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伟
一、起义的时间和地点
当三原于1949年5月13日解放前夕，我没有和党组织联系上，只得将原县政府人员、警察局和自卫团撤离三原，开往户县大王镇附近，待机起义。5月23日，得知户县解放，我即派自卫团团附乔浩然前往县城联系。见了解放军第六军十七师杨团长，杨团长表示热烈欢迎。乔团附回报后，我于当日率所部在户县起义。
二、起义人数和枪枝
我由三原撤走时，率领官兵一千余人，因沿途逃跑，起义后交解放军改编时，只交官兵四百余人。交解放军武器有：迫击炮四门，炮弹三百余发，轻重机枪十三挺，长短枪四百余支，弹药四百余发。电报机一都，骡马五匹。
三、起义的主要负责人
县长兼团长石仲伟，副团长董风文(病故)，团附乔浩然，大队长姚永清(病故)，大队附祁有珍、李准西，中队长董拂尘等，县政府秘书姚西京，科长吉志发，石劲夫(病故)，陈子寿(病故)等。
石仲伟系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曾任国民党陆军第十六军上校秘书，三十八集团军总部机要室主任，陕西省保安司令部上校秘书主任等。董风文曾任国民党军队连、营长等职。团附乔浩然曾在国民党二十八师、十六军任连，营长和参谋等职。
四、起义的背景和经过
1948年下半年，全国解放战争取得了辽沈战役的重大胜利，东北大部分解放，我解放军挥师南下，对平津形成包围。此时经济南战役全歼蒋军之后，华北各线作战，捷报频传，开封、洛阳、石家庄等蒋军据点均告解放。在西北战场上，不仅全部收复了陕北，而且歼灭了胡宗南大半主力，关中地区的解放，已是指日可待。反动派已末日将临，惶惶不可终日。反动当局已派员到陕南侦察南逃路线。
当时我任国民党陕西省保安司令部秘书主任，与党中央调查部西安情报处赵和民同志有联系，他给我派有工作任务。10月下旬，三原县长出缺，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董钊派我连任。明知国民党已到山穷水尽，怎能去为它送葬?但又想到，多少年来，自己一直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做过一些工作，眼看革命形势飞跃发展，而自己身在反动阵营之中，十分痛苦。当秘书是个“光杆”，如能有点地盘，掌握些实力，便可在解放时，对革命多做点贡献。所以。临危受命，明知不可为而为，全是这种思想的指使。
11月1日，我到三原上任。约半月，中共关中区赵伯平、孙一军同志介绍张志林同志持亲笔函来同我联系，给我的任务是：
1.收集并反映本地区军政情报；2.维护地下党和进步人士的安全；3.安置地下党同志工作；4.维护三原北原通往边区的东西两条交通要道；5.架设电台，同边区实行电讯联系。
以上各项，除第五条因县府原存的电台年久失修，故障重重，几次运往西安修理，又以找不到可靠的电务员等原因未能做到外，其他各项，在半年内，均先后照办。如省当局对北原通往边区的两条要道，迭令严密封锁，我却密令防守该处团队夜间不许出城。并对属于要道地区的嵯峨、灵前、昔阳三个乡安置了地下党同志当乡长，使往来边区的人和贩运的物资始终保持畅行。
三原是国民党军事重镇，当时由陕北溃败下来的大军云集，征赋徭役十分繁重，我对各种“上级”的法令，均设法敷衍应付。尤其在这时，征兵补粮两项任务，急如星火，我总是用应付拖延的办法。先是主管征兵的西安团管区司令部以征兵不力的罪名，给我记大过二次处分。1949年3月间，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又以征粮不力的罪名，给我以撤职留任处分。
