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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欲立(1883—1972)，字卓亭，三原鲁桥镇人。父茹琬(字玉卿)，少年遭兵燹，家产荡然无存，因从商为学徒，勤奋十余年，略置产业；业余好读书，有文才，长于诗。1890年欲立年仅七岁，即从兄欲可(怀西)从读三原朱佛光(先照)先生。临行，父送诗一首，有“望汝非华缨，冀汝学业积”之句。欲立遵父训，在学习中能刻苦博览群书，深究百家之言，热诚接受朱先生的民族革命思想，且酷爱书法，与同学于右任建道义之交，结翰墨之缘。

1898年入泾阳崇实书院。1901年崇实书院并入三原宏道书院，改为高筹学堂。虽改名而书院旧习未脱。1903年总教薛寿轩以于右任出言不逊，悬牌申斥，中有“暴戾恣睢”几个字。于召同学开会说：  “暴戾恣睢”是太史公所以罪盗跖之词，这学堂我住不成了。恕冲冲离校。茹欲立、李仪社等起而向总教作斗争，无结果。1904年初，于右任任商州中学堂监督(校长)聘茹欲立、李仪祉为教员。不久，于右任赴开封会试，校务由茹、李二人代理。陕甘总督升允以于“倡言革命”，奉旨拿办，于逃上海，茹、李亦因此不得不连带辞职。

1905年秋(乙已八月)，茹欲立被派为秦省首批官费留日学生，入日本振武学校习军事。此时，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不久，受牛山先生革命思想感召，即与同学数人，率先加入同盟会。1916年秋，中国同盟会陕西分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茹欲立等二十余人到会。1908年2月，与陕西留日同学多人共创革命刊物《夏声》杂志，茹欲立以魏体楷书题写刊名，并以卓亭及大无畏、皮生等笔名撰稿多篇，力主民族民主革命，反对君主立宪，在《策国民之前途》一文中，充分揭露清政府所谓“立新法”“施新政”的欺骗性，以打破人们想依靠清政府实施宪政、振兴中华的幻想。他对人曾说起“皮生”笔名的由来。“皮者革也，生者命也，皮生即革命之义”。1908年秋以优等生毕业于振武学校。但因参加领导学潮，被留学生总监督遣送回国。经上海、广东回陕。仍从事革命活动。

1911年10月22日，陕西革命党人响应武昌起义，在西安举义旗。27日秦陇复汉军政府成立，茹欲立任军政府秘书长。不久，军政府改组，设总务府总揽一切，茹为总务府参政处参政兼任河北安抚使(辖渭河以北诸县)。后与井勿幕对调，任北路防御招抚兼筹备财政使。

1913年4月国会成立，任众议院议员。次年1月10日，袁世凯解散国会，逮捕议员，茹欲立被迫东渡日本。及蔡锷起义，即回国积极参加护国运动。其后曾任陕西督军府顾问。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次日，陕西督军陈树藩通电宣布陕西取消独立。尊表(世凯)投段(祺瑞)，充当北洋军阀皖系的忠实爪牙。

1917年12月，西北护法军和陕西靖国军及段倒陈。1918年8月，于右任和张钫通电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副司令。当时茹欲立及在督军府的党人如井勿幕、彭仲翔、李元鼎，皆密谋驱陈。及井、彭投靖国军，陈树藩对茹、李等严加防范。直到1919年1月1日，茹欲立和李元鼎始潜离西安赴三原靖国军总司令部。茹就任陕西靖国总参谋，襄赞戎机。1912年直皖战争后，直系阎相文督陕。陕西靖国军多数受骗。在武功的杨虎城坚持靖国旗帜，于1922年3月迎于右任总司令于军中，茹欲立与李元鼎等随于至武功，重新树立陕西靖国军旗帜。直奉战争暴发后，于令杨虎城进攻马嵬直军，初取大胜，终因寡众悬殊，杨虎城忍痛放弃武功，转退凤翔。为保存革命力量，经商定，杨虎城陕北，于右任自凤翔西行经陇右入川转上海。继而茹欲立亦问道抵沪，与徐朗西、于右任过从甚密。年余，以母卢夫人逝，归陕奔丧，从此家居。痛心于国内局势之以暴易暴，生民涂炭，遂不复从政，悉心钻研书法艺术和中国文史。

1928年2月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于右任为国府审计院院长(28日正式任命)。于多次函电邀请茹欲立赴南京襄助。茹因早已无意从政，加之1927年“四·一二”后，长子志卓自上海逃归，备述蒋介石在上海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暴行，自此对蒋的反动本质有进一步的认识，故对于之邀请一再谢绝。后因子派专人回陕敦请，并转告于右任的诺言：“合则留，不合则去，姑试为之”，茹以友情难却，勉为其难，遂于是年秋赴南京出任审计院副院长。

