否,风云会合待何年?”“骨相惊人事有无,江湖侠子万人呼;镜中忽现虬髯影,惹得儿曹笑老夫。”

我想,这两首诗很可能未列入《于右任诗词集》中。

十分可惜的是,我当时年纪幼稚,不懂事,未去珍惜大好时机,多去记载下来此一时代巨人的记述,以作自己进德修业之用!



参见《咸阳文史资料》第8辑第1—9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咸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200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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