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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木县城是于一九四七年古历九月十七日解放的。解放前古九月十七日是财神爷的节日。
      县城市民每逢这天，商家铺店，百工匠艺，家家喜迎财神。财神爷相传是个赤鹁绿面，左手端着一个大元宝。有钱人的绰号叫做“绿眉脸”，可能是由此得名的。
      一九四七年古九月十七日这天，终于才迎来了真正的财神爷一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神木县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在国民党时期，我在神木县先后任过小学教师、校长、督学、教育科长、神中教师、警察局局员等职。还任过神木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又在流亡的神木县政府代理过警察局长办事处主任、秘书等职。已列在地方士绅行列，略有声望。
      我大哥张介夫早年参加革命，在第一野战军任职。因大哥的关系，国民党对我采取的是“既拉又防”的手法，象似重用，实际防范甚严，心怀戒备。那时，驻军团长杨仲璜较为开明，他不表态，谁也无可奈何。
     一九三九年署假，在去榆林受训中，加我“通共”罪名，坐牢四十五天，后在地方人士出面具保下，方才释放。
      在一九四六年春，母病垂危，我接连给大哥去了数信，促使回家探亲。一九四六年正在国共两党和谈之际，经组织批准，哥、嫂带着孩子、保母，于古六月初，由延安动身，途经贺家川老区。神府领导说，放心回家省亲，如有事，我们会立即获悉的。在十日那天返回家中。“回来一个共产党人”，这个小城池就街谈巷议起来。国民党的要员们便手忙脚乱开来，研究对策，拟派人到我家监视。我闻讯十分气忿，父亲更骂不绝口。我气忿之下，便去见县长王志笃。我说，“家兄是为探母病而回，是个医务人员，天理国法人情，谁无父母兄弟谁无妻子儿女，出门在外，难道连家都不能探望吗?听说还有监视行动之说，何需大动声势呢，一切由我负贲，以全家性命担保”。他看我语气声色有变，连说，“可以，可以，请不要介怀”。在城里我陪同大哥看望了亲戚故旧，回到东山旧城家中，再未进城。仅住了十多天王志笃找我谈话，他说，“怕影响不好，请令兄少住几日，请多谅解”。在胁迫之下，哥嫂们就返回工作岗位。
      在哥嫂们走了约十天，窟野河爆发了一次历史上罕有的大水灾。灾后，王志笃派人找我，见面后谈话中，我方知在与神府苏区交界地石瑶村，发生了人命案件。他说，“国共两党正在和谈期间，为不使这事引起误会，发生冲突，决定派代表团前往苏区交涉。代表团由三人组成，李步鲁代表军方，为首席代表，曹青萍代表政府，你代表地方人士，请辛苦一趟，明日在团部动身”。听后，我不胜诧异!要我当代表，不知耍的是什么花招，恐怕为试探我是否与苏区有瓜葛，藉故窥察吧?我当即表示愿去。我也想借机观光解放区，耳闻不如目睹，可以开阔眼界。次日岀发前，由驻军二五八团团长杨仲璜备饭招待。还派他的警卫员李满红随行，行前杨又嘱咐不使事态演变为宜。我们一行四人骑马前往，当天住在石瑶村。第二天早饭毕动身：中午即达神府县政府所在地贺家川。洗嗽毕，即同去拜访政委刘北垣，适县长梁士堂在坐，当即说明来意。刘政委说，“此案不知为何人所为，贵、我双方应认真调查，在目前和谈期间，不要为此事引起误会”。下午刘政委招待，支队长刘吉甫、县长梁士堂等人作陪。席间刘政委说，“你们可以随便走走，这里不受任何约束”。我们参观了几个织布工厂，机声嘠嘎，有男有女，一派新气象，不象神城那样死气沉沉，纯是消费城镇。参观后在休息中，忽有人来说，“哪位姓张?河防司令部有请”。不知何事，为避嫌疑，我觉得不能独往，邀请他二人同去。是县委副书记兼河防司部秘书王治岐。他对我说，“贵方有我部军属两户，王瀛家和你的家，特请代转给这两户法币各拾元，以表示我们对军属的心意，拜托捎回。”我就带回。第三天清晨，取得复信即动身，与梁士堂等人作别。
