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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相伯(1840--1939)，江苏丹阳人，出生于天主教世家。1862年入上海徐家汇耶稣会修院，1870年获神学博士学位并晋升神甫，1876年还俗。从此，或去日本、朝鲜、美国等国出任外事工作，为国争权；或弘扬教育救国。曾回家办学，先后于上海创办震旦、复旦大学，并与天主教满族学者莫敛之先生创办北平辅仁学社(辅仁大学前身)，代理北京大学校长等；  或反帝反殖，奔赴国难之大举，以九九耆宿，犹亲自撰写《停止党争，一致对外》一文。发表于各大报纸，慨然“甘抛弃一条老命”，与爱国民众携手前进。1939年。马先生百龄大庆时，中共中央4月6日贺电遥祝日：  “兹值先生百龄大庆，国家之光，人类之瑞。谨率全体党员遥祝并致贺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短评《马相伯先生百龄庆典》写道“近几年来，民族危急日益深重，马先生不辞劳瘁，奔走抗日工作，对于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推进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都发生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古人所说的‘老当益壮’的美德，相伯先生真可当之无愧!”1939年11月4日马翁逝世，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同志于11月9日联名电唁马翁家属，唁电日：  “惊悉相伯先生于本月四日蘧归道山，老人星黯，薄海同悲，遗憾尚多，倭寇末殄，后死有责，誓复国仇，在天之灵，庶几稍慰，特电驰唁，敬乞节哀。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庚”。11月6日重庆《新华日报》在《百岁老青年马相伯逝世，曾为民族解放多所努力》的标题下，刊登了马翁遗像，并在《编者按》中说：  “先生桃李满天下，今日国内外知名之士，昔日曾在其门下受业者颇众”。就是这位马先生、也是爱国诗人、书法巨匠、国民党元老、周总理誉之为“为人公正，有民族气节”的三原于右任先生的恩师。于先生是马翁心血培养灌溉的桃李中之佼佼者，国内外知名人士中的杰出者，这两位二十世纪的伟人，其互尊互勉，同奔救国救民大道，内主团结，外御国侮，师生之道，相得益彰，流范后生，堪为楷模。

于先生在《我的青年时期》中写道： “我因诋蜞时政，狂名日著，及诗草刊行，益为清吏所忌”。陕甘总督升允以“逆竖昌言革命、大逆不道”之罪密奏清廷。拿办密旨已下，正在开封应试的于先生得乡亲李雨田派人通报，只身逃往上海。  “当于右任先生亡命到沪，先生(案注：先生即指马相伯)不但收留他，并且教育他，这种行为暗示当时社会，革命不为社会唾弃，革命且为老师宿儒如先生者所维护。……在前清末年，先生已是国家的‘老成人’，在他精神大纛、含护之下，不知培养了多少革命青年。”(引自邵力子《救国老人马相伯先生》，1939年11月24日写于重庆)。马老和于先生二人报国革命之老相契，始有于先生投师于马翁之举，亦必然有马翁爱护与教育于先生之心，于先生事师马翁犹事父，而马翁智如泉源，行可以为表仪者，实于先生之师也。

1903年，马相伯在上海创办了震旦学院。先是，梁启超和中国教育会负责人，执教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的蔡元培常向马翁学习拉丁语，并介绍了其他一些名儒学子到马翁处求学，马欣然接纳，遂创办学院，定名“震旦”，意为：中国之曙光。办学之第二年，于右任去上海就读于该校，当时于先生的同学还有邵力子、马君武、黄炎培等人。于先生救国志切，学习努力，而马先生又爱才如命，于于先生一身寄予了多少希望!竟不能自已地赞许道：  “西北从此有人矣”!于先生来沪的第二年，即着手帮助老师创办复旦公学。校名“复旦”，是取《卿云》歌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之意(继改为复旦大学)，这所学校继于右任，邵力子等后，又培养了像陈寅恪、竺可桢、童第周、许涤新、项志逖(胡绳)等国内外驰名的学者。显然，这里蕴含着多少马老当时办学的心血，又蕴含着多少于先生襄助之勋啊!

