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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是乾县城内仓巷人，现已七十九岁。小时候，家境比较富裕，父亲黎兆兰，原先是位比较开明的教私塾的先生。因此我八岁时，即民国四年，父亲便送我到城内北街马王庙上学。当时学校也没有什么名称，只有两位先生。一位先生名何尔林，乾县东南乡高墙村人。一位女先生名师能立，乾县城内太平巷人。学校共有二十多名女学生，都是八九岁的小娃，没有男生。学生分两个班，课程设有国文、算术、音乐、图画、体育、手工等。我在此念了两年书，因为兵荒马乱，土匪横行，学校解散。
      回到家里，父亲又请了东乡佛留村一位老先生，名叫王志均，来我家教书。学的都是些《四书》《五经》。还请了北寺男校的教师张孔博(永生坊入)，每星期来我家三次教学英语。这样大约到了民国十年以后，县城高庙巷李荣祖先生大力提倡，兴办女学，在县城柴市巷许家大院典了房屋，办起了乾县第一所女子学校。
      学校刚成立之时，困难很多。首先遇到的是几千年的封建思想、习惯势力的种种阻拦。女子上学，谈何容易。为解除封建思想的束缚，李荣祖先生首先把他的两个女子送进了学校。当时，先生的进步行为在县城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都说李荣祖老汉疯了，给姑娘不缠足，还要送姑娘去上学，简直是怪事。李荣祖先生不怕笑话讥讽，坚持办起了女校。李先生为此四处奔波，招收学生。
      我的父亲思想比较开明，当时母亲要为我缠足，他就极力反对，没有给我缠足。后来，李先生来家给我父亲说，让我去女校上学。父亲马上就同意了，并且还让我和弟妹刘芳士一同去。这时，母亲不同意去，她说供女子上学念书，惹人笑话。父亲向母亲解释说：女娃和男娃一样，女子也应该读书识字。父亲是一家之主，母亲虽不同意，也无法阻止。于是，我就和大弟妹一起去女校读书。
      说到上学，对女孩子也是一件困难的事。走在路上，人们议论纷纷，指指点点，当成新鲜事。逼得我经常扮成媳妇模样，来去学校的路上都得有家里人陪着。为这件事，我的婆家还捎了几次活，不让我念书。当时，县城上学的几十名女生，都是家人接送，封建礼教的戒律，是今天的女学生们想不到的。
      女校对学生的服装，也有要求，这是一项进步革新。我们当时都穿的统一的校服：蓝布衫子，黑裙子，长统袜子。姑娘们穿成统一的服装，对学生思想、校风和社会上的习惯势力都有很大的改变，也是移风易俗，改变人心。当然也时时遇到社会上的议论。
      女校的正式名称是“乾县女子高等学校”。初办起共有学生四十多人。当时将学生分为高等、初等两个年级，只有两个班。我们第一届高级班开始时共有二十几名女生。后来，马香梅、秦忠秀、唐风琴病亡，岳偶霞、李秀珍等退学，剩下的还有李凤仙、李春娥(北街人)、唐玉簪(西街人)、刘芳土、田英兰(现在崔家巷)、师歌棠等。最后毕业时只有十三名同学。
      当时学校学制为三年。课程设置有国文、算术、英语、自然、图画、音乐、手工、体育等。每天是吃过早饭后去学校，中午上三堂课，午饭在家中吃，或者由家里人送到学校。下午两节课，还有一节游戏课，是自由活动时间。学校制度较严，对学生要求严格，特别是不准女生随便出校门。
      学校的教职员，除李校长外，记得还有女教习李金丹(李校长的女儿)、师能立，西安来的焦教习，兴平的吕教习，还有一位张教习，名字都已记不得了。另外，一位看守大门的李老汉，是城内花口巷人。到毕业时，校长已成粱守典先生了。
      那时的女学生，被封建礼教束缚惯了，刚出家门，也不大方。学校有一次开天足会(运动会)，要求女学生们执旗打鼓，开始，没有一个学生愿意担任。经过先生的再三劝说，才有几个女生打了几下鼓。开天足会，主要就是宣传男女平等，解放妇女，禁止缠足等。在一次会上，李荣祖先生和杨正固先生还念了他们编写的一首关于妇女解放的诗，禁止缠足的歌，大概就叫《放足歌》。具体歌词已记不清了。
      在我毕业离校后大约两年，学校校址迁到县城考院巷，在现今百货公司后边。后因学生人数增加，女教师不足，校长范宏亮就让我去教书。我当初教的是国文。以后，我因生育小孩回家，从此脱离女校，学校的情况也就不清楚了。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去永寿县，在永寿女校还教了两年学。也因孩子拖累，停止了工作回家。又两年后，我回到乾县，教师记得的，有赵兰田，还有女教师李正固，其余都已记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