      神木县城解放前夕，城内一片混乱。我怕国民党在撤离县城前，借故加祸于我，于古九月十六日凌晨轻装单独走出。我为何能单独走出呢?是因那年六月间，竞选“国大”代表时，按规定我辞去警察局局员的职务，再不担任何职务，因此不受任何约束。离开县城，路遇表弟王昕，遂偕同到了东胜表兄王季明家。表兄建议我到绥包先谋个糊口事，再定行止。
      包头市，我人地生疏，无依无靠的异乡人，想谋个工作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心底里着实想回家。冬至后，爱人突然来包，我很恼火，我说，“我之不带家出来，是有用意的，为了行动方便。”她哭诉，“不是为跟你享福来，是老人着我专程寻你回家去。县保安科人也同意我寻你，人家是欢迎你回县的。”听罢，自愧是我错怪了她。她又说，“咱家已挂上‘光荣军属'牌子，人民政府还有优待。”人非草木，岂能无动于衷，我十分感谢共产党对我家庭及我的关怀。可回家享又增添了麻烦，需从长考虑。适有友人孟济川来包出售士碱，他是在鄂旗桃力民教学的，劝我先到他那里住下再作打算。这就与繁华如梦的包头告别了。自出门以来，可尝到各种滋味，使我回家的心更切了。一日，老孟说，“为了你的生活我陪你到盟政会（现名新街）作点生意吧。”我觉得反正闲着，盟政会与神木是地土相连，乘机可打听神木旧政府是否还存在、若存在很想返回落脚，以实现回家的愿望。此行是一举两得的事，便决定前到盟政会后，神木县政旧府尚在，设在壕赖村，成流亡的政府了。盟政会距壕赖廿多华里，我有意前往，以观动静。先见到一些旧人员，他们都劝我返回旧政府，我本有此意，未便道出。随即去见到县长马骧，他说，“请留下吧，警局现无局长，你正适当，担任起来好了。”我说，“恐难胜任”。暗忖，“正合吾意”。他是想借我以维系众警士之心，我是想得此机会创造回家条件，各怀心事。后经商谈，我便答应于次年古二月到职。于是我与老孟仍返回祧力民。       一九四八年古二月我到了壕赖村。在战乱中旧县政府已无正规程序，马骧只口头宣布我为警察局代理局长。
      风闻南边有动意，马骧便惶恐不安，他命令所有旧县府人员统移往通岗浪乡。对通岗浪的历史须略叙梗概；通岗浪是蒙语译音，原为乌审旗之地。在清朝末年，蒙人因征收边商地铺钱而起纠纷。蒙人捣毁了神木四十八家边商的房屋帐棚等。以神木边商富户吕万有为首，代表边商多次向县、府、京告状，并走了门路由于汉人的偏袒，竞将这块约五百多平方里的土地赔给边商，使自行垦放。从此这块土地就属于神木县管辖。先设有派出单位办事处，后成立乡公所，名胜利乡。此地与神木县境地并不毗连，须经扎萨克旗（现属伊金霍洛旗）境地，方可到达神木县境。
      流亡政府到了通乡边补拉（蒙语）村再未移动。
      一九四八年古四月初，突然三弟到来。那时流亡政府的公文、信件均由盟政会邮局代转隔几天，派警士刘廷祥去取。三弟到了盟政会，听说老刘来取信，就相随到通乡。见面后，始知他专为送信而来，是人民政府保安科刘维世写的信。十分惊诧，共产党消息真灵，怎知我已来到通乡，令人钦佩之至!信中对我的行止很关注，欢迎我回归，兼谈时局。阅毕当即焚毁，免生枝节。三弟还说刘某人曾款待过父亲我以朋友交情，筒短作复，铭感关怀，必当有以报答。信仍白三弟带刘维世给我的来信，使我新潮起伏，感慨万分，想起大哥探家道经贺家川时，已留下我的名字，当代表团到老区交涉时，也有印象。爱人到包头寻我时，给带有口信。三弟特意专程送信等等，使我浮想连篇，感到共产党对我竟如此关怀，一再欢迎回归，真有“人情味”。在现在来看，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战工作，是一如既往的，的确作得深，作得细，高瞻远瞩，尽力争取，不使走向反面，体现在我身上更为具体。