1931年6月，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决议，于右任任监察院院长，12月28日，四届一中全会决议，于任监察院院长。同时，审计院改为审计部，茹欲立任部长。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日战起，南京政府暂迁洛阳，因审计部末迁，茹未随往。当时茹曾作诗云志，中有“即览兴亡事，复凛忠贞言。国仇裁赤灭，我志谁与宣?书此布亲友，用矢金石坚”之句。

1932年于右任提出要在各省设审计处。茹欲立认为，审计法规尚不健全，坚决执行更非易事，目前各省设审计处，徒增人民负担而已，坚决反对。

同年，蒋介石为加紧对江西中央苏区的围剿，要更改预算，将巨款拨付南昌行营作为反共军事之用。审计部主持财政拨款审核工作，有签字盖章之责(财政部发出的支付书，须由审计部长核签始能生效)，并无监督各方之权，但茹欲立却坚持1932年4月9日立法院通过的1931年度总预算案(收入共7.13亿元，支出8093亿元)，拒绝增加军费。以致何应钦于1932年7月18日到沪对记者谈：  “剿共军约60万人，约半年可告一段落。剿共全部经费原支2000万元，今减至1 300万元，非常困难”。因没有审计部的核签，国库不能付款，财政部只能向中央银行透支，不算正式开支。于右任多次劝说茹对财政部拨付南昌行营经费姑予签字。茹欲立坚不从命，并对于说： “八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日，屡次追加军事经费，没有预算，没有法案，来多少我核签多少，那是打日本，应该签。如今给南昌行营增拨巨款军费是为了打中国人，这个字我是不签的”。

据王鸿俊回忆：1933年上半年，  “茹先生叫我随他去杭州。于右任也赶到杭州，继续促劝茹先生同意给南昌行营军费拨款。茹则断然提出辞职”。  “不久，我们去上海，往茹先生老友徐朗酉寓所。因为徐朗西与于右任早已因意见不合而互不来往、茹先生知道于右任是不会去徐的寓居找他纠缠的。到上海后立即将铸职书寄往南京。茹先生把这个部长弃之如敝屣。随即在《申报》上刊登‘茹欲立鬻字为活’的广告。至此，遂与于右任断交。随后，副部长李元鼎接任审计部部长。”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兵谏。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不久，杨虎城出国考察。当时在庐山的蒋介石为了争取陕西民心，稳定西北局势，经再三考虑，认为电召茹的老友《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嘱其转语茹欲立出任陕西省主席。茹笑对老友说：“双十二事变时，是周恩来救了蒋的命，他应该请周先生出任陕西省主席!”张深知茹的为人，亦不再赘言。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南京遭敌机滥炸，茹将眷属送陕，只身留南京。  亲友劝说：“先生一无官守，二无言责，自当及早避难归陕。”茹欲立认为：  “如今既展开全面抗战，自己虽手无斧柯，不能亲赴前敌，但亦不可东突西窜，置已身于万全，理应从容镇静，以支持政府，使前方无后顾之忧。”常反复教育子女：“国家不幸，吾辈又不能加力，此次抗战，结果未可知，假使战不利于我，有待于将来者实多，复兴之责，即在尔等，若此时尚不觉悟，无可言矣!一并以《南京在后方》一诗示儿女。直至日军兵临南京城下，政府已全部西迁，始与二三至友结伴西行，辗转苏、皖、豫、陕，虽颠沛于硝烟战火之中，仍不忘宣传全民抗战之主张。历两月有余始归故里，身着老羊皮长袍一件，箧藏《杜诗镜铨》一套而已。

回陕后，积极支持抗日救亡运动，广交民主进步人士，支持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8年7月，茹欲立以共赴国难的心情，应邀参加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在此之前，由于于右任率李元鼎亲访茹欲立于三原北城田家壕寓所，当前谢过，三人重归于好。在参政会中，与周恩来、林伯渠、邹韬奋等人多所联系，广泛阅读中共报刊文件及毛泽东的有关论著，对中共的主张和方针政策有一定的了解。曾在会上斥责张继说：“你不必说了！你光看国民党的报纸，执片面之词。请问：我这里这些共产党的文件资料你看过没有？”问得张继张口结舌，面红耳赤。

1949年4月参政会举行一届五次会议。孙科五日在大会作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起草经过和内容说明的报告后，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提出了“五五宪草”修正草案，其中提出在闭会期间应建立常设机构国民议政会。结果引起一些国民党参政员的坚决反对，竟有人站起来破口大骂。其他参议员大为寒心，对宪政前途大失所望。蒋介石在闭幕词中亦强调：“绝不可以有抵触五权宪法的规定，”“不可以有违反五权宪法精神的条款，规定于宪法本身之内”。茹欲立愤然退出会场，声称：“既不让自由讨论，各抒己见，那么还开会干什么？”于右任及其他参政员多方劝解，坚不收回意见，当即离渝返陕。

