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崇斌
先父张润泉，字明德，世居乾县永生坊西村。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卒于1972年2月，享年七十七岁。192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他一生为人清廉正直，不慕名利，勤奋攻读，严谨治学，刻苦著述，办学育人，奖掖后进，扶弱济贫，皆为乡里口碑传颂。在陕西教育界和史学界，亦享有盛誉。兹就其荦荦大者，略述如下。
(一)克服困难勤奋攻读
尝听人言，父亲青少年时，即天资聪敏，勤奋好学，长年累月，埋头书案，不避寒暑，难分昼夜。从中学到大学，成绩优异，名列前茅。乡梓父老，无不称赞，同窗学友，尽皆钦佩。
当父尘时，家境贫寒。十二岁时，才开始在东村赵家私塾就读两年。按祖父意见，农家子弟，粗识文字即可。父亲的启蒙老师为东村长辈赵时安先生。赵公对父亲精心培育，关怀备至，为父亲一生事业上的成就奠定了基础。为此父亲每逢年节返乡探亲，必躬亲拜望，以感培育之恩。由于父亲勤奋好学，成绩优异，深得老师赞赏，在老师的劝勉鼓励下，才勉强得到祖父的同意，考入乾县高等小学，毕业时年已十八岁，毕业之后，本欲立即考入中学深造，但由于家庭生活困竭，遂辍学在本县两天堡、壤村等村教书。以后，在三伯父的鼓励支持下，背着祖父考上了陕西省立三中。以成绩卓异，名列榜首。加以亲友的百般劝说，祖父这时才勉强同意他续继上学。在省立三中毕业之后，他又以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深造。
能到大学深造，确为父亲当初始料所不及。这样，他就更加孜孜不息，刻苦攻读。因此，大学四年的考试成绩均名列前茅。毕业论文写得深入浅出，颇具创见，博得了指导教授的好评。毕业那年，适逢于右任先生巡视北平，陕西同乡聚会欢迎。会上，父亲致欢迎词。他在讲话中，对国家积弱不振，应谋求振兴之策，曾慷慨陈词。当时，不但众多同乡报以热烈掌声，亦得于先生的高度赞扬与赏识。嗣后，在治学、著述方面能得于先生的关注与支持，就是始于这个机缘。
珍惜时间，酷爱读书，是父亲一生中最大的乐趣。据说他年轻时，有一次送我母亲回外家，他坐在车辕上边赶车边读书，沉浸入迷，车抵家门，尚兀自不知，被乡里一时传为佳话。抗战初期，他一度赋闲，家中生活，全赖母亲纺织维持。即使在此情况下，他仍想法设法订报、买书，甚至为此而一度戒烟节约费用。直至临终前，他的视力不济，但仍令孙儿们为他念诵不止。其刻苦攻读的精神，于此可见．
(二)兴办学校教书育人
民国十四年(1925年)，父亲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即回陕西从事教育工作。他先后在省第一师范、省立三中、中央大学、西北大学任教。此外，还一度担任陕西省教育厅编审委员、陕西省图书馆编审主任、省立洋县民教馆馆长，文史馆编审等工作。
他对教学工作，一丝不苟。他的语文教学，对字、词、句、篇，均能剖析详尽。对学生习作，能精心批改。他的历史教学，能尊重史实，深入浅出，并能使之古为今用，因而他的教学，历来深受学生欢迎。
特别重要的是创建省立乾县中学。远在父亲青年时代，即渴望能在乾县办起一所中学。后来他从事教育工作，更深切感到关中西北一带教育工作之落后。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他决心在乾县兴办中学。从1937年起，他就到处奔走呼吁。在他的大声疾呼下，终于赢得了教育界老同事们的支持，得到当时任教育厅长王捷三先生的同意。经过艰辛的经营，一所崭新的、受到许多人关注的当时乾县最高学府一一省立乾县中学，终于在1939年创办起来了。校庆成立之日，举城欢乐。各界人士，莫不欢欣鼓舞。北乡人杨某，其时生子，即取名“乾中”，以作纪念。由此可见群众对乾中成立的欢喜之情及所抱之期望．
