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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发生，伪满成立后，他(于右任)对我说：“蒋先生这几年只忙于对内，对日本在北方的侵略全不经意。我在前一年即向他说，把溥仪、吴佩孚这类人长留北方，不是办法，应该请他们到南京来。国家花不了多少钱，却可免资敌用。他不听。到了九·一八前夕，事变日急，忽又找我商量，叫我派可靠的人去天津、北京活动。我派满族监委高友唐(弹劾汪精卫的提案人)去，他第一次到天津，动员溥仪南下，未有成果，第二次再去，溥仪已潜往东北。他到北京，吴佩孚表示徘徊。事后，蒋又淡然置之，说起来真是痛心!”

关于建都北京的问题，他说；“我一开始即主张建都北京。我认为民元中山先生主张建都南京，是为了对付袁世凯，暂时的策略。要是北伐成功就建都北京，把政治、军事重心放在那里对东北极易控制，对防止日本的野心可起决定作用。溥泉(张继)先生同意我的意见，又曾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可是他们不讲理由，说：“你们北方人总忘记不了北京，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抗战胜利后又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他也是有力的支持者。伪国大为了应付多数，决议将来迁都，当时就有人怂恿南京市伪参议会公开请愿反对迁都北京，一时闹得乌烟瘴气。

谭延闿病逝的消息传到上海，他无意中流露出了自己的真意。他说：“谭三爷死了，国家少了一个瑰宝。他是大轮船与趸船之间的一个棕球。”这是指谭有一定的缓冲作用，而他这样的喟叹也是对照自己，深有感触的。

在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前，与于氏比较接近的王陆一任中央党部书记长。代表大会期间，各方争权夺利，于氏离开南京到上海，王陆一站在汪精卫一边，丢掉了书记长职务，从此国民党党务为陈氏兄弟所把持，对国民党内部事务，于氏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以后他每谈及此事，总认为王陆一把他的计划搞坏了。又因陈氏兄弟日益跋扈，使他的态度更形消极。

在蒋介石不能继续当伪主席而另求人选时，于氏外表沉默，内心紧张。到了林森被推为国民政府主席时，他愤慨地说：“人家都说林子超是傀儡，实际上他连傀儡也不如，只是一张象片!”他这样愤慨是有原因的。据说当时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提了他的名，当场被陈璧君反对掉，所以以后他对陈极为不满，而他与汪精卫的矛盾也就日益尖锐。

有一次他去中山陵；感触很多，说：“我什么也不想了，只求混一口棺材”，说明他不能忘情于国民党的“国葬”。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鼎沸，北京、上海等地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大闹伪国府，砸了中央党部。这时汪精卫在上海与蒋唱对台戏，陈铭枢任京沪警备司令，为了对付学生，张道藩等要带卫队去镇压，陈铭枢要下戒严令。这时于氏在南京，力阻张道藩出动，张不听从，于氏即求见蒋介石，告以发布戒严令势必造成惨案，恰好汪等作藉口，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他的话虽制止了张、陈的暴行，但实际上是维护蒋的反动统治。

汪精卫到南京任行政院院长时，于氏仍任监察院长，两入之间的关系很不协调。汪精卫对日签订上海一·二八停战协定时，监察院提出了弹劾案。汪以去就相威胁，蒋派叶楚伧疏解，于氏愤而去沪，并宣称拟出国，表示不再去南京。但他对我们说：“汪精卫不了解弹劾案正是给他在对日外交上的有力支援，对他办理停战协定的交涉只有好处而无坏处。汪不了解，蒋太糊涂。他们全不为国家前途打算，反以我为对象，我还干什么！“后来汪精卫报复监察院的弹劾，利用伪政委会主席的地位，对监察院职权作出限制规定，从此他们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但于氏一生，在关键时刻，往往采取妥协态度，当监察院弹劾铁道部长顾孟余时，于氏核阅文稿，一再修改，意在留有扭圜余地。他说：  应该给对方留个空子，不要搞得太死了。”还有一次他问我和王觉民等：“前进不能，后退不可，应该怎样?”没等大家回答，他又说：“只有向旁边闪一步。”

杨杏佛在上海被刺，他内心交织着伤感与恐怖，对蒋集团不择手段的暴行，懔有戒心。接着蒋对胡汉民囚禁，对张继严斥，更使他不安。他曾说：“蒋介石的权力大过历史上任何帝王，这样下去，人人自危。”

