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俊峰①
1949年我任华阴县警察局长兼华阴防护团上校团长、华阴军警联合督察处副处长。在共产党的政策感召下，配合地下工作者同国民党反动统治者进行了斗争，为迎接解放大军、解放华阴做了积极的准备。同年5月21日，我毅然率部起义，兵不血刃，使华阴顺利获得和平解放。因之，华阴解放前夕，国民常军政活动我多亲历，对共产党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接触颇多，对其活动情况多有睹闻，加之解放后共产党活动公开，前后联系自感全貌昭然，构成这篇短文，疏漏和不确之处也许有之，供文史工作者参阅。
早在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代表全国人民的意愿，为了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毅然举行了扣留蒋介石于西安的震动全世界的西安事变（也称双十二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合作，组成了全民的抗日统一战线，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1937年7月7日，日本突然发动进攻芦沟桥（也称七七事变）迫使我国开始了长期抗战，至1945年9月15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止，为时八载，华阴处于国民党的统治之下。苛捐杂税、征兵征夫、派粮派款、派牲口车辆、派柴草木料，逐年名目越来越多，使农民负担日重一日。人们长年劳动才得一饱，叫苦连天。加之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主席蒋介石独谋一党专政，夺取胜利果食，使重庆谈判破裂，撕毁了协定，大肆进攻解放区，发起了内战，使人民经受八年的苦难。抗日战争后，也没有一时一刻的喘息机会，又开始了内战（即解放战争）。人民负担更加重于抗日战争时期。又加上反动政府的官兵租保甲人的敲诈勒索，胡摊乱派，拉兵拉夫，抢粮抢车辆，奸淫妇女，随意杀人，社会秩序紊乱，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物价日涨数次，人民无法生活，加之强盗遍野，行路唯艰，尤以青年人和贫苦农民对蒋政权恨之入骨，逃往边区者耳有所闻。白区（即国统区）人民日夜盼望解放，以求得活命。
1948年到解放，华阴仍处于国民党统治之下，渭河以北大荔、朝邑、蒲城等县都解放了，国民党军八十四师和陕西省保安第六旅，都退驻我县。又有地方部队——华阴县自卫团，尤以保六旅军纪十分败坏，不但抢粮草、砍树木，竟还拦路抢劫，明目张胆地在街道上抢粮物，打人骂人，残杀人命，其野蛮横行甚于土匪。
当时，国民党特务人员在我县活动十分猖狂，有国民党国防部豫西联络站王云大队住西岳庙内，身着便衣，横行霸道，到处捕人，到处抢劫，还有保六旅便衣队、伪八十四师便衣队、华阴警察局刑警队和华阴县党部以及各乡镇、各学校的区分部、各大路口的盘查哨，是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死敌。
当时西安以东我党地下领导同志刘帮显，长住华阴，先以小学教师做掩护，后以“太华火柴厂”会计的身份移住在厂内。此厂为地下党员所经办，厂址在县城东北，董事长是程俊佐，经理是王云霞，副经理为邓达九，都是共产党员，刘帮显住此较为安全，又便于工作。
那时虽有地下党员打入敌人内部，但多在行政教育、邮政、财经部门。中共党员程俊佐为参议会副议长，王云霞为县银行经理，张克文为邮政局长，薛广池、李豫章、孟究直等是小学教师，柳汉民仅是伪县政府的缮写，仅有一个人打入要害部门，对开展地下活动极为不利。
到1947年秋，地下组织决定根据统战政策，为了开展地下活动、保护地下同志的安全，必须使用有武装的人士。遂决定由王云霞、邓志良二同志写信约我辞去伪职回县。当时我在安康伪县政府任秘书，因县长去西安学习，代理县长职务。到1948年2月乃辞，回县，和王云霞、程俊佐取得联系，初到太华火柴厂任董事，后担任县政府指导员，搜集贪官污吏害民事实，并掌握他们对地下同志的迫害情况向上级汇报，向群众宣传，和敌人展开了夺权斗争。