乾县中学的兴建，真是因陋就简，艰苦创业。当时学校建在旧城隍庙的旧址上，其中停放的棺材很多，房舍多陈旧，且不够用，要修建一新真不知要付出多少心血。然而一个学校之好坏，关键还决定于教师的质量。为了招聘一些好教师，父亲想方设法，奔走费神，才为乾中聘请了一些品学兼优的教师，诸如赵俪生、李实之、饶用琛等，均是学有根底、名重一时的优秀教师，他们均应聘来乾中执教。在父亲及老师们言传身教下，乾中学生的勤奋学习蔚然成风，在当时陕西中学中跃居第一流之列。在此影响下，不仅乾县子弟多就学乾中，即附近县分如礼泉、兴平、武功、永寿、旬邑等县，也有不少学生来乾中上学，从而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至今乾县阖境之内，曾上过中学，年纪六十左右的人，大致多系当年乾中的学生。其中有不少人，已攀登了科学高峰。为国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乾中兴办迄今近五十年，为国家培养的人才，更是遍及祖国建设各条战线。现在不少人谈到当年学校创办情况，均一致赞扬父亲办了件造福乡里、厥功甚伟的好事。
这里附带一提的是父亲对青年学生的爱护与关怀。1939年，父亲任陕西省洋县民众教育馆馆长期间，西安高中进步学生王彦亭，曾一度被洋县县政府逮捕，且有押解西安法办之虞。父亲闻讯后，为之奔走营救，最后保释回校。1940年，乾县县政府突然逮捕了乾中几名无辜学生。父亲闻讯后，非常气愤，遂亲自找到县长续俭据理力争。续俭被说得理屈词穷，最后只好将学生释放。乾中学生尚佩儒，当时系中共地下党员，被逮捕后进往西安劳动营。在父亲的奔走营救下，最后获释。他当时不仅营救了一些学生，而且对当时学校的地下党、民先队的学生，也是极力保护。如进步学生张公德、董良才、李景武、陈启秀、张武等，能安然无恙地在乾中攻读，就是明证。当时的地下党员，进步学生，后来都曾感叹地说：“尚佩儒被捕后，引起了县政府对乾中的注意，当时我们不少进步学生。能在此逆境中继续从初中、高中毕业，与张校长的全力掩护是分不开的。每一念及，感捻难忘。”
(三)排除万难埋头著述
从二十年代末期开始，父亲即在公余之暇，埋头著述，在浩瀚的文献海洋里，广泛涉猎。经过三十余年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辛勤劳动，先后完成了四部著作。1935年以前，他所著的《三民主义大纲》《日本侵略中国史》《人类生活史》三书先后出版问世，共计约四十万言。1942年，他又专心致志编著《中国通史》。全书底稿共八卷，约八十余万言。连同上述出版三书，共计有一百二三十万言。然而由于客观时势的种种干扰，《中国通史》的出版最后竟未能如愿。而且在十年浩劫中，部分底稿散佚，至今尚未找回，令人痛惜。
从父亲的著述中，充分可以看出他的爱国、爱民、图谋振兴中华的大志。他的青年时代，是在清末民初动乱的岁月中度过的。清末封建腐朽的统治，以及军阀混战所造成的丧权辱国、民不聊生的局面，使他深恶痛绝。而民主革命所展示的前景，则使他欢欣鼓舞。因而，从青年时代他就立志革新，参加革命。为了宣传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他着手编写了《三民主义大纲》一书。1929年，日寇侵占我国东北，他无比愤慨，遂参加陕西各界抗日运动大会，从事宣传工作。并曾代表陕西抗日会赴上海参加全国各界抗日运动大会。在此期间，为了深刻揭露日寇侵华罪行，宣传民族抗日运动，他着手编著了《日本侵略中国史》一书。为了阐发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真谛，他又编著了《人类生活史》一书。此书出版时，蔡元培先生曾亲自写了序言并题签。
他在编著《中国通史》时，真可谓呕心沥血，百折不挠。在浩瀚的文献海洋里，穷源竟委，搜集资料，为发掘湮投、探赜索隐而做不懈的努力。诸如《资治通鉴》、“廿四史”、“十三经”等巨著，无不做深刻的钻研。甚至街谈巷议，稗官野史，都尽量予以搜集，经过互助印证、研究，凡能有助于说明历史发展者，即视若珍宝，抉择采用。他所查阅过的书籍，多至数百卷。而这些资料，除自己平时积存的以外，大部分是外借的。有的甚至要跑到百里之外的省图书馆翻阅、查录，往返不计其数。正如他在《中国通史》编著序言中所写的；“编者事先对于历史资料就广泛博览搜集，虽片纸只字，能与历史有关也绝不放弃。甚至街谈巷议，稗官野史，只要有助于说明历史发展，亦必视之珍宝。”
