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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江纵队是党领导下的城固人民地下武装，在配合解放大军解放城固的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5年11月，中共陕南工作委员会书记伍力、副书记高秦生奉西北局指示，来陕南和洋县的赵冠群、城固的武刚毅（即黄河昆，城固人）取得联系，发展力量，筹建地下武装。1949年初，陕西省国区工委派城固籍人华凯（刘耀华）、南郑籍人唐维（李兴华）回陕南开展地下工作。7月，伍力召集赵冠群、武刚毅等开会，决定利用当时国民党陕南师管区成立“暂编纵队”机会，排“纵”字番号，建立地下武装。武刚毅回城固后，立即同西北区委李馥郁等在歇马庙举行会议，决定迅即动员地下党员，集中现有武器，组建队伍。地下党员胡利生（文川区毕家河人，原第三游击大队战士）以李文芳于1941年转移到水硙河的6支枪为基础，在毕家河组成10多人的一支小队。未几，即发展到30多人。与此同时，谷岸（即张天鲁，岐山人，1949年夏，西北局派来汉中从事地下工作）、华凯以唐广小学为基地也组织了20多人的一支拥有10多支步枪和两支手枪的武装力量。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分三路向汉中进军，陕南第19军也分南北两路，沿汉江溯流而上，直逼汉中。此时，5月份西安解放后逃来陕南的胡宗南，见大势已去，遂于11月中旬开始向四川撤退。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也奉胡宗南之命，让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和陕西省保安司令部所属各团于11月30日前集中城固，随时准备向四川撤退。他们驻城固期间，白天集体劫掠食盐、布匹，以作旅途之用；夜晚，官兵窜入民宅，抢劫金银首饰，糟蹋良家妇女。尤为令人愤慨的是，胡宗南竟欲将强行征收来搬运不走，屯放在柳林的几十万斤粮食于逃离前付之一炬。谷岸、唐维得此情报后，即通过各种关系，暗暗做通了该粮站负责人工作。该负责人于夜静更深之时，将烧粮的两桶汽油换成清水，才保住了这批粮食。城固县吕家村粮站，是一个存有四、五十万斤粮食的大仓库，国民党溃逃后，为使粮食不受损失。谷岸即以“汉江纵队”名义将其全部查封，并嘱咐该站认真看管，待解放大军到来后，论功行赏。之后，谷岸等又暗暗派地下武装保护要道桥梁和重要设施，并在敌人溃逃时抓获了正在安装引爆装置、企图炸毁汉江浮桥、阻我大军前进的伪保安司令部军统特务蔡xx。
     11月28日，谷岸、华凯派人从国民党陕南“暂编纵队”搞来40套黄军装，运往毕家河。当晚，地下武装领导人李文芳、胡利生等在毕家河扁鹊观开会，决定将地下武装由隐蔽转为公开，并决定立即攻打景家山（周公乡所在地），解除蒋大炮（即乡长蒋永庆）的反动武装，为迎接城固解放打响第一枪。11月30晚，趁天黑雪大，各支队伍计60多人，有机枪一挺，步枪30多支，子弹1000余发，手榴弹20多枚，分三路出击，激战约两小时，除乡长蒋永庆负伤潜逃外，余敌官兵全部被俘。缴获机枪1挺，步枪13支，子弹300多发，手榴弹40多枚。12月2日，部队又到杨家营、歇马庙收缴了恶霸地主步枪30多支，下午，路过斗山，又说服了城固县保安第一大队100余人起义。当晚，部队驻扎唐广小学，当地群众杀猪宰羊，送粮送酒进行慰问犒劳。饭后，谷岸、华凯等主持会议，正式决定将这些地下武装定名为“汉江纵队”，并决定谷岸任政委，华凯任政治部主任，封云任汉江纵队队长，李文芳任第一副纵队长，陈世民任第二副纵队长。纵队下设三个大队，张明、胡利生、陈秉谋分别担任第一、二、三大队大队长。
     12月7日11时许，中国人民解放军57师171团杨永恩部解放了城固。在唐广小学集结待命的汉江纵队奉命开进县城驻防。入城后，在考院小学、校场坝中学进行整顿。地委书记白成铭调谷岸等人去南乐搞生产自救，谷岸离开汉江纵队。汉江纵队在整顿期间，伍力、高秦生及军分区首长，再次讨论了城固地下武装名称，为了和洋县地下武装名称统一，在“汉江纵队”前也冠以“陕南人民自卫军”，正式全称为“陕南人民自卫军汉江纵队”（简称人民自卫军），同时决定这支武装部队暂编一个纵队，下设三个大队。任命李文芳为纵队长，黄河昆为纵队政委，胡利生、张明、樊安民分别担任第一、二、三大队大队长。稍作休整后，汉江纵队又兵分几路，分赴城固各地进行收缴散失在群众中的零散枪支，保护桥梁、仓库，维护社会治安等工作。之后，汉中军分区将人民自卫军缩编成三个连（其中，洋县人民自卫军被编为两个连，城固汉江纵队被编为一个连）。
     至此，活跃在汉中地区各县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地下工作者，走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里程，迎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