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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县于1949年5月14日解放，县委书记张军、县长孙一君率同工作人员于同月17日进入县城办公。

人民政府进城后，首要做好接收工作。接着开展了清匪、支前、基层政权建设、救济等活动。由于我解放军华北兵团给滞留在泾阳一带的胡、马军队以歼灭性的打击，而使之南逃。三原地面上的残匪也次第加以肃清，于是社会秩序安定。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戴和支持，使医治社会创伤、支前等急迫而繁重的工作，都顺利地开展与如期完成。

三原解放后，解放军继续进军陕南、四川及甘肃、青海，故支前任务十分迫切。为了保证人民解放军的物资供应，必需及时按照需要完成车辆、牲口、担架等的动员和组织工作。根据地委“因乡村政权一时不能完全建立，应暂时利用原保甲人员做支前工作"的指示，各区、乡政府鼓励旧时保甲长立即行动起来，做好这一工作。先后共计动员担架三十七付、牲口车辆八百二十六套、牲口七十二头，征用民夫一百七十八名，总计人工三千二百一十四人次，畜工三千零六十六次，车工一千九百六十九个。

同年8月24日县政府接收了第四兵站，成立了三原县招待站。由站长一人、管理员二人、招待员一人、炊事员二人组成。承担过往军人、干部的招待、遣返，以及军用物资的运送、周转工作。该站共计接待军事人员、干部四千零一十二人，军属二百八十二人，伤员二十四人。并对运输军用物资的畜力进行照料和饲养，计骆驼一百二十八头，骡子四千四百六十六头，马一千三百三十九匹，牛三百三十四头，驴八十七头。就达样出色地完成了按时周转的支前任务。

在支前工作中，结合宣传党的政策，促使群众对建立民主政权的意义和重要性有了初步的认识；同时也从支前及肃清敌特反动武装的具体行动中，涌现出许多积极分子和进步人士，从而加以有针对性的培养和使用，逐渐搭起了乡村政权的架子。这样就为正式通过民主推选，组建基层政权打下了基础。

建立村、乡政权，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在支前中经过酝酿，把经教育培养且在实际工作中挑选出的积极分子，分别指定为村、乡干部。第二步，从事基层政权推选工作。先将三原县城区的池阳、龙桥二镇，改为两个区、一个市，区政府和市政府都受县政府领导。在酝酿推选时，首先宣传方针政策，运用访问、个别谈话、讨论等多种形式，在提高群众思想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商讨、研究出街主任、居民组长的人选，正式组建了三原市区的基层政权。各乡、镇机构的组建，是由下而上逐级推选的。先由群众酝酿出自然村村长，接着召集各村长协议，并由自然村各派出代表一人或二人(按自然村的人口决定代表数，然后推选行政村主任及乡政府乡长。在宣布村、乡长人选前，向群众反复讲解政策，经过充分的酝酿研讨，取得群众同意，乡村的基层政权机构便正式产生了。

三原县于五月中旬解放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顿，到了七月，各乡、区的基层政权先后组织起来。计全县编制为九个区、一个市，九十一个乡，六百六十九个行政村，入百九十八个自然村。各乡村同时也组建了党、团支部，农会，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以后三原县政府经与专署多次研究，决定合并为七个区，即将原先的陵前、马额改为武字区；将西阳、长孙两区佛为长西区。这样合并后，我县的行政区划为：文举、陂西、大程、长西、武字、柏嵯区及三原市(相当区)。计文举区辖六个乡，陂西、大程区各辖五个乡，长西区辖八个乡，武字区辖六个乡，柏嵯区辖七个乡，三原市辖九个街(相当乡)。农会四十六个，每乡一个。

解放后的三原县，许多地区灾情严重。究其原因：一、远因：国民党的官兵在溃退前的搜刮，使人民维持生活的粮食财物遭受严重损失。如武字区的文龙堡、邓家村一带，在解放前夕，惨遭马家反动军队的枪劫，仅文龙堡就被抢去小麦二百多石，村内几告粮尽；大程区农民的粮物在1948年春季被胡宗南军队先后两次抢劫一空；国民党第三十六军败退时，在陂西区的第七、八、九三个乡拉走了农民的牲口、车辆连同人夫一百多。二、近因：1949年春，在清明时节，麦苗正在拔节，忽然下了一场寒霜(俗称黑霜)。接着又在小麦扬花时，连续吹了两天西北风，致使夏粮大大减产。农村除少数富裕户外，多数农民出现粮食短缺问题。继而七月上旬进入雨季，霪雨连绵三十四天，一直下到八月十五日才停。不少秋田被大水冲淹，其中灾情严重的有文举、陂西两区。文举一乡的张白村、山西庄、山东庄等四个村子，秋田被水全淹没的达6982亩，半淹没的6978亩，未遭水淹没之田地仅1832亩。

本来就萧条衰败的农村，加上天灾人祸，直使大多数农民陷于困境。面对达样的灾情，人民政府及时发放了救济款及救济粮。向受灾较重的文举一乡与陂西二乡，拨去救济粮八十八市石，贷给文举一乡棉花一千九百斤，作为修建房屋的费用。

当时大量秋田存有积水，而大雨仍下个不停，县政府即派出干部分赴各区、乡，会同基层领导等组织人力救灾。共计动员民工1220名，从事排水工程，全县共挖筑了十七条退水渠。对于重灾区帮同区、乡政府抢救财物，调济物资，搭临时席棚，使灾民得以安身。为使灾害造成的生活困难，得到彻底解决，除由政府给予一定的救济外，并发动群众发扬互助互济，邻帮邻，村帮村的社会主义风尚。同时由县、区生产救灾委员会发起紧急募捐活动。计共捐到小麦709石，面粉1010斤，籽棉164斤，皮棉884厅，小米920斤，荞麦17石，谷子2630斤，玉米396斤，黄豆、小豆共684斤。各区救灾委员会即向灾户及时发放了救济款和粮棉物资。三原市又特为集结于南关和火车站一带的难民，募集了小麦68石，人民币465元及一些衣物。

发动群众互助互剂，确实收到了较大的社会效果。据各区、乡不完全统计，各户间共调剂出了粮食301石3斗，棉花307斤，用此粮棉计共解决了645户的生活问题。又如第四区太和村发动互助互剂活动以后，由富裕户调出小麦7石9斗，棉花107斤，人民币160元，使村中十几家贫困户解决了生活和生产上的问题。

开展生产自救，大力推行“别业生产促进康复"活动。如文举区安乐村农民组织运输小组，到耀县贩粮，六天内净赚玉米6石；陵前乡双槐树村农民组成的运输小组，由铜川煤矿拉煤至五里铺，每十天可赚焦炭一万五千斤，再运到西安出售，三个来回赚小麦45石。除运输外，作小贩买卖，打胡基，作短工等副业生产，以补农业的不足。这样干的结果，农民们都度过了灾荒。

由于救灾及时，政策对头，受灾群众的吃、住、生产等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回想解放前，凡遇灾荒凶年，不是外流逃荒，就要卖儿卖女身死街头，这真是两个不同的社会！文举乡的群众说：  “不是人民政府的干部冒雨领导咱们排水，咱村子到现在还在水中泡着哩。想起民国二十二年国民党派来的查灾委员，要吃好的，还打人骂人”。陂西镇邓海云说：“不是政府给我调剂这几斗麦，我五口人绝活不下去，我已经吃了几天野菜啦，共产党真是我的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