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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登阁（1893—1946年），字相臣，府谷县黑山村人。少时曾中晚清秀才，民国初年于榆林殖边学校毕业后，先后就读于北京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保定讲武堂炮科。讲武堂毕业后返回府谷，筹建民团，任府谷民团团长。供职不久，因坚持革新，主张正义而每每与守旧官僚政见不一，特别是拒不与大豪绅甄某等哥老会头子为伍，便弃职出走河南，任国民革命军高桂滋部炮兵营长。一年后因事返回陕西，先后出任佳、米、绥、清、吴五县禁烟局长、府谷县建设局长。又因怒打侵吞教育经费的前府谷教育局长吴某和贪赃枉法的县警察局长苏某，被县政府关押刑讯。后越狱转赴河南开封，面见冯玉祥将军，张先生魁梧的身材和文武兼备的才能，加之刚直不阿的秉性，深得冯将军赏识，即放任河南安阳县（一等县）县长。张先生上任后积极推行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的新政，纵有豪绅恶棍的百般阻挠和刁难，亦毫无畏俱。一次，因修路拆毁了一个土豪家的墓碑，张先生被其上告。不料省里来员处理此事时竟与原告串通一气，竭力维护其恶霸行经。张先生向来心不容邪，便挥拳怒打省里来员。这一打，反使有理成了无理，张先生因之被免职调省查处，后虽昭雪，但却改任了林县（三等县）县长。上任不久便辞职返府，出任府谷县财政局长。任内，不时与当地的贪官污吏发生摩擦，一次，榆林镇守使井岳秀向府谷摊派公款三十万元，张先生坚决主张其款的一半由县内富商豪绅负担，并责令限期如数缴回，因此激起富豪乡绅对他的极端仇视，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先是收买雇用数十名打手高呼“打倒张登阁”的口号冲到县政府公堂欲痛打张先主，在史县长等众人的喝令下未遂，继而罗织罪状多次上告，终因这帮豪绅财多势众，加之设法贿赂上峰，张先生以莫须有的原因被免职。随后，他前往方振武部队，参加了著名的喜峰口抗日战役。不久，方振武，吉鸿昌在张家口创建抗日同盟军，张先生出任同盟军第一师师长，率部参加了收复日伪军占领下的察北重镇多纪的著名战役。当时抗日同盟军得不到蒋介石政府的承认和支持，物资经费异常奇缺。张先生出于一腔爱国热情而慷慨解囊，毁家纾难，将自已多年的积蓄及变卖所有的金银首饰，总计三千余元，全部捐献给抗日同盟军。后来，同盟军被蒋介石武力解散，张先生等高级将领被扣押于国民党北平行营宋哲元总部，不久被遣返原籍为民。 
      张先生两手空空地回到府谷后，为维持生计，只得变卖家产，计有土地几十亩及地毯、怀表、皮箱等物。到后来，连先生十分喜爱的《百子全书》《辞源》等书籍字画亦一一变卖养家糊口。父母双亡后，想草草埋葬，嫌人耻笑，欲豪华出殡，又没有资财。只得停柩数年。孩子上学，无钱供养，便设法由职中转榆师，以便能在二十二军学生队吃饭。
      张先生生性倔强，威威乎钢铁硬汉，虽被贫困所逼，亦不齿与当地那些为富不仁者合流，反倒与不少耿直寒士结为至交，还常常冒着风险为一些有理无势而打不赢官司者写状词，谋计策，直至胜诉。
      尤为可赞的是，张先生晚年虽远离官场，但爱国热情丝亳未减。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鼎，蔡挺锴在福州成立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时，先后不顾风险，立即驰电声援。县城每次举行各种抗日群众活动，先生总是自告参加，书写标语，发表演说。抗战全面爆发后先生毅然将十八岁的儿子送在抗日前线，后壮烈牺牲。
      张先生早年曾加入国民党组织，后来国民党反动派的许多倒行逆施使他大为愤慨，以致愤然退党，思想逐渐转变为同情支持共产党。特别是对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竭诚拥护。抗战前夕，先生曾多次掩护我地下党员。我党高级干部南汉宸同志先后两次在他家避难，每次长达月余，他都冒死救护，并通风报信。
      张先生虽浪迹国民党军政界多年，但始终誓不与国民党官僚、恶霸、党棍厮混为伍。疾恶如仇，铲报不平，虽因此而屡遭革职查处亦毫不屈膝，实可谓海瑞再世、鲁达还魂。特别是先后在府谷任职、闲居期间，因多次触犯为官不正、为富不仁者的利益，而被贪官权贵地方豪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每每散布流言蜚语，甚至竭尽造谣之能事，以污先生清白，加之趋炎附势者的故意扩散，不知情者的无意传播，以致民间对先生的毁誉甚多。然而，细查先生所作所为，实非爱国英雄、疾恶勇士莫属。
      1946年1月，张登阁先生不幸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