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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我们在清理我馆所藏古籍时，发现了一部十六册明嘉靖廿一年(1542年)刊印的《陕西通志》，这是现存最早的、最完整的一部陕西省通志。据了解这部书全国除台湾外，现存只有四部(其他三部分别藏于北图、天图、上海师大)因此，我县这一重大发现不仅填补了我省志书收藏上的一大空白，而且对编纂新地方志、开展科研工作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这部书的编纂者是我县明代关学大师、“三原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马理先生。他的治学态度、道德品质及其著述等均为后世所推崇。《明史》曾为其立传，我县清代以来各种版本县志均有其传记，《明儒学案》《关学编》等都有专篇记述其生平事迹。

近年来，不少读者关心这部志书，对马理先生也深表敬仰，今将有关资料整理成文，以供各方了解。

马理，字伯循，号溪田，人称溪田先生，陕西三原人，生于明成化十年(1479年)，卒于嘉靖三十四年农历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是时，陕西关中发生特大地震，先生与夫人皆罹难，隆庆间追赠右副都御史，赐祭葬，天启间追谥忠宪。先生弘治戊午中举人(1498年)，正德甲戍(1514年)中进士，均名列前茅。授吏部稽勋主事，不久又调任文选职务，后又任稽勋员外郎、稽考功郎中光禄卿等职务。他自幼好学，十四岁时对五经就有独到的见解。弘治癸丑年(1493年)，就学三原宏道书院，受教于同里王恕和王承裕先生，又与当时著名学者高陵吕泾野、三原秦伟、安阳崔铣等为同窗挚友，互砌互磋，研究学问十分刻苦。“学接横渠，功著久经”，当时学者都以他与宋代著名哲学家、关中学派的代表人物张载相提并论。他与吕泾野共为关中学者所宗，又与王恕、王承裕等形成关学的三原学派，这一学派的主要特点是“重气节，厚风土”，政治立场坚定，具有北方人正直而淳朴的气质。先生在本乡就学时其学识和文章就闻名全国，震惊京城。关中督学杨一清见了他的文章，甚为惊异，赞叹地说：“康生文辞，马生、吕生的经学皆天下士也。”(《明史》)入国学后其名声更远扬海外。安南(越南)贡使问部郎黄清说：“远闻马道学名，所愿一见，今何不在仕列?”黄清回答说：“马公志高不欲为官。”使者赞叹不已；又有朝鲜国王奏乞颁赐马理的文章，遣使者抄录了他所著的《送康太史奉母还关中序》一文(《溪田文集补遗》)，带回去让本国人作为范文传诵。其名声之大、文章之著可想而知。

马理先生学行笃纯，秉性刚直，忠君爱国，能仗义执言。正德戊寅年(1518年)，因跪伏宫门外极力谏止武宗皇帝南巡游山玩水、劳民伤财，而被廷杖。嘉靖三年任稽勋员外郎时，适值议大礼，他为了明朝的统嗣关系不被朱厚熜(嘉靖皇帝)坚持推崇私亲所搅乱，不顾丢官入狱甚至牺牲生命(在议大礼一案中已有七八人被杖死)的危险，而率百官跪伏于皇宫门前激烈谏诤，皇帝大怒，以先生为首的一百三十四人金被廷杖，又诏系入狱。后调文选司主事时，本部尚书万镗与先生意见不合，先生说：“居官不能尽道，不如回家。”万说：“相逢不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先生第二天即上本辞职回家。万镗深感惭愧，因而对先生十分敬佩，常常寄书问候。先生能坚持正义、主持公道，疾恶如仇，对受屈蒙罪的贤臣，他敢于上本竭力为其申辩，对专门奉迎皇帝阿谀取宠的奸佞之臣亦敢于上本弹劾。他上嘉靖皇帝的《清理贴黄疏》中说：“近日以来，若汪俊、若马明衡、若朱淛 、若吕楠者，臣闻之朝野，皆以为忠于陛下者也，然皆以拂旨或黜之、或降之、或囚之，而得罪各异。若桂萼、若熜、若席书诸臣者，臣闻之朝野，皆以为不忠于陛下者也，然皆以顺旨或升之、或起之，或内之，而承宠略同。”“今臣承乏前职，坐视萼等一言之入，使宗庙几乎变迁，内阁元老，宗伯大臣皆相罢，言官相继贬窜，侍臣又相继下狱，在内在外，百司主事，人人自危而咸怀去志，而彼三人者方且扬眉攘臂将入朝就列。”“所谓邪说横流，坏人心术充塞仁义，甚于洪水猛兽之灾，惨于乱臣贼子之祸。”(《溪田文集》卷二)。五年大计外吏(考察地方官)，大学士贾泳、吏部廖纪以私人恩怨欲免去广东副使魏校、河南副使萧凤鸣和陕西副使唐龙的职务，先生极力反对，他说：“三人督学名著天下，必欲去三人，请先去理。”才使两人公报私怨的意图未能得逞，于是朝野对他更加佩服。由于他刚直不阿、主持正义，不与奸佞小人同流合污，而几次遭难，两次被廷杖，一次入狱，四次辞官而归，真是铮铮铁骨、一身正气。他的好友崔铣称赞他“爱道甚于爱官”。

