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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为世界性宗教之一，与十六世纪兴起的新教(耶稣教)总称基督教。基督教和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

天主教首次传入中国者当为聂斯脱利派，其创始人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斯脱利(Nestorius，约380一451)。当唐朝与波斯、拂林(东罗马帝国)交往频繁之际，该派于唐太宗贞观九年(635)派遣传教士阿罗本(Olopen，七世纪)等人由波斯来到中国首都长安，建寺传教，称景教。《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此碑现存西安省历史博物馆内)释“景教"之真诠日：“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景教一名直至明朝末期还与新译之“天主教"之名并用，故明末鲁桥天主教名儒王征所撰《奇器图说》署名“关西景教后学王征”。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载，唐景教传入中国不久，已“寺满百城，法流十道。”唐贞观初，全国分为十道，这说明当时景教以长安为中心，传遍于全国各地。波兰传教士卜弥格于1656年所作《中国花木》(Flora S inens is)一书中还持有明末景教碑出土三原县之说。显然，须先有景教传入三原之事，才会有景教碑出土三原之说(景教碑建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

唐会昌五年(845)武宗禁断佛教，毁寺杀僧，连累外来诸教，大秦景教同时皆被禁绝，此即所谓之“会昌灭法”。从此，景教在中国也销声匿迹了。

到元代，有称“也里可温”教者又盛于时。按洪钓《元史译文证补》元世各教名考曰：“也里可温之为天主教，有镇江北固山下残碑可证。自唐时景教入中国，支裔流传，历久未绝。也里可温，当即景教之遗绪"  (卷二十九)。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第二章也说：  “阿刺比语称上帝为阿罗，唐景碑称无元真主阿罗诃，…。故吾确信也里可温者为蒙古人之音译阿刺比语，实即景教碑之阿罗诃也。"  (《陈垣史学论著选》第六页)。据此，元人通称天主教谓“也里可温"，当时汉人则因其教崇敬十字架，通称天主教日十字教，称其教堂曰十字寺。

元时，也里可温遍及全国各地，甚至朝廷须设专署一崇福司专职也里可温。至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罗马梵蒂冈教皇又遣特使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ida Montecorvino)来中国传教。约翰于公元1294年抵汗八里(今北京)，并获准建堂三所，设立了汗八里总主教区。

元亡，也里可温亦随之绝迹于中国。

明万历九年(1581)，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等相继来华，开创了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第三期。利氏先后传教于肇庆、韶州(现在的韶关)、南昌、南京等地，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驻北京传教，九年后死于北京。利氏等人潜心学习华语华文，深通汉学。他们根据《史记·封禅书》：  “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等书中原有的“天主”一名，译称所信之神曰“天主”，取义为至高至上的主宰，称其教则曰“天主教"，称其寺曰“天主堂"。以上名称于天启七年(1627)又通过中国天主教“嘉定会议”定案。

明天启壬戍年(1622)鲁桥人王征中进士做官后，结识山东登莱巡抚，天主教徒孙元化(有孙元化遗著《与王征交谊始末书》手书)以及当时在北京之传教士等，受洗入天主教，教名葬利普。天启五年(1625)王征丁母忧回籍，邀请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来陕，为其全家举行入教洗礼。根据英人阿·克·穆尔1930年所著之《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记载：“基督教徒葬利普王(即王征)1625年邀请金尼阁来陕以前，该省尚无教会的常驻会址。是年四月金尼阁刚到三原王府，便患重病”。据此，来我三原传天主教的第一位传教士当为金尼阁，时在明天启五年(1625)，鲁桥王征为三原第一位天主教徒(鲁桥天主教徒从明末到今天一直属于三原教堂)，其全家则为三原第一个天主教徒家庭。不久，征之弟王彻即将其鲁桥城内之官邸大厅捐做天主教堂，题名目“崇一堂”。此堂三百多年来称鲁桥北堂，原址在鲁桥城内责家巷。教堂内还建有后楼、两廊、观象台等，皆王征家捐献，明末清初曾做秦、晋两省主教府(1956年后，此堂被拆除，改建为鲁桥粮站。)