蒋介石在江西指挥反共“围剿”时，汪精卫任行政院长；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不得不与汪妥协，因而，于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更恶化。

他对孔祥熙一向瞧不起。有次伪中央党部开常会，蒋未到，孔公然登上主席座位，这时他愤形于色，便拿着手杖离开会场。会后，何应钦等纷纷来看他，问他离开会场的原故。他说：“国民党还要不要秩序?孔庸之这种作法，我不答应!结果，孔祥熙来看了他一次，才在表面上缓和了矛盾。事实上，他曾说过：“我平生就讨厌左手托元宝，右手敲算盘的人。”

西安事变发生后，由于于氏与杨虎城有深切关系，因而前往潼关，为营救蒋介石出力。这时他怕张学良出卖杨虎城，也看到何应钦等别有阴谋，到潼关后接到杨电，不让他去西北，旋又因宋子文兄妹飞西安，他即返南京。他这样做，主要是给蒋集团看的，同时也表达自己对蒋坦白无私。

孔祥熙、宋子文在重庆先后当政，搞得经济混乱，民不聊生。监察院利用各方不满，将要对他们提出弹劾案，于氏先将原案面交蒋介石，刺探蒋的意向，蒋介石置而不理。他一怒之下，前往成都，表示坚决辞职。在成都住了数月，蒋派邵力子去“恳切挽留”，才回到重庆。

蒋政府迁重庆不久，于子望德夫妇由英归来，望德任行政院参事，媳胡英任中央银行专员，孙子乔治(在英出生)常在他的左右。抗战胜利后，次子仲岑夫妇也回到他身边。儿辈都有了安顿，使他放了心，但儿女情长，确也牵制了以后的行动。

于氏始终不满意监察院长这个地位。他的看法是：蒋介石为了使北方人不说话，才让他当这个角色，其次是想束缚他的手脚不让乱动。他常说：“打苍蝇也要受到限制，更谈不到打老虎了”。他打了两次“老虎”，便受了两次打击。总之蒋介石既要他得罪人，又要他勿冲撞他的亲信。他经常想跳出这个圈子，可是总没有办到。在这样的局面下，他为了表示清高，从不向伪政府函介一人，无法推却时，就运用间接而又间接的方法去介绍人，我有个时期不满意于氏在重要关头总是为避“举亲"之嫌而一言不发，致失时机，认为太不为自己人打算。他了解了这种情况，对我等说：“你们太不行了，我这条现成的龙，就看你们会耍不会耍!”

他不管到什么地方，总是各色人等，宾客满堂，风花水月，无所不谈，我等劝他爱惜精神，他却乐此不倦。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在会客时要少说话，多说是支出，多听是收入。你以后要学著多听，多收入点。”另4人也说；“于先生对人的谈话和提出的问题，少置可否。”我的体会，这正是他老于世故的深谋所在。

一九四六年，在重庆召开旧政协会议时，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当代表?他说：“蒋的胡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他不肯对我说实话，我为什么要插一脚。哲生去也好。“这也是他“向旁边闪一步”的做法。

一九四八年，在伪副总统选举时，他认为这一席应该给北方人。北方人只有他和莫德惠参加了伪选。后来他知道蒋介石全力支持孙科，他很不满意，并始终认为李宗仁别有用心。落选后，他有即去上海之意，但我等从旁极力促其成行，他又毫无表示。到傍晚，忽然独自乘车到各代表住处致谢。因此第二天他一到会场，竟赢得了全场的掌声，说他表现了民主风度。

在伪副总统竟选失败后，于氏受到派系斗争的威逼，又由于左右的怂恿，加上他对所谓“行宪”后的“民主”抱有幻想，因而一度对组织政治团体深感兴趣。当时指定我同田炯锦、谷风翔、何汉文等商拟名称和章程。聚谈几次，他又恐怕别人指责，有碍他一向标榜的“超然作风。同时，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日益陷于瓦解，他的兴趣冷淡了，组织政团的动议也就是无疾而终。

他对政学系索无好感，平时很少往来。张季鸾原为《民立报》的记者，主持北京《民立》，曾被袁世凯捕押，以后办了《大公报》，抗战后又成了蒋介石的策士。他有一次对我谈起张季鸾，说；“他已经与政学系合流了，精神上早离开了我们。”张死后，碑文由李元鼎撰文，茹欲立书册，送了一份碑文拓片给他，他连打开看一下都不愿。但在王世杰任伪行政院长时，为了减少监察院对行政院的麻烦，派于望德作哥伦比亚公使，却取得了他的好感，从而缓和了他同政学系的矛盾。