1949年5月12日深夜和次晨，三原国民党的驻军和专员公署撤至泾阳。此时，三原北原和东北乡一带，发现解放军游击队活动频繁。在此关键时刻，事不凑巧，同我联系的张志林同志，三日前去富平未回，使我无法与解放军接洽联系。我到三原仅仅半年时间，对于地方自卫团、警察局等武装力量，不能够完全掌握，并知道警察局长高延鼎是个军统分子，常常和我搞对立。国民党专署撤走时，留下一个保警中队，驻在县城内，名为帮助撤退，实是监视我的行动。傍晚时，听得解放军已迫近城郊，县城处在东、西、北三面包围之中，当时判断解放军晚上一定要进攻县城。胡宗南部撤走时，在城外近郊清河南岸派有两营兵力扼守。午间他们派人同我联系约定，我们撤走时通知他们同时行动。在此紧要时刻，如处理不当，就要发生一场流血战斗。政治关系重大，我将如何向地下党交待。几经熟思，临时决定，先撤出县城。晚上九时许，一面派人通知扼守驻军撤走，我即率自卫团、警察局官兵离开县城向南转移，午夜十二时，到达泾阳县三渠口。我所率人员和官兵近千人并未带给养，时值青黄不接，农村贫困，吃饭困难，又不能久留。20日到了户县大王镇附近。这时国民党陕西省保安司令部派在“秦岭守备区”的一名指挥官白云洁，以保安司令部的名义，打电话命我部立即开往周眉，听候调遣，我虚应一声，未予置理。离开三原，已七八天了，我们认为不能再向南撤。我即与县府科长吉志发(地下党员)商议，即派自卫团大队附李准西泅水渡渭去三原与解放军联系起义。李未回来前，我们即与当地地下党赵伟如同志接上了头，并商定，隐蔽在户县城西四、五里的农村，等待解放。晚间我即召集县府科长、自卫团、警察局有关人员开会，我鲜明地提出：
1.国民党反动统治，败局已定，覆灭在即。
2.解放军力量强大，势不可挡，胜利在握。
3.南撤是死路，唯一出路，只有弃暗投明，等待解放，才有光明前途。
征求大家意见，自卫团副团长董凤文表示同意，并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其他人也表示同意，唯警察局长高延鼎默不作声，经一再追问，他才勉强表态。高回部后，即加紧准备南逃，并阴谋派两名亲信持短枪潜至我的住处，企图对我行刺，因被卫兵发觉，仓惶逃跑。黎明前高带警察局二、三百人向户县以西，周至南山一带逃窜。(后在宝鸡南山被解放军歼灭，解放后高被镇压。)
23日下午，得知解放军开进户县县城，我即派自卫团团附乔浩然前往县城联系，见了解放军十七师杨团长。杨团长表示热烈欢迎，欢迎我们起义。投向人民怀抱。并委派我为龙汪第七支队长(杨团长是第六支队)，令我率部开至西宝公路要道户县涝店镇布防，担任对西警戒任务(当时户县以西尚未解放)，防敌窜犯。
26日，解放军十七师师长程悦长、政委黄振棠，派代表高琳、刘廷杰两同志持匾来户县，对我们表示欢迎和慰问。原函中有“贵部官兵，认清形势，明于大义，毅然走上光明大道，决心改造自己，为人民服务，至堪钦佩”等语(原函现存市统战部)。当时我以自卫团官兵素质不纯，有的思想混乱，沿途逃走不少，提出进行整训建议，得到准许，即日奉命开回西安西郊北窖头进行整训。当时程师长兼西安警备司令，驻西窖头。我们刚一住下，程师长、黄政委又派人持函约我们科连级干部便宴招待。原函有“久闻阁下深明大义，处处为民。此次来归，而以大白……为初会畅谈及与诸位和连以上干部洗尘”等语(原函存市统战部)。在宴会上，程师长、黄政委先后讲话，对我们走向光明、起义归来，表示祝贺。当日一野联络处处长李林初亦赶来参加。
数日后，我因患病发高烧，回西安治疗，程师长、黄政委又派人持函慰问，并送医疗费一千元。此时点查财产，尚有胡宗南发给买军粮的黄金二十九两，存粮三万七千斤，国民党三原县政府印信一颗，一并派原财政科长陈子寿送交三原县人民政府收讫。
五、起义后的安排
嗣经与程师长商妥，把我带的士兵，改编为一个营，属第十七师建制，原有人员和官佐，除个别离队回乡外，其余分送永乐店人民革命大学和王曲解放军西北军政大学学习。我在西安等待西北局分派工作，后任西北民政部秘书科长。至此我又回到党的怀抱，走上革命的广阔大道。
参见《国民党部队起义投诚史料选编》第171—176页
陕西省军区政治部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