不久，金尼阁和其同道汤若望（德国人)又在三原北城建堂一所，当时受洗入教者约有二百名，入教名流除王征外，尚有三原蒋姓某大员，其后嗣住北城前街，民国十八年年馑时逃亡外地。以后汤若望奉诏进京，修治历法，耶稣会传教士方德望(StephanuS Le Fevre，法国人)偕郭崇仁来陕。他们驻三原北城，兼管全省教务，当时受洗入教者多至二万四千人。后继来陕传教士中较有名者如意大利人利类斯(Lu igi Buglio，1606--1682)和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Verviest，1623—1688)等。共计从1625—1700约七十五年间，来我省传教的德、法、意、比等国耶稣会传教士就有十人之多，他们多驻足三原北城或鲁桥。

当天主教在华、在三原极盛之期，却发生了“中国礼仪之争"，从而引起清康、雍、乾禁教之事。以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为一派，认为中国人尊孔祭祖不同于崇拜偶象，实为一优良习俗，允许中国教徒参与。而当时的在华耶稣会会长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1559—1654)则把祀孔敬祖视为偶像崇拜，不准教徒参与，从而引起了教内激烈争论。以后多明我、方济各会会士来华者渐众，但大都不学无术，何论汉学，认为中国教徒祀孔祭祖属“异端”，不能宽容，并以其事讼于罗马教皇。结果多明我、方济各等会胜诉，罗马教廷也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十月十五日改任方济各会士治理陕西教务。首任秦、晋二省方济各会主教为叶宗贤(Basif ius Gomona Brolo)、他常驻堂三原北城或鲁桥镇，当时入教受洗者达五百六十名。继叶来者为郎括(AntoniusL agi)和方启升(Franc iSCU8 SaraceYt i A·Conca1679—1741、意人)主教，他们均在三原北城传教多年。  (方和以后接任的几位主教其墓葬和墓碑现均保存于高陵通远坊教堂内。)但终因康熙帝认为罗马教廷对中国礼仪之争的处理实乃干涉中国内政，下令禁教；除在京搞历法者外，其他各地传教士，必先集中广州，后被逐至澳门；并石朱批：“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故宫博物馆编)；天主堂全部充公。三原北城之天主教堂亦被改建为庙宇，即原北城袁家巷之东嶽庙，改建时立碑记事，记日：  “东嶽庙由原天主堂改建"。但改建时，仍留一小院归天主教礼拜之用，前门悬“天主堂"匾额。  (此庙改为北城小学分校时，天主堂匾额被取掉)。

从康、雍、乾到鸦片战争(1840)的百年禁教和“闭关"政策也时松时紧，各地仍有从澳门潜入的传教士进行秘密的传教活动。据基督教美国公理会在广州办的《中国丛报》1833年3月版载：据1810年(嘉庆十五年)统计，时仍有外籍教士三十一人在中国的十六个行省传教，天主教徒约二十万五千人。又据同刊1844年11月版载，至1839年鸦片战争前夕，在中国十三个行省外籍教士增加到六十五名，教徒约三十万。

还记得1938年假期我去鲁桥河西，见路旁一神祠，内塑一广额卷发，隆准长髯之西欧传教士，身著天主教会士法衣，询诸当地百姓，均称之日“方神”。这与二百多年来陕西天主教徒传说中之清雍正朝“方主教"在陕避难之说吻同。近又查阅高陵通远坊大教堂内主教墓碑志，果然，方启升主教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来华，任秦、晋两省主教，经雍正至乾隆六年(1741)在晋西和陕西各地传教，多驻堂三原北城和鲁桥，益可信矣。近又从鲁桥河西尖担王村王征第十一代孙王惇家珍藏之道光八年(1828)账本中查有“交月支银四钱送息、泰神福”(神福即神甫)等句，均证实“禁教”时期，仍有传教士在三原等地活动。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鸦片战争后，欧美传教士长躯直入中国内地各省，划分地盘，设置教区，传教事业扩展较快。1844年秦晋教区分治，陕省主教府虽设西安，但主教驻地和教会事业均汇集于高陵通远坊。1885年后，相继分立了汉中、延安两个主教区，分管陕南陕北教务，而西安主教区只辖关中教会了。这时三原县城内天主教徒，只有任耀南等数家，任家住炭市巷，由高陵通远坊派来的神甫，就在任家举行宗教仪式。光绪二十五年(1899)，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俗称白衣修女会)由高陵通远坊来三原油坊道，置地设院，第一任院长名若忍娜，意大利人。修女院前门大房则改建为教堂四间。由通远坊派来的第一任本堂神甫是朱姓，武功人，毕业于通远坊神哲学院。1917年，意大利人希贤(Eugenius Massi)主教由山西太原调任陕西关中教务时，又在三原油房道修女院路南购地，建成本堂神甫院，派高正一为本堂神甫。高为户县人，后升迁为周至教区监牧主教。