马理先生一生学而不厌，同时也能诲人不倦。他自举进士至谢政，无日不从事学闷。他常说；“身可绌道不可绌。”他曾讲学于三原嵯峨精舍，年七十时归隐又授徒于商山书烷。其名声很大，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平民百姓都十分敬佩先生的学识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四方学徒闻名蜂拥而来，堂上座无虚席。他不仅教学生学习儒家经典著作，以居敬穷理为宗旨，而且强调学以致用，常用为官清廉的事例教育学徒。要求学生做一个有益于国于民的人。他说：“江浦张公瑄以义尚致政，其子衣裳褴褛不能出门户；番阳童公轩以太常致政，公服之外别无衣服，货庄田以给衣食，庄田又尽，以卖药为生，俱廉吏也。”“今人常将势利在口，动说某人得某官，却能使人畏，某人得某职有钱，说得口津津。今之学者有体无用，只缘止读得硬本子，不曾用身心工夫，故别无展拓，遇事便周章莫措手处，反被刀笔吏笑戏于吾儒果真有体无用者哉。”他又说：“存心如持权衡，常在定星盘上，稍错便不低则昂，把捉不定。”(《三原县新志》卷六)先生到晚年愈加谦虚谨慎，且有自知之明，能极力举贤荐能。他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上奏皇帝的《谢恩疏》中写道：“臣自揣：臣应事精详廉正公平，不如浙江周文兴；明敏有为文武俱优，不如朝邑韩邦奇；静正无私屹然若砥柱，不如怀庆何塘；遇事安和中行无咎，不如榆次周铁。此济时之才足以却胡安夏者，尚济济在野未易悉数，伏望皇上察巨衰老，放归田野取臣所言，及未言之才，令该部斟酌任用之。"(《溪田文集》卷一)其光明磊落、忠诚恳切之情昭然纸上。在商山书院讲学期间，生活十分简朴，一身农民衣着，“山巾野服，鹤发童颜，飘然望之若神仙”(《溪田文集》卷首），人们都很愿意接近他。全国各地学者向他求诗文者甚多。得诗文者还要求先生亲笔书写，他常应接不暇，但从不倦怠。他常诵读：“荣不足以骄，辱不足以挫，利不足以歆，害不足以怵，常不足以肆，变不足以惊，方见学力。”(《三原县新志》卷六)以此自勉。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先生的治学宗旨、处事为人，都是从维护封建礼教、明王朝统嗣关系和统治者的利益出发。但他不谋私利、心底坦荡、刚直不阿的高尚品质和孜孜不倦地钻研学问的精神，在封建社会实是难能可贵的，在今天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马理先生的著述有《四书注疏》《周易赞义》《尚书疏义》《诗经删义》《周礼注解》《春秋修义》《陕西通志》与诗文集，但多散佚，现存的只有李锡龄(三原人，清道光时官中书令，著名的藏书家)校刊的《溪田文集》十二卷及补遗、续补遗等若干篇和《陕西通志》。