当时我家既无宽敞的书房，亦缺少供写作使用的必要设备。在写作《中国通史》，他是在长不过一丈，宽不过五尺见方的房里。这所仄房，既是书房，又是卧室，能供写字使用的仅是一张炕桌、一盏油灯。就这样不分昼夜地坚持了数年，终于完成了长达八十余万言的巨著。《中国通史》脱稿后，家中生活已告困竭，经亲朋好友的资助，于1945年携稿前往重庆准备出版。当时拜访了于右任、蔡元培、罗家伦诸先生，并送上通史底稿请指正。蔡、罗诸先生阅后甚为赞赏，并推荐送交中央研究院审查。但适值抗战甫告胜利，重庆方面忙于还都，送审一事，终无结果。待至1947年，父亲随国史馆到南京，翌年，即接到中央研究院建议出版的通知，遂与有关书局商谈出版。其时，解放战争风暴已席卷全国，国统区万事惧废，出版一事，只好搁置。新中国成立后，1960年，父亲任陕西省文史馆馆员时，虽年事已高，但仍积极研究中国通史，并着手对原稿重新修订，以求完善。修订后，曾送请郭沫若同志审阅指正。1960年，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来函谈：“郭老建议送有关书局出版。”后来，“文化革命”开始，出版一事不但没有办成，反而因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并对所著《中国通电》组织了批判。为此父亲一气病倒，含冤逝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问题得到平反，推翻了加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词。但《中国通史》底稿，终未能完全找到，成为难以弥补的损失。
(四)挟贫助困，造福乡棒
父亲一生，作风朴素，青衣布鞋，粗茶淡饭，修身洁行，自奉俭约。但每遇他人困难，则乐于解囊相助。尤其是对有志向学之青年，更是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一生供给本族子侄青年上学者有九人，资助乡里亲友以及其他贫苦无告学生上学者多达二十多人。不宁唯是，1929年，即民国十八年，关中大年馑，当时家住西安市书院门。尽管全家六口仅靠父亲教书的薪俸维持，生活亦甚困稚，但乡里亲友常来我家就食者竟达数十人。有的吃后临走时还得有所馈赠。父亲对此却心安理得，乐之不已。在他逝世后，乡亲曾送一幅挽词云：“一九二九年，关中大旱，镰刀高悬者三年，数百里之内草无根、树无皮，十室九空，饥民麇集，弃儿卖女，尸横遍野。先生慷概，赈济乡民。八年抗战，敌机轰炸，西安疏散，学校南迁，不少家贫学生无力前往续继读书。先生获悉，竭力相助，已所不足，反助于人。诸如是者，恩泽之所及者颇不乏人。今闻先生长辞于人间，涕泪纵横者大有人在”由此可见，他扶弱济贫、造福乡梓的高尚品德是多么感动人心。]979年，乡亲邻友在为他召开追悼会上赠送的挽词所写的“望重乡里”四个字，正好是对他一生品行的高度概括。
父亲一生的行为，尽管如此光明正大，然而在“四害”横行之际，惨遭诬陷，备受迫害，不幸于1972年含冤去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照耀下，终得平反昭雪。1979年11月2日，陕西省政协为他隆重召开了追悼大会。省、市人民政府、省委统战部、市政协、省、市各民主党派、省文联，以及乾县人民政府、乾县政协、文教局、乾县一中、乾县二中、县文化馆、杨汉公社、永生大队等二十多个单位负责同志以及父亲生前友好、学生、乡亲邻友三百余人莅临参加了追悼会。会上，对父亲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价。
父亲逝世已十四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那勤学苦读、严谨治学、奋发著述、乐于助人的精神和品德，都时常浮现在眼前。他一生的高风亮节，永远激励着我，鞭策着我继承他的事业，献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值此省、县文史资料征文之际，仅就自己所知父亲生前的生活片断，撰写此文，以供参考。限于水平及手头资料之不足，缺漏之处，在所难免，恳望父亲生前友好以及乡里邻友们予以指正批评。（1986年春于西安）
参见《乾县文史资料》第2辑第99—106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乾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