他对西北，尤其是陕西，时刻怀念。在靖国军及大革命时代，他两次回到家乡，因为政治上无所发展，就为家乡办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靖国军最后退到武功时，他曾向地方群众演说：“革命成功，我一定为武功办一个农业大学。”后来为了践履诺言，他通过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拨款数十万。办了一个武功农业专科学校，自己当第一任挂名校长。抗战前，该校改为国立西北农学院，直隶教育部。

其次，他以十余万元的资金，二十年的搜集，陆续收购到汉熹平石经一块和魏、隋墓志三百余方，因其中有夫妇成双的墓志七对，而名之目“鸳鸯七志斋藏石”。抗战前夕，他把这些藏石全部移赠陕西碑林，碑林为辟专室嵌陈。

此外，他在三原办有民治学校(中、小学两级)，在斗口村办有农业试验场，并规定农场收入充作民治学校基金。以后，他整理的标准草书，经中华书局印行，版税亦拨作该校经费。

他还研究地理，以“支那”二宇有侮辱中国之意，著文《中南半岛之范围与命名问题》，又著《太平海》，意在取消日本海，正名为太平海，从而自号日“太平老人”。

这些都反映了他浓厚的乡土观念，同时也是他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郁郁不得志，聊以解嘲的表现。

他常说他有中国西部民族的血缘，因为他的生母是随外祖由甘肃西部逃荒出来的。抗战胜利后，他去新疆。在乌鲁木齐，有天晚上对随行人员说：“我当初打错了主意，为什么要东向逐鹿中原，而不向西面发展。”从者应道：“您不是想当鞠灵凤?”(高昌国王，甘肃人)他说：“那又有什么不可以?”他的《望博克达山不能上》诗中有“幼作牧羊儿，老至天山下。  天山不可登，还须习鞍马”等语，就是这种胸怀的表达。

国共在北京和谈期间，李宗仁请他去北京，他把一切都准备好了，笫二天一早即将启程。当晚接北京电话，说黄绍弦、屈武来南京，他没去成。到了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伪立法院否决了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款，李宗仁从杭州回到南京，于氏知道国民党要放弃南京了，但到四月二十一日夜晚，他还没作出走那条路的最后决定，曾对留下末走的人说：“我该怎么办呢?”四月二十三日，何应钦在电话上通知他：江阴已失，火车中断。已为于先生准备好飞机，请于先生先到上海。”他到了机场，想起了张文白(治中)的家眷还没走，就派车子接了张夫人同飞上海。

南京解放后，他在上海住了三、四天。白天在丽都会客，晚问住在武康路家中。谈起去留问题，他问我的意见，我是决定不走了，并劝他也考虑一下。他说：“张文白、邵力子不在上海，我一到上海，陈良(当时伪上海市市长)即告诉我飞机已准备好了，只候我决定启程日期。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能作什么打算?”他初到沪，还没有走的决心，有人替他在闵行找了一所隐蔽的房屋，他没有采用。第二次同我谈时，他说：“你不走也好，他们很注意我的行动，我想先到广州去看一看再说。”这时他的次子仲岑夫妇和两个孙子已来上海守候，要同机南去，这也是他的一个牵累。当他上飞机时，武和轩同志曾在机场遇见他，劝他不要走。他说：“伯敏不走了。你的话同他一样。”并把向我说的话告诉了武。

据说，他到广州时，云南还未解放，李根源电邀他去昆明附近的安宁县住一些时。他复电准备去，但未成行。这证明他仍在徘徊观望之中，也可以说他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听说他最后到了香港，也是如此。这一阶段于氏脑海中，充满着徘徊、依恋、牵挂和恐惧的心情(怕蒋的特务暗害，一直是他多年来未敢告人的内心活动)。

一九四九年他离开上海到广州，谒黄花岗烈士墓，题辞云：“中原万里悲笳，南来泪洒黄花。开国人豪礼罢，采香盈掬，高呼万岁中华!”这表现了他即将离开大陆时的沉重心情。

民革上海市委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供稿。

（注：此稿是周伯敏逝世后被发现的遗著。周是子右任的外甥追随于氏左右多年，解放前曾任国民党立法委员、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解放后寓居上海，曾任上海带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