为了达到抓地方武力之目的，多次控告警察局长赵捷彦（顽固分子）。因其兄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多次告密均未见成效。1949年2月，我和县自卫团大队长周辅臣密商，对赵捷彦进行恐吓驱逐，于一个夜晚派人给伪警察局长卧室掷进一颗手榴弹，在地面爆炸，赵经这一惊恐，遂自动去省辞职，地下组织乘机派程俊佐和我到西安利用关系，给我谋求华阴县警察局长职位。同年3月，我被派为华阴警察局长兼华阴防护团上校团长、华阴军警联合督察处副处长（韩予佩兼任处长）抓地方的主要武装，使地下同志的安全有了可靠保障。
此后华阴形势越来越趋于紧张，反共高潮越来越高，由于我和程俊佐、王云霞行踪不离，反动分子便向伪省党部、省政府控告我们三人有共党嫌疑，伪省党部派视察惠友三来华阴密查，在县城内南街张继武家住了三天，未和我们正面接触。回去后向伪省党部、省政府汇报：“程俊佐、王云霞、施俊峰三人共党嫌疑重大，火柴厂是共产党的活动巢穴。”伪省政府即按此情暗示伪专员张雅轩对程、王和我严加注意，华阴形势更加紧张。
国民党国防部驻西安特务督导员翟龙章不断来华阴活动，伪军251团在程俊佐村庄调驻部队一连，监视程家中的活动，我党地下党员多被监视，地下活动受影响。地下组织为了保证安全，利用程和我的社会关系，大力拉拢地方势力，为地下活动修筑“长城”，以便和敌展开地下斗争，便和县自卫团当时留县的两个中队长杨蔚坤（杨华枉人）、邓振明（橫阵人）、副大队长袁俊垒（白土坡人）取得了联系。（当时自卫团官乒）被调往西安修筑防务工事，又和太华乡长侯文哲（常里坊人）爵镇镇长张会亭，定远乡长程景伊（中共党员）也取得联络。我又和保六旅特务大队长程继述商定，和我们一起行动。又联络了有势力的在多旧军官，有孙炳璃（曲城人）、毋鸿奎（西玉家河人）、苏自发（三河口人）给他们以行动队长或突击队长名义，扩大了武装力量，通过活动，地下党掌握了武装力量达五六百人（枪），控制了地方武力。反动政府既恨又怕，逮捕无据，只能防范而已。为此反动政府多次召开防务紧急会议，布署防共措施，大逮捕的开始。
但是他们的历次会议，还不能不通知警察局长参加。是年3月间，张雅轩在华县专员公章召开联防会议，华阴有丁荣国（自卫团长）、邓振明（自卫团中队长）、刘子云（五里村夫水镇长）和我四人参加。回县后，我将会议将签联防反共情况汇报给程俊佐同志。邓振明、张雅轩会后和他密谈有关程俊佐的情况，也告彭给程俊佐。4月间韩子佩在西岳庙旅部召开紧急会议，有伪县长陈幼歧，警察局长施悸峰，新任自卫团长段子封，绅士杜蔚庭、卫奠若、吕省吾、周辅廷等人参加，布署了严密弓防及防共任务，让各乡镇、各旅社、游艺场所、各行业都必须设立情报员等措施，并加强盘查哨的巡查工作，严查行迹可疑的人。段子封一开口竟向韩子佩要杀人权，韩子佩没有答复，我抢先问段子封：“你刚到华阴几天，连情况还未摸清，开口就要杀人权，你想杀谁？”弄得段子封无言答对。韩子佩当时说道：“该杀的当然要报请上级批杀，我也无权给你杀人权。”这时杜蔚庭做了解释，辩论便结束了。会后我便把情况告诉了程俊佐。
后来华阴情况更加紧张，东路地下党领导人在二月间和家属离开华阴，程俊佐派程亦同志护送到解放区去了。
五月十九日下午，伪保六旅特务大队长程继述对我暗告：“韩子佩召集大队长以上军官紧急会议决定，因国军（指伪八十四师）业已调往华县，华阴情况复杂，遍地已成共产党，对我们（指保六旅）极为不利，今晚把警察旅消灭，在岳庙街放抢后，将部队拉向南山商洛一带。”程继述和我原是保定的老同事，早有一起行动的密约，我得此消息后，来不及到县上和程俊佐商议；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先集中兵力，以紧急命令调三河口、下营车站两分驻所及华山东泉店两派驻所和苏自发、孙炳璃、毋鸿奎三个队，岳镇公所常备队，全部连夜移驻岳庙街各商号前楼，然后主动去和韩子佩面谈防务，捏造假情况，对韩说：“据河防情报，共军在河北岸已集结有三千人，企图今晚渡河。”我又扩大事实，汇报了警察局的布署，说岳庙街上凡有楼房的商号，都驻有警察局领导的武装，楼上全部备有充足的手榴弹，仅四乡调来身带手枪的便衣就有二百多人，和警察局原武装共约六百多人（当时岳庙仅驻有三百人），如果共军今夜进街，两面楼上用手榴弹战斗，保证他们一个人也跑不掉。要求保六旅紧闭西岳庙大门，严守城墙自卫，坚决不要一个人出城上街，以免双方发生自相残杀。韩虽考虑了一下，曾提出要分防的意见，但结果总算同意了我的建议。这一下给韩一个沉重打击，打消了放抢的原定计划。但又觉察了自己的密会遭受暴露，对他的内部也不放心了，感到慌恐万分，省上又没有拨来给养，军队无粮，纷纷向他要粮，地方又不借给他们粮食，无奈便于五月二十日早上悄悄地带了一个底心中队，弃军逃上华山，把山上道人赶下山来，紧关山门，死守华山，妄想蒋介石卷土重来。