陕西，《尚书·禹贡》称雍州、西周称为王畿、东周称为秦属地，战国时秦建都咸阳，陕西大部分是秦国疆域，故又简称秦，宋置陕西路，明置陕西布政司。陕西地处全国中部，气候温和、雨量适宜一土地肥沃。地下宝藏丰富，是中华民族发祥之地，我们的祖先远在石器时代就在这里定居下来，稼穑生患，劳动生活。有史以来，有西周、秦、西汉，新莽、前赵、前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多个王朝在其腹地建都，统领全国上下数千年，有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典章制度、兴衰理乱，炳耀简册。”地方史志代有著述，汉魏间有《三辅黄图》晋葛拱有《关中记》，北宋宋敏求有《长安志》、南宋程大昌有《雍录》、元李好文有《长安志图》等。《陕西通志》始创于明代马理先生，明成化乙未年，(1475年)陕西巡抚马端肃和提学副使伍天锡纂修《陕西志》三十卷，正德间何仲默继作《雍大记》，但是“马志断简，何志务略"(《陕西通志》王邦瑞序言)而且又时过六十余载，已不能反映陕西地区的沧桑变化和建置沿革的全貌。嘉靖辛丑(1514年)陕西巡抚赵廷端路经三原，聘请马理与高陵吕泾野先生篆修《陕西通志》。马、吕二公也早已有此宏愿，于是二人即献出所藏有关文献资料，荟集时彦，朝邑教谕华阳双应麟，信平训导崇宁周文翰、三原训导解州县吕鸣韶，三原举人贾守正、选贡张治国，高陵选贡刘守云等，于嘉靖辛丑年三月六日在竹林寇菜公祠建馆(三原、高陵二县之问-)，开始纂修。不久吕泾野因病回家，接着又与世长辞，于是由马理先生一人担负主要纂修任务，由诸时彦协助分纲列目，“观象考籍”“察理考籍”，参照经籍、历代志史、文集达一百三十多种，考订详慎、文笔典雅、繁简适当，对前志中沿习讹误多加订正。经过一年又八个月的辛勤工作，于嘉靖壬寅年(1542)十一月修成《陕西通志》，以土地、文献、民物、政亭为四纲，下分二十八目，一共四十卷。土地包括：一、星野；二、山川；三、封建；四、疆域；五、城郭，公署沿革，载古今建置；六、河套西域；七、圣神帝王遗迹；八、古迹。文献包括：一、圣神；二、经籍；三、帝王；四、纶绰；五、史、子、集；六、名宦；七、乡贤；八、流寓(贤而侨居兹土者)；九、艺文。民物包括：一；职官；二、水利；三、兵防；四、马政；五、风俗；六、灾祥；七、鉴戒。(《陕西通志》义例)真实地描述了陕西疆域、建置的废兴消长，因革变移，详细地考察记述了全陕山脉之所起，河源之所发，叙述不尽的又绘图予以标明。纵览全书好像给我们勾画出了一幅古老陕西的轮廓，给后世纂修陕西地方志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打下了可靠的基础。以后，明万历时长安冯从吾等纂修《陕西通志》、清雍正七年刘於义等修纂《陕西通志》以及清代三原县几种县志均是参照此志修纂而成。由于各种原因，此志虽未在陕西几大名志之列，也未收入《四库金书》，但他的史料价值和深远影响是不能低估的，马理先生也不愧为修志名家、史学良才。当时通义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陕西巡抚赵廷瑞，通览全书，十分赞赏，评价很高，他在序言中写到：“斯其为陕西通志也。其载事、星躔、河岳、上下古今囊括殆尽，其旌善虽微必书，否则虽有爱而必捐，其考索之精虽史传宿讹亦多是正。艺文无繁富之嫌，政教贻官师之则，机要既审，体裁亦异，譬之萃众腋而成珍裘，合群材日构华屋，斧凿无迹，剪制自如，方诸古史抑曷多让焉。”

马理先生高尚的道德品质、严谨治学态度及其著述成果，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学习、敬仰，对其所修《陕西通志》一书更应进一步研讨，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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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三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