1931年11月1日，梵蒂冈传信部划分西安总教区为西安、三原、周至、凤翔和大荔五个教区。又划三原教区归意大利威尼斯省方济各会士传教范围，设三原主教府，下属高陵、富平、泾阳、耀县、铜川(旧同官县辖区)、淳化、旬邑、长武、彬县、永寿、乾县、礼泉和咸阳(原成阳县地区)等十三个县，第一任主教为意大利威尼斯人班锡宜(Fulgentius Passni，1897—1986)。班到任后，先于城内辕门巷广购土地房屋，接着备料施工，大兴土木，于1935年起建大教堂一座，堂面计高26.7米、长51.7米、宽18米多，同时又于教堂之北侧建三层楼一座。施工至一九三八年，因抗日战争停建，堂内稍事粉刷，即正式使用。当时除班锡宜常驻辕门巷总堂外，街有意大利人谢霖佳，谢任教区副主教，兼辕门巷本堂神甫职，又掌教区财政大权；东关油房道则与安乐桃李村会合并为一本堂区。抗日战争结束后，班锡宜又调用新来陕之意大利传教士文安理接替谢霖佳，谢则调驻油房道。但三原城内两个本堂区的教民一直较少，而且，除炭市巷任姓一家外，其他教民多由外地迁来，直到一九四九年，两处教徒也不过三百名左右。

三原县农村之天主教徒，大致可分为土著和客户两种。土著教民：如西阳东寨村的周姓教徒，是由鲁桥王征家传授下来的，现有二百多人，其信教史已三百余年。新庄解家乡的解姓教徒，安乐桃李村的吕姓教徒以及陂西张二册的任姓教徒等，其入天主教时间都约在清道光末期至咸丰之间(1850年后)，领受洗礼于曾宏义(教名若瑟)神甫之手。曾是国籍神甫，凤翔人，自小赴高陵通远坊修道院读书，后留学意大利，1850年左右毕业升为神甫，回国后被派往三原、临潼、富平和高陵四县交界地区传教三、四十年，经常驻鲁桥北堂和三原、武官坊等地。当时新入教之信徒，多去鲁桥北堂参与宗教仪式，而桃李村和张二册之教民则多去通远坊参加仪式。客户教民则由山东省迁来。由于三原一带，先经清同治年回民起义时战争的烧杀，又历同治四年(1865)和光绪三年(1877)之饥荒，十村九空。当时任三原知县的焦云龙原籍山东省，他见到三原此情此景，便动员其老家人民迁徙来原安居，不过十年，计先后由山东省迁来三原县之农民约六、七千户之多。移民中如武官坊之胡、石、宗、周、韩、宋、张等姓天主教徒，均来自山东省天主教集中地区——桓台县，来后住在西阳武官坊和新庄解李二乡。不久，张姓一家又由武官坊青杨村迁住徙前曹师凹，陂西有吴家庄的邹姓一大家。

武官坊会先属鲁桥本堂区，后因教民日益增多，于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集资在武官坊新城动工修建教堂一座(此堂已于1963年拆毁)。山东省教民移来后，武官坊教徒猛增至八百余。本世纪三十年代，又集资金，1940年起，在老城再建大教堂一座，于1949年落成，堂面镶嵌于右任手书“天主堂"石匾一方。又如桃李村教民，到中华民国元年也不过一百二十多人，当时建造了一座三间教堂。到抗日战争时期(1937一1945)，已有教民四百左右，便集资另建一五间教堂。其它如陂西张二册和大程吴家堡之教堂，均约建于清同治年间(1862—1874)。

总之，截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三原县所属天主教堂大小共十五所，教民共三千左右。

(窦匀哲：政协咸阳市、三原县常委，天主教神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