      那时国民党的统治机构，已到土崩瓦解之时，人心思变，大势所趋，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全国各地进军。刘维世的这封信，给我敲响了警钟，改弦易辙的时候已到来；这封信给我指出了光明，是我人生长河的转折点；这封信符合了内因是依据，外因是条件，外因促进内因这一颠朴不破的真理。当即我想起了陶渊明的一句名言：“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马骧在通岗浪约住一月的光景，忽说他到榆公干，旧政府事由秘书侯宜生主持。竞而一去不返。不久，侯也溜之大吉，带上县印、卷宗去了榆林。边补拉村居住分散，旧政府与警局住址相距有三华里，致消息不灵。旧县政府留下几个科员，警局尚有三十多人。一时议论纷纷，有人说，未有县印，难向乡里派粮，吃什么?有人说，干脆散伙了吧。此时正是我回家的大好良机，可有两个问题尚未解决：第一人心虽然动摇，心却不齐，还难以控制。第二，盟政会是咽喉要地，不经此地，难以越过。其时顺理成章以我为首了，一切由我决定。经过深思，觉得应先到榆一行，了解情况，再行定夺。榆扎公路尚能通车，就乘车到了榆林。找到马骧，我提出管与散的问题，他说，“县政府在榆办公，经请示批准。现任命你为驻通办事处主任，请暂时维持，新县长不久将去接任”我再未说什么，就返回通乡。以办事处名意，向通乡派收食粮。约一个多月，新县长张国英莅任，张是熟人。他带的一批人，雄心勃勃，委我为秘书，徐鸿德为秘书兼财政科长，警局局长委张毅武担任，还有科长，科员等人。他到通乡后就派军粮，要军草，征军马，一时搞的乌烟瘴气。我与他是同床异梦，各有打算，只能沉默罢了。       转眼已是秋尽冬来，如何回家常在苦思冥想中。猛然想到“金蝉脱壳”之计，先设法离开通乡，前进一步，然后实现归愿。通乡人民在无休止的要粮、索草、征马之下，喘不过气来，旧县府人员催收食粮很有困难，据此我给张国英出谋，需派员再前往壕赖村一带尚未解放的地方加紧催收。他说，“已派人催要，还无消息，目前大有断炊之忱”。我提出愿往督催，他客气地说，“就有劳尊驾了”。我说，还需携眷前去，便于照料，他也同意。冬至后，便携家及警士四名，长短枪五支，到了壕赖村催要食粮。虽有困难，也收到一些，分别运送至通乡。张国英很是满意。这是以“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方法，以稳其免生他念。逐渐来的警士多了，先后集聚起十五个人。我有目的地分别与各个警士谈话聊天：咱们都是土生土长在神木，祖宗坟墓在神木，可不能把骨头卖在外边，谁无父母妻子，哪个不要团聚。眼下仅仅能有口饭吃，还有断炊之忧，怎能谈到养家糊口。共产党对穷当兵的绝对不会难为的，象你们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你们只不过吃人家饭，听人驱使，还有什么顾虑。说心里话，我现在也想回家啦，我都不怕共产党，你们算个什么。如此拉谈，很见成效。这些人中，有一个是东山邻村的人，两个是远方亲戚，这五个人对我是言听计从的。我又和科长郭一鸣，科员张玉楚长夜谈心，交了底，张玉楚才露出他是由绥德派来的。我请他二人和一个警长也与各警士多接触，了解这些人的想法。这样分别交谈，摸清各人底细，认识取得一致，思想基本解决。何时行动，尚未确定，但宜速不宜迟。事有巧合，三弟又来了，父亲专为我从大哥那里返家，着他前来送信。父亲手谕：“尔应识大局，光荣归来，勿自贻误”。本已下定决心，又在父亲的教诲下，立即采取断然措施，首先遣三弟回禀双亲，日内即可返回。其次雇妥牛车着爱人儿女先行，以防同行不便。古四月二十五日，以我个人名意给神木县人民政府县长王殿威写了信。表示率众县的诚意与决心，决定于二十七日起义，将要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中，特为牵告，并请回复。我特派刘廷祥专程送信，命他一天送到，次日必须返回，不得延误。老刘个大腿长，走路飞快。信是请县供销社张汝南转达的。老刘将信亲交张汝南手，听候回音。张随即将信交给王县长。当晚县上领导开会研究毕，张汝南对老刘说，“不回信了，你传个口信，欢迎你们回来，县上即将派人前往接洽”。老刘怕误事，连夜动身，于二十七日下午就返回壕赖村。