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三原学生救亡运动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很快发展起来，三原女中等校党员、进步学生对于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给予积极的声援。1936年11月，他们组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三原秘密小组。
“西安事变”后，彭德怀，丁玲等来三原，在三原腊八会上宣传党的抗日八大主张，三原女中部分同学在国文教师姚化晴的组织带领下前去听讲，会后与丁玲返校进行座谈，共进午餐。与丁玲同来学校的还有一部分儿童团的演员，给同学们教了话剧、生产舞、工人舞等。同一时期，三原在西安上学的部分同学组织返乡救亡剧团，团址设在女中，学校开学后，该团活动才结束。这一系列活动，对女中同学有极大的影响。1937年2月开学后，女中换了领导，校长王芸竹，她们都是进步教师，在这些老师的组织下，女中同学更加积极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团结抗日的民众运动在渭北一带形成热潮，民先队秘密小组的活动更加突出，积极发展民先队组织，同月女中民先队成立，由党员贺怀玉负责，队员有史青云、桃贞、蒙豆、韩如兰、郭秋云、王碧茹、桃秀英、蒙青、卢需开、刘德修、曹凌霄、门书兰、刘亚侠等。同年夏季，三原民先队员发展到300余人，即成立民先总队三原县队部，女中史青云、蒙青等任队委。1938年4月初，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和民先队西北队部决定成立民先队渭北队部，同月下旬，女中民先队部成立，刘静、蒙青等任队委。
女中民先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在队部的指导下公开活动。各班学习好、正义感强、思想好的同学都被吸收为民先队员，女中的民先队组织迅速扩大，学生自治会各项职能几乎全由民先队承担，在校内外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起到了积极的带头作用。
1937年10月19日，女中等校民先队、文协等在三原县城隍庙举行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共一千数百人，女中全体师生参加，其他各界妇女自动参加者近百人，陈静之老师主持，杨志杰、蒙豆等代表文协、民先队作了热烈的演讲。晚上配合流动剧团公开表演话剧、歌曲，市民、学生到会者5000余人，会场热烈悲壮，当日散发了纪念鲁迅特刊，张贴标语传单。
1938年2月的一天，三原抗协(西北青年抗敌协会三原分会)分子在国民党三原县党部的唆使下，翻墙进入三原三中，逮捕了四位进步教师，消息传开后，各校师生愤愤不平，在党组织的指导下，民先队组织女中学生举行罢课，女中派代表蒙豆与其他各校代表到国民党三原县政府请愿，提出不释放教师，学生就不复课的正当要求。在各校师生的抗议下，国民党县当局慑于各界的压力，不得已释放了四位教师。
深入千家万户，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她们利用课余时间，组织两三人的宣传小组，深入家户院落与妇女和老人拉家常，给她们读报、讲时事，募捐军鞋、衣物，收集废铜烂铁，动员适龄青年参军，支援抗日前线。动员能走出家门、店门的家庭妇女等读书识字。她们用晚上给妇女坚持上两个小时的课，学习抗日救亡的文章，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在街头、巷口、单位门前演出各种宣传抗日的节目，如史青云、蒙青等合唱《难女曲》《渔光曲》，跳《生产舞》。到伤兵营护理伤病员，为他们洗衣、读报、代写家信，轮流到分布各关庙宇场地流亡难民住处宣传抗日，帮助他们安排生活。列队欢迎孔从州、赵寿山带领的十七路军开赴抗日前线，接待宁波等地的流亡剧团，与他们共同排练节目。各班轮流分批到农村宣传。她们来去列队唱着“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让我们去上前线，我们没有什么牵挂，总会有留恋，学无止境，力求完善，要在工作中去锻炼……"有一次，他们到山东庄宣传，当东北流亡同学刘镇元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时，她唱的声泪俱下，场内外哭声一片，群情激愤。史青云、邢秀兰、贺怀玉等同学高昂慷慨的讲演激动人心，会场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1938年6月，世界学联代表团由西安去延安，返回时专程来到安吴青训班，女中等三原各校民先队组织同学去潼关迎接，在联欢会上，女中同学合唱的歌曲，振奋人心，博得中外同学、朋友的一致赞许。
1938年7月，在地下党员李屹阳的带领下，女中民先队在陵前宣传，受到群众热烈欢迎，一次演出中，突然下起暴雨，当她们回到住处时，群众已烧好水，生了火，供她们洗头、烘烤衣服，并送来干衣服让她们换上。
安吴青训班成立后，女中民先队组织同学到青训班参观。曾参加胡乔木同志主持的批判托派分子大会。慰问住安吴的伤病员，由史青云领唱《你们在为我们老百姓，为了千百万妇女儿童》的慰劳歌。贺怀玉代表女中学生向伤病员问好致谢。之后女中同学南修玉、刘德修、邢秀兰、蒙青、曹秀云、王秀云、刘佩兰、刘亚侠、房雨美、门书兰、刘静等先后参加了安吴青训班妇女连的培训、学习，有的由青训班北上延安。
由于女中校风，学风好，师生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因而引起了国民党三原县党部的注意，他们向校长提出警告，要求辞退进步教师，禁止学生活动，女中民先队在环境险恶的情况下仍坚持活动。1938年1 0月，国民党对外屈服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对内加紧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青年进步救亡组织进行破坏，由于政治形势的恶化，三原民先队组织的活动转入地下，女中民先队的领导人变动，原来的民先队员大部分相继毕业离校，女中民先队的活动也随之转入地下，活动逐渐减少。
参见《咸阳市妇女志》第216—219页
咸阳市妇女联合会咸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编
1996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