于先生在《我的青年时期》一文中写道：“到上海以后，受恩最重，得益最多的是亡师马相伯先生。从此即以学校和报馆为基础，尽力国事。”于先生不只帮助了老师办学，他于1906年又创办了中国公学，先后又创办了《神州》《民呼》《民吁》《民立》诸报。又步老师之迹，尽力于兴学育才，对青年、对民众散布着革命救国的火种。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不几月，马相伯即领头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为国内最早发起的救国会运动，1936年1月马相伯又与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出面组织“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并担任理事，参加者包括文化界、学生界、职业界、妇女界等。同年冬，蒋介石逮捕了爱国人士、救国会七君子，囚于江苏监狱。马相伯和于右任闻讯，极力为七君子伸张正义并多方营救。马老即时给冯玉祥的信中讲道：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杀一不义，虽得天下，文武不为。今则学生爱国，罪以共党；人民爱国，罪以共党；  ……幸我将军，有以体恤之!国家幸甚!民族幸甚”时马老已97岁，于先生也年近六十，但为了更快地营救七君子，12月，于先生亲赴上海，邀请并陪同恩师到南京，以进一步完成营救之事。马、于二老，一为“马首是瞻”，(七君子被释放后，即去看望马相伯，合影留念，并由沈钧儒题“惟公马首是瞻”六字)，一为“任重道远”，师徒二老不愧为“爱国老人”！

1929年7月，于先生为其长子于望德在上海举行婚礼时，专请其恩师，九十高龄的马相伯为证婚人。马老在婚礼中先讲了话，而于先生致了答谢词，词中着重谈了陕西“十八年年馑”的严重情况，并将贺礼作为赈灾助款，送回陕西。

抗日战争中，当马老应冯玉祥、李宗仁之请，移居广西桂林风洞山时，适马步芳送给于右任五个哈密瓜，于竟托人给马相伯送去两个。尊师情意，可见一斑。

1939年于右任六十寿辰，马相伯所送礼品计有：中堂一幅，马亲书一大“寿”字，并题“右任弟台六秩大庆，九九老人相伯祝”；祝寿条幅一幅，马亲出“仁者寿”三个大字，并题“右任仁弟·期颐叟相伯”；又有马老所绘《秋收图》一幅。于先生看罢画图，感慨地说，马先生七十学画，而他当时才六十岁，如学画还来得及。又说，他每次见到马先生，就感到自己的年纪轻了。

1939年4月，马相伯百岁大庆时，于右任在重庆写《为国家民族祝马先生寿》一文表示贺忱，并遥祝恩师健康长寿，在文中于先生把其师之寿与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说明其深得恩师之教益，并给以高度评价。

1938年，日本继续扩大侵略，于右任十分关怀老师的安危，11月，请马老由桂林迁居昆明。马老在赴昆途中，因病留居越南谅山，次年11月4日，马相伯于谅山逝世。

抗日战争甫胜利，于右任一面积极筹备“相伯图书馆”事，以资永久纪念他的恩师；一面提出恩师的安葬问题。于先生说：  “政府(指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准备很快将马夫子灵柩迁回国葬。”

于先生对恩师的上述愿望因当时的国事未能实现，他也被迫到了台湾。解放后，上海市长陈毅特派市府有关领导会同马老子媳邵任我，专程远去越南谅山，将马老灵柩迎归安葬于息焉公墓，葬前在震旦女子文学院举行了“爱国老人马相伯先生安葬纪念会”，陈毅在大会上讲道：“马相伯老先生是一位爱国者，又是近代杰出的教育家。他毁家兴学，创办了震旦和复旦两所大学，为祖国培养了不少人才。他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今天党和政府从越南将马老灵柩迎归安葬在祖国大地，以表人民对他无限的哀思。”1984年，又迁葬于宋庆龄陵园，永息于这位二十世纪伟大女性的墓旁。而于先生却客死天涯，归魂不得，成为千古遗恨，但于先生生前疚心的恩师迁葬一事，却由党和祖国人民安葬得妥妥当当，足以告慰于先生在天之灵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