在老刘走后，我与郭、张二人详商起义之事。我又去附近自卫队驻地见了中队长王万盛，我说，“风声不好，我们准备挪动一下”他说，“应由你决定”。这也是为使其免生邪念。万事俱备，我让大家饱餐一顿。二十七日傍晚，我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宣布：“现在起义!马上动身回县。可把话讲在当，谁如中途变挂，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大家都表示愿意听从。一行十五人携带长、短枪十支（短枪二支）、子弹、手榴弹，马匹，就不停地迈开大步向南行。约行二十余里，在一个小村歇了一阵，喝点凉水继续前进。我觉得小心无大错，让大家连夜急行，以防万一。天气阴沉，黑如钢底。在我们走后不长时间，王万盛的分队长白珩则，率人追赶我们，这可能是走漏风声后，王万盛派遣的吧?幸喜连夜急行，天公作美，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晩，白珩则卒众追不上我们而返回。此事壕赖村人所共知，后来自珩则自己也供认不讳。
      到了刘家石畔村时，太阳已登山，村中已见行人。我们困乏极了，就住进一家农民家里，有的把枪倚在墙角，有的把枪挂起来，横躺竖卧，竟都睡去了。这时进入解放区，如释重负，如愿以偿了，我心情舒畅了。不感困倦，信步走出院落，遇到一位老者便与交谈，他听我口音是本县人，象放心似的，便说，“这里住着个乡上的同志，他望见一哨人马向村而来，便走了”。我说，“老人家劳你老给乡上那个人传个口信，就说我们是起义回县的，请他放心能和我们见个面谈叙谈叙”。老人家说，“好吧，我打发人去找找”。不一会儿，那个乡上的同志（已忘姓名）果真来了，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我说，“我们是起义回县的”。他看见我们毫无戒备，都在酣睡中，觉得不会有变，便说，“附近驻有武工队，我去将你们的情况作一报告。时间也不很长就返回来了。他说，“武工队负责人要你们派人前去接头”我就派张玉楚随同乡上的那位同志去武工队驻地接洽。他们回来说，武工队负责人要求先把枪支驮来。我觉得言之有理，因我们还未收到县人民政府的片纸只字作依据，武工队当然不放心的。我就亳不犹疑地又派两名警士把枪用马驮去。接着我就率众与那位乡上同志一同前往。约行十余里，到了南燕村，来了几个人迎接我们，彼此互相介绍，我才知是县武装部长张增旺，区委书记贾怀周，区长郭建华，还有王根元，袁子珍等人，我说明情况，和人民政府已作了联系。他们欢迎我们起义归来，说尚未接到县上指示。饭后，稍事休息，郭区长向我说，“我们想往前赶点路程，你同意否”?我说，“完全同意”。我们就和他们相随同行约行二十余里，到了燕梁村。住在同一个院里，他几个负责人住在北屋，我们住在东屋。休息起来又吃了一顿饭，开始座谈。区委书记说，你们起义回来，我们十分欢迎。现商量一件事，目前处于战争状态，急需枪马，我们的意见，想把枪马留下，明日派人随同你们回县，不知意下如何”?接着武装部长发言同意书记意见。我当即表示，枪支全部留下，完全同意，惟三匹马中，一匹属于公家的马，也同意留下，另两匹是郭一鸣和我个人的，我的意见想带回去，因还需驮行李，俟回去后，由县上处理他们见我有不同意见，于是说，“天晚了，你也累了，明天再谈吧”。的确我累了，可心里的块石头落地了，这一晚我安安然然地睡了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早饭毕，我在门外踱步，忽见远处来了一骑，越来越近，来人好生面善，下了骑，竞是小学同窗崔如宾（当时县委秘书），相见之下，欣喜异常。他说，“我是代表县委专程前来迎接你们的”。他问，“一切都好吧!”我说，“很好”。只是在座谈时有点意见分岐。“什么事”?我就将商谈枪马会部留下事如实反映。他说等座谈时再行研究。他们见面寒喧后，就进行座谈。座谈时，区委书记、武装部长所言，还是昨日的意见。崔如宾发言，他是代表县委前来的，他的意见是，枪支因急需同意全部留下，但公、私马都带回去，亩县上处理。他们同意老崔的意见。散会后，我们就同崔如宾相随，一道说说笑笑回县快到县城了，遥望二郎山，远眺龙眼山，令人多么兴奋，离县一年零七个月的时间，多么想见家乡的山山水水呀！
