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三原县  >  史料  >  纪略

于右任先生和杨虎城将军都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又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在共同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早在靖国军初建时，杨主左翼第五游击支队。于右任回陕重整军事后，杨部改编为第三第一支队，驻临潼栎阳镇。北洋政府发动“八省援陕”时，杨部以不足千人之兵力，在关山东北的界方，与陈树藩部万余之众鏖战六昼夜谴遏制了陈军进攻靖国军总部所在地三原的阴谋，从此声名大振，成为靖国军一支劲旅。后来，靖国军受挫，大都受编，吴佩孚派人游说并诺杨“给杨编一个独立旅，枪枝经费都可从优”云云。杨慨然道：“我所争的是靖国军这面旗帜。并不是师长、旅长一类官职！”在受编与否的问题上，杨始终站在于右任一边：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922年3月，杨派参议韩望尘去迎接时住淳化方里镇的于右任赴武功，重振旗鼓，建起了靖国军总司令部行营。于任命杨为第三路司令，驻武功；李夺为第一路司令，麻振武为支队长。杨部适于此时获讯：甘肃陆洪涛由关外购得一批枪械，运陇途经陕西。陆向助陈树藩，与靖国军为敌。杨即和于计议，指挥所部截击于乾县铁佛寺，缴获步枪千余支，子弹60万发，军威大振。

1922年5月，靖国军在四面包围中，形势骤然严重。于向杨提出，“为了保存西北一点革命的种子，“着杨撤往陕北，杨诚恳的对于说：“总司令，请你到广东去找孙中山先生，看今后怎么办，我敬待后命”。两人审时度势，忍痛握别。杨往陕北，于赴上海。其后几年虽各分西东，但经常书信往来，切磋大计。后来于右任谈到这段往事时说：“那年陕西的军队，都开出潼关，唯他(杨虎城)不动，占据武功，抵抗军阀。西北各地群起助吴(佩孚)，杨率孤军入北山，可算苦到极点，但他的志气则日益坚固，并不气妥。我和他分手时曾说，我已认定杨虎城是本党的中坚，始终如一的忠实信徒”。

1926年，北方革命失利后，于右任受李大钊委托，赴苏联考察并督促冯玉祥回国，重整旧部；于同年9月17日在五原誓师后；于率军先行，11月28日解了西安之围。对于杨虎城坚守西安八个月于右任给予高度评价。坚守西安之功，在革命史上尤足纪录。若非他在西安坚守，那革命北阀到武汉就有许多问题。西安围解后杨避居三原东里堡，于多次派入将持函催其速回省城。其时，杨夫人罗培兰病殁，于为之挽联：“有灵为我促杨虎，多念思君吊木兰”。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中华民族危机日趋加深；在中共正确政策和全国抗日高潮的影响下，到1936年，杨虎城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深感焦虑，欲往上海会晤主张抗日救国最力的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先生，聆听高论。开扩思想，遂以医牙为名，前往上海。杨到上海后，首先会晤了于右任先生，并谈了自己对抗日救国的想法。于右任听了很高兴，拿出以年前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给杨看，并谈了自己与何香凝、柳亚子、孙科等签名拥护的情况，杨将军很受感动。杨提出还想见一见沈钧儒先生，于右任非常赞成。于是经过机密联系和安排，杨会见了沈先生，沈先生给杨讲了国内外形势和抗日救国之策，杨虎城对抗日救国的信心更坚定了。

杨从上海回陕后，即开始准备抗日救国的实际行动：首先鼓励支持西北各界进步人士和广大群众组织各种抗日救国团体，同年8月亲赴渭北八县视察并带着17路军自印的小册子，发给部属净宣传救亡之道；同时示意所部今后不得再与红军交战，积蓄力量，专备抗日、杨将军到三原时，还在东里堡靖国公园召集驻三原部队军官作秘密讲话，表示坚决抗日。后来，杨将军与张学良共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进行抗日。

“西安事变"后，于右任很理解张、杨将军的心情和做法，蒋介石因此更加忌恨，多次给于右任以难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到洛阳，蒋一下飞机就对前去机场迎接他的于先生说“张汉卿年轻，但杨虎城是于先生的部下，竟能如此，出我之所料”。1937年6月，杨将军被迫出国考察，11月回到香港，即被蒋介石的特务跟踪控制。不久，杨将军飞抵武汉，与时在武汉的于先生晤谈了三小时，也逃脱不了特务监视，于右任非常气愤。此后十多年，为了营救杨将军，于右任多方疏导，甚至向蒋乞求也末能奏效。直到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党、政、军高级人员百余人紧急会议，蒋在讲话中对局势作详细分析，最后作结论说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频于绝境，故决定引退，让李宗仁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并表示他在五年之内决不干预政治，愿从旁协助。当蒋讲完匆匆离开会场出门时，年已七旬的于右任以为时机已急急追上前去，喊着：“总统！总统”，蒋稍停问有什么事，于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去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蒋不假思索地把手向后一甩说“你找德邻（李宗仁)办去！”遂扬长而去。

李宗仁任代总统后，迫于形势，接受中共的和谈条件，下特别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当时《中央日报》《重庆日报》，都刊登了李代总统的这一命令。同时，李宗仁一面给重庆市长杨森下令释放杨虎城，一面派专机让孙蔚如去重庆迎接。于右任也给时在重庆西南长官公署任职的刘宗宽发去电报让刘即与杨森联系，从速释放。刘持于的电报去找杨森，杨森推说不知杨虎城关在何处。刘又去找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也推说管不了，看守所长不听他的命令，要溪口蒋介石直接下命令才行。虽然经过多方努力，不但未救出杨将军，杨还被移关贵阳。同年8月，蒋逃到台湾后又返抵重庆，亲自部署杀害白公馆、渣滓洞两个集中营的4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当毛人凤请示怎样处置杨虎城时，蒋穷凶极恶地说：“留他做什么，早就该杀了!"同年9月6日，年仅56岁的杨将军被杀害于重庆戴公祠。

于右任先生与杨虎城的友谊，还可从他们互致的信函中看到，这里不作赘述。在台湾，他不能象过去那样公开表露与杨将军的深情厚谊，但仍可从他的诗作中窥见端倪。1951年于曾作《吊吴白屋先生二首》、其二，首二句云：“西安围解名贤萃，四诣军门莫相值”，虽未直点杨其名，但杨在反围城斗争中的功勋是世人共知的，于先生只能隐其名述其事。  至于于先生和杨将军同心合力为陕西人民所办实事、好事，诸如兴办教育水利，关心百姓疾苦等事实，更是史有籍载有口皆碑的。如今，三秦大地在中共十一居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政策指引下，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欣欣向荣，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提高，于先生和杨将军在天之灵如有知，当会含笑九泉，引为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