韩这一走，保六旅军队无粮，又失去领导，更加紊乱，在街上抢粮抢食物，我闻讯后，以军警联合督察处副处长身份（韩子佩兼处长）带队在街上制止。保六旅没有领导，不敢反抗，旅部副官主任郭锡钧和特务大队长程继述前来和我联系，请地方时维持他们的食粮，我即提出要他们听从地方指挥，他们答应后，才面请程俊佐由三杨村田粮分处暂借小麦五千斤，又命令该部移驻东原冯、迪家一待命。
由于伪八十四师西移，韩子佩又逃上山，伪县长陈幼歧更加恐惧，亦谋逃跑，又落个弃职潜逃罪，受到省上处分，又遭受瑚方责备，便于二十日中午在伪县政府召开紧急会议，企图交印逃走。当会声明：“现在时局十分紧张，我是外地人，又非军人，领导不走武力，欲到省上汇报工作，请选举一人代理事务。”我即发言，可由参议会接收。不料议员杨天槽、士绅周辅廷、丁荣国等提出异议，自卫团长段子封表示愿和县长与城共存亡。陈缈歧目的未达，便于第二天（二十一日）带伪县政府特务大队长杜福洪、独立队长杜盎忠带领士兵五六十人出县西门向南方向跑。杨蔚坤闻讯即报告程俊佐同志，程立即去追。到城南村西村外路上见到陈幼歧，劝其匣县。陈坚持要到五方村去，程为监视陈的行动，便吩咐杜福洪到五方村后和程景伊联系。下午王云霞、郭铭鼎、张克文、侯文哲亦先后赶到城南村。程一面派袁俊生、屈振山到岳庙和我联系，说明陈幼歧逃跑，和他们在城南的情况。我便让袁等转告程：命令杨蔚坤带队追捕陈幼歧，请程俊佐和全部人员速回县城，我随即来到县城。程因监视陈幼歧的任务已交给杜福洪了，再未派人去追陈幼歧。不料到五方村后陈幼歧却弃军携印潜逃了。程俊佐、王云霞、郭铭鼎、张克文等同志和杨蔚坤、侯文哲、袁俊生等人一同撤回县城；我与张会亭、孟日仁、孙炳璃、施蔚峰等人带队亦由岳庙到县会面，一同进了县政府，共同研究决定：首先由程电话通知各机关乡镇宣告华阴已和平解放，命其不可乱动，准备粮草，支援解放。接着程、王，郭、张和我研究决定：成立华阴人民的新政权——“中共华阴工作委员会”由程、王，张、郭为工委，郭为主任。同时成立了“华阴县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委员有程俊佐、王云霞、张克文和我等，共五人。
治委会连夜进行紧张的工作，筹备迎接解放军，并支援解放东西邻县（华县、潼关）等事宜，其具体分工是：程领导全盘，负责联系各乡镇，并动员邻县起义；王云霞负责财经后勤；张克文负责交通联系火车站。我仍兼任公安局长，负责治安，联系商会刻制印章，张贴布告标语。并联系保六旅起义（派许克让去送信联络，该旅全部逃往南山一带）；刘敏达筹备给养，管理伙食；盂目仁、袁俊生书写布告标语；由程毅、曹应同志去河防给解放军送信，迎接解放军并带路。
五月二十三日清晨，警士给各街镇张贴了毛主席的三大主张，八项约法布告，和治委会宣告解放的安民告示以及欢迎解放军的标语。又让商会会长刘子英在岳庙商会大院召开了商市民大会，程俊佐同志宣告，华阴已于五月二十一日和平解放。王云霞同志讲了边币折合的使用办法。我讲了地方治安，命令商人照常营业，不许关门停业，并准备酒桌鞭炮、开水，迎接解放军。至十二时许，大荔分区司令员杨拯民、东岳部队马总队长带先头部队一个连在人群欢呼鞭炮齐鸣的声中来到县城和岳庸，稍事休息便分头执行任务去了。
华阴人民久受反动派的压迫剥削，饥饿难忍，反蒋情绪特别高涨，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贯彻了党的统战政策，发挥了统战的威力，使华阴一枪未发，于1949年五月二十一日实现和平解放，使华阴人民重见天日，永远摆脱了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压迫和残酷剥削，人人欢欣鼓舞，投入建设新中国的高潮。
【注释】
①本文作者施俊峰先生系华阴县康旗营人，解放前夕担任国民党警察局长。现为华阴县政政协常委。
参见《华阴文史资料》第2辑第15—28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华阴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9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