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贵
《府谷县志》民国版本中最后一个栏目写道：“李维翰，清朝，字失考，武家庄乡园则辿村，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科武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笔者曾和李举人的儿子李树标（又叫李铁毛）一院居住，已八十岁高龄的家父还认识举人，因此对李维翰之事大概了解。
光绪皇帝是1875年登基的。如此算来，李维翰是1897年中举的。一年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北京举行“公车上书”。几年后，西方的坚船利炮，使大清王朝江河日下。冷兵器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选拔人才寿终正寝。
府谷旧城，高耸山巅，城墙下临深渊，峭壁之下就是汹涌澎湃的黄河。《府谷县志》记载，府城由宋以来，塞上边关战事频起，府人尚武之风经久不衰。
城南八十华里，地处黄河边上的一个小山村——园则辿，峡谷更加陡峻，黄河水流最为湍急。早年间从外地迁来的一家李姓大户，家资日益丰厚，计有弟兄三人。三人均在黄河上撑船贩炭，都是河路上的好把式，由于诚实守信经商，家业发展极快，弟兄三人从未分家立业。这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每当木船顺流漂回园则辿，二十八口人的大家庭站在黄河畔上欢呼雀跃。
园则辿虽说是个小山村，但有一条骡马大道连接秦晋，南来北往的顺流逆水的炭船空船，东出西进横渡黄河的渡船，都在这里停靠着。货物成天堆积在河畔码头上。李家和别的人家一样，修建了自家的店铺字号——“万盛常”。
在李太夫人的主持下，李家用河路上挣的血汗钱，在武家峁、杨家峁等周边村落购得好地几十顷。这样，男子在外地跑河路搞贩运，女子在家种田雇短工，十几年下来，家资颇为殷实。
李太夫人的孙辈有六人，这六个孩子在李家长辈的辛勤抚育下茁壮成长。为了六个孩子有出息，李家特意在黄河对岸的山西省，邻村白家峁，聘请文武教师各一名，另择一院，设立家塾。
李家又修了一处大院叫“兴盛旺”，六个孩子一边学文，一边练武。几年下来，皆有长进。其中学有所成的一文一武两兄弟最为出色。学文的叫李维宾，以文章词赋进学——考中秀才。有主考官赐予的官服——銮衫顶戴，上绣“乡引其宾”四字，作为一生的荣耀。
学武的就是李维翰，家父说，维翰小时生得方面大耳，虎背熊腰；更兼膂力过人，武艺超群；是天设地造的一员虎将。更为让人吃惊的是，虽说生在富贵之家，但无骄逸之气。每天凌晨四五点起床，跟先生练功，非常用心。武术教师是邻村白家峁的，功夫十分了得。
据村人说，在“万盛常”店铺院中现在还有维翰小时候练功的长条石。这石条有三百多斤重，练功的时候，先做一些预备动作热身——大概和耍把卖艺的一样。进入状态后，维翰蹲下来，由两名家丁把石条抬在维翰的膝盖上。石条搁在两个大腿面上，维翰把家丁递过来的大刀运转如风，当然不能手软，手软了大刀也许会伤及自身。有时也把家丁递过来的弓箭，自行弯弓搭箭，瞅中靶心，练习射箭。
维翰用的实战弓是用铁胎、犀牛角和竹子皮绑缚而成，弓弦是宰牛时抽出来的牛腿坚筋，没有功力的人根本上不了弦。据说，先要把弓箭弯过来才有更好的弹性，一般人根本拉不开这张硬弓。山西一位臂力很大的壮士来到他家，适逢维翰不在家，就把他练习的弓箭从墙上取下来，自行弯了弓，搭箭试射。家人劝阻无效，此人狂喊：“凭我的力气，就不信拉不开个弓。”当时此人拼命往开拉弓，弓半开后再也拉不动了，只说憋得肚子疼。维翰回家后，家人告诉了此事，维翰大叫一声：“坏了，这人拉烂香油了。”意即由于用力过猛，撕裂了胸腔内的脂肪。在那时无现在的西医手术，不久传来凶信，这一壮士由此一命呜呼。
武将之所以能拽弓百步穿杨，原来是千日之功，是从小练就的童子功。常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原来大将要有从小练就的硬功。人长大后练武，功夫不会很到家，一般只能作军队中的小卒了。
李家为了让维翰科举高中，养了专门的马匹，供其练习骑射。每天凌晨，在白教头的指教下，维翰骑一匹黄骠马，到离村子不远处的黄河漫滩——黄草滩，练习战斗功夫，上马时要穿铠甲。据说这铠甲是由生牛皮、铁片等物制成。穿在身上，丁零当啷响。不练武打仗，谁会穿这几十斤重的“衣服”？李家家中十八般兵器就放在演武厅里。为了练习臂力，采用的是插盐瓮的办法，刚开始在盐粒瓮只能插几个指头，后来能把一只胳膊插进盐粒瓮中。
多年的勤学苦练，再加上白教头指导有方，维翰终于练就一身好武艺。二十刚出头，就中了武秀才。接着参加了三年一试的省城乡试。从府谷出发维翰与家丁走了二十多天，赶到西安，参加武举考试。先进行笔试，当时的武举考试，并非只是擒拿格斗，也要考文章表达，考察作为将领运筹帷幄、带兵布阵的能力。正式比武，最激动人心。射箭、马背上交战，才是核心。维翰一路过关斩将，取得优秀名次。
发榜之日，一报，二报，三报，省县衙役快马加鞭，前来报喜。李家为此曾做了一个有六百人参加的大型庆功宴会。仅那个现在还完好的木质匾牌，两个木匠做了整整一个月。文革时，李家不敢保存这些“四旧”，所存遗物大多毁坏。仅有那个大匾牌，原来悬在李家的大门正上方，后来，改制成一扇门子，安装在一孔石窑上。这个匾牌雕刻了二尺见方两个大字——武魁，落款是“光绪廿三年”。
维翰高中后，陕甘督府随即发来上任重用调函，让维翰带兵把守榆林镇北台，维翰没有去。对此，众说纷纭，但终究是英雄失了用武之地。
后来，维翰带的船队在佳县白云山赶会时，与当地人发生了冲突，先是打起了群架，接着发生了械斗。当地人把他们这些外县来的“河路汉”打得无处藏身。有不少船工跳入黄河游往河对岸，向山西逃生。此时维翰赤手空拳上去，在一个正举着木棍的大汉头上抓了一把，就把那人的脑瓜皮给抓裂了，鲜血直流。维翰接着操起一把大砍刀，吓得对方几十个年轻大汉夺路而逃。维翰凭借自己的武功平息了这次大规模的打斗事件。
快到解放，维翰带领船队往返蒙晋陕做甘草生意时，中了对方的奸计。接收下的十二个大元宝，全是外表镀银的锡铁圪蛋。这假元宝有两个还辗转到我父亲的手上，曾被我长时间把玩。
维翰精明一世，武艺超群，在晋陕蒙黄河两岸有极高声望。他和别人在县衙打官司，县太爷还得赐一把椅子让他坐在公堂上，对方却跪在地板上。晚年被人诈骗，让他悔恨交加，卧床不起，直至去世。他没有看到新中国解放的曙光。
维翰使用过的兵器——十八般武艺中的刀、枪、箭、戟、锤、钺、斧、叉，他家后人一直保留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被抄家的红卫兵损毁，我亲眼见过散落的竹子做杆的利箭。
参见《榆林日报》2012年4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