茹欲立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后，国民党政府先后给予陕西省政府高等顾问，晋陕监察使等职，均未被接受。但对国家命运未尝j日忘怀。曾在《无题》一诗中道：“思欲赴国难，愧无尺寸兵。献书既无路，众志或成城。将遂鼓作气，制梃秦荆。一雪禹甸污，再睹时俗平。以此卫华胄，庶报黄轩灵。”

1944年3月初，西安进步报纸《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被国民党特务捣毁。茹欲立特电该报慰问并公开抗议特务暴行，其文中有“日将出兮爝火熄”之句，隐喻反动势力行将灭亡，兼表其对人民革命事业必胜之信念。1947年秋，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邀茹欲立参加，茹拒绝出席。然而国民党政府竟捏造茹欲立赴南京开会消息公诸报端以争取陕西民心。

由于目睹国民党政府日益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民不聊生，茹欲立唯望中国共产党能救国家于危亡之际，拯人民于水火之中，因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及军事活动十分关心。解放战争期间，茹欲立经常由三原北城翻河坡至东关李文卿家收听延安广播，每当听到解放军胜利的消息，喜形于色，并向家人及友好宣传。国民党三原县党部亦有所闻，因此家中常有些不速之客来访，进行探听监视。自1948年亲送子、侄四人去解放区后，更引起特务注意。1949年下达的三原县29人黑名单中，茹名列其首。

茹欲立为官廉洁清正，为人刚直不阿，爱国爱人，直言不讳，在陕西人民中颇有影响。

1943年至1945年初，民盟西北总支部酝酿成立时，杨明轩等人数度与茹密谈，希望他担任领导。茹以年迈婉辞，并告杨等：“我完全拥护你们的事业，同意你们的主张。我要尽量为民盟的发开壮大提建议，出主意。”

胡宗南曾奉命赴三原探望茹欲立，茹事先得知，当日一早即外出躲避。而胡亦诡谲，至傍晚始去茹家，适茹外归方饭毕，只好接见，态度及其冷淡。胡觉无趣，寒喧几句告另别不久，胡密电驻三原的国民党三十八军军长姚国俊，命令撤退时胁迫茹欲立南下，如其不走，就地处决。姚军长驻三原期间与茹过从甚密，颇敬重，乃持电稿找胡说：“这个任务我无法执行。”胡说：“此电不是我发的。”然而不多时，姚被撤职，由副军长李振西代之。三原解放前夕，胡宗南准备胁裹南逃。己被胡撤去陕保安司令职务的张坤生与茹有旧交，获悉此事，遂托人送去路费并转张的话：“请先生不要去，过几天，我说未找见人，请先生避一避。”

1948年秋，中共关中地委书记赵伯平致函茹欲立，代表林伯渠、习仲勋、杨明轩等人欢迎茹去延安，“共襄西北解放盛举，”并安排由游击队武装护送其全家赴陕北。茹恐全家出走，震动太大，必然累及其他进步人士及亲友，更不愿为自身安全而使游击队遭受伤亡，因此决定不走。 1949年4月，茹托中共地下交通员给赵伯平一密函(用铅笔写在火柴盒内皮上)，大意说：渭北一带麦子已经成熟，农民都盼望麦客尽快南下收割。暗示敌人慌恐逃窜，解放军南下时机已成熟，人民盼望早日解放。

北京解放后，中共中央特邀茹欲立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协、适茹旧疾复发，不利于行，故未参加。二、三、四届政协，茹均以特邀委员出席会议。1949年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检察署副检察长等职。1955年被选为陕西省人大代表。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大炼钢铁劳民伤财，几次公开向中央有关领导(包括周恩来总理)反映。1960年在三原受到批判。1962年，中央开始纠正“左”的错误。茹不计个人恩怨，表示“有错必纠，就能得人心。”

“文革”中，家中财产被抄一空。 1971年政协举办“民主人士学习班”，批判茹欲立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时茹欲立88高龄，肝炎又复发，仍不许休息。至1972年突然声音嘶哑，诊断为喉癌，中医治疗无效。1972年10月10日与世长辞。

茹欲立一生潜心研究中国古文史，特别对楚辞、史记、说文解字、杜诗、韩文及荀韩诸子百家学说多有探索，惜只作眉批，终未整理出版。自幼酷爱书法，冬夏临池不辍，书艺精湛。于右任曾亲署其墨迹日“卓翁墨宝；”章士钊曾有诗赞其书法之功力：“……空闻四裔传碑版，不知三原有老成。……可能无意挥秦月，照彻于思(章士钊原注；即于右任)赤嵌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