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再道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遭到国民党守军的英勇抗击。之后，侵华日军开始向华北大举进攻。这时，我们四军和三十一军等兄弟部队，在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同志率领下，离开甘肃镇原屯子镇地区，进至陕西的三原地区进行整编。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即7月8日，我党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党的号召得到了全国人民和一切爱国军队的热烈拥护，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全国救亡的怒潮。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的逼迫下，不得不放弃其反动政策，同意我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国共两党经过多次谈判达成了协议。根据协议，将陕甘宁边区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后为正副总司令)，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辖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等三个师及直属部队。一二九师是由原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一部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不久改为政治委员)，副主任宋任穷，参谋长倪志亮。下辖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原来我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编为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参谋长耿飚，政训处主任苏精诚。辖七六九团(以原四军第十师为基础编成)，团长陈锡联，副团长汪乃贵；七七〇团(以原四军第十二师为基础编成)，团长张才干，副团长胡奇才。以原四方面军之三十一军编为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我为副旅长，参谋长李聚奎，政训处主任王新亭。辖七七一团(以原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为基础编成)，团长徐深吉，副团长韩东山，政训处主任黄振堂；七七二团(以原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为基础编成)，团长叶成焕，副团长王近山，政训处主任谢富治。陕北红军第二十九军、三十军及独立第二、第三、第四团和十五军团之骑兵团等部，改编为一二九师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和骑兵营等，编余干部和西路军归队干部编为教导团，团长张贤约。
部队整编后，党中央决定将三八五旅旅直及七七〇团、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和辎重营等部，留守陕北。刘师长率我们三八六旅和七六九团、教导团和骑兵营等九千多人，准备开赴抗日前线。
改编后部队换装时，还有一段插曲。当时，“换帽子”是干部战士议论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对大家触动最大的一个问题，不少同志一看到国民党军队戴的那个“青天白日”帽徽，就十分恼火。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许多同志的家园被毁，亲人被杀，成千上万的战友流血牺牲，无不和这一标记联系在一起。我们和国民党反动派真可以说是誓不两立，有着不共戴天之仇。为了抗日，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大家是拥护的，但是换帽徽，大家感情总扭不过弯来。有的同志说，你看，和国民党打了十年，现在我们倒变成国民党了!有的同志因换帽徽，竟抱头痛哭。许多同志虽然把帽徽换了，却把缀有红五星的八角帽揣在怀里，或装进挎包，留作永久的纪念。
我和同志们一样，在换帽子问题上，心里感到沉甸甸的，怪不舒服。除此之外，我比别的同志还多一份沉重的思绪。改编时，我离开四军，调到三八六旅(原三十一军)任副旅长，说句实话，我心里实在不愿离开四军。我和四军，真可以说是一起成长的。从黄麻起义开始，先是一个队、一个营，以后是一个团、一个师，最后发展成一个军。我自己则在这支部队，从一名战士一直当到军长，整整十年，我亲眼看到这支部队是怎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在这支部队里，许多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的战友牺牲了，有时一闭上眼睛，他们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我的面前。这支部队培养和造就了许多智勇双全的干部战士，成为中国革命的宝贵财富。我和他们之间早已建立起血肉相连的战友情谊。
记得1936年10月底，我率四军在甘肃靖远以东蒋家大道、宋家河畔一带沿黄河东岸实施宽大正面防御，掩护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任务完成后，上级命令我们向陕甘根据地转移。可是军骑兵大队执行任务没有回来，与我们失掉了联系。这个大队大部分是部队整编后编余的干部，许多还是鄂豫皖出来的老红军。中午接到撤退命令，我就派人出去找，等了两个多小时，还不见来。有的同志劝我：“敌人逼得越来越近了，军长，还是赶快撤吧。”当时我心里也很急，但还是决定再等一等。丢了这么多“宝贝疙瘩”，我这个军长算什么?我这一辈子恐怕也会于心不安。终于，太阳快要落山时，骑兵大队回来了，我高兴极了，立即带部队转移。刚上了山，就望见山下国民党军四路纵队朝黄河岸边开去……
可是今天，我就要离开和自己生死与共的战友们了。记得那天上午，我离开军部，去三八六旅报到。头天晚上，军部的几位同志在一块吃了顿便饭，聊了好长时间，互相勉励，共叙昔日的战斗友情。此刻，大家又来送我，一直送到村头，我上马而去。我是多么想回头再看看战友们，再看看部队驻地，可是又怕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头也不回地往前走。走了一会儿，我估计看不见了，便情不自禁地回头望了一眼，没想到，还隐隐约约看到了军部所在的那个村子。我的泪水顿时止不住落了下来。
到了三八六旅，见到陈赓旅长、李聚奎参谋长，都是老相识了。随后，又见到了徐深吉、叶成焕、韩东山、王近山等正、副团长们，他们也都是在鄂豫皖并肩战斗过的战友。看到他们亲热如故，我离别四军时的那种心情，似乎已成过去的事了。能和这些老战友在一起工作，也感到很高兴。
参见《陈再道回忆录》第221—224页
陈再道著
解放军出版社
200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