      我们是从北门进城，刚跨进城门洞，就遇见了熟人，听见有人在说，“张希纲回来了”走到北楼洞，有人来说，请你们到南关招待所（原福谦益店）去住。在招待所吃毕饭，我就去拜访县长李子科，付县长李向槐。王殿成已任县委书记。李县长说，“我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欢迎你们起义归来。请在招待所住下，先休息几天，再回家团聚”。辞别后，我给众人打了招呼，就飞快回到东山旧城老家。
      回到家中，双亲看到我身体瘦弱，穿一身灰色布衣，上身还是对襟的，戴着黑色便帽，似乎不认识，我叫：“爸!妈!”后，二老竟痛哭流涕，我也抽泣不止，真是乐极生悲!
      招待所住了七天，最后人民政府备丰盛饭菜款待我们，李县长讲话说，“你们是光荣的起义人员，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是既往不咎的。希望各位回家后安心生产”。我当场也发了宣，表示了我的态度，并告诫其他起义人员都要安分守己，遵守国法，自食其力，各安生业。李县长当即宣布：“公马奖给大家，私马归于个人至此各返家中，郭一鸣、张玉楚也先后返回佳县。米脂原籍。
      回家几天后，就逢“端阳节”，共叙天伦之乐，十分欢畅!我当即给大哥去信汇报回到县中，受到县上领导热烈欢迎，盛情款待的情况，并陈述自己的打算，拟在家务农，侍奉双亲，以慰二老晚年。大哥来信指出，说我正在有为之年，需重新学习，将为人民效力才对。并让我到他那里去工作。他还给县委书记、县长捎信，请他们帮助我起程。过几天我去见李县长时，他说，“我们研究过了，想留你在地方上工作，现正筹办干部轮训班，想让你参加，边学习，边给学员教文化课，不知你的意见如何?”我说，“此事须禀知双亲，允许方可”。回家将领导意图禀告，父亲说，人家不嫌弃你，可以参加学习，又不离开我们，就这样定了。我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中旬参加了干部轮训班的学习。这是我踏入革命阵营，从新活人的起点。一月学习期满，分配在县人民政府担任文书。
      一九五〇年秋调教育科任科员。一九五二年春又重新执教，先后在神中、城关、贺家川、高家堡小学、神木师范、农校工作直至离休，共计三十二年。回忆在这三十多年的工作过程，党一直对我政治上十分关怀，生活上给以温暖。参加工作后，即作为统战对象。我家有十口人，每逢年关在生活上就有所接济。父母相继逝世时，宣传部（兼管统战），给过困难补助金。新中国成立后，我被邀参加各界人民代表会。普选以来一直是县人民代表，任过县人民委员会委员。曾被选送在陕西省社会主义公学、读书会学习过。也曾出席过省、县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会。现为陕西省六届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常委。自惭形秽，竟恭列于老干部的行列。我深感对人民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现却享受着很高的荣誉。
     自从参加革命，经历了各次运动，每次运动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都被波及。然而我都过来了，这是为何?我深深体会到，这是党的政策在我身上最明显最突出的体现，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这并不意味因我是起义人员，而是党的政策的伟大、英明、正确。
      现年近古稀，无忧无虑也无求，但我时刻不忘，要保持好晚节。我是知足的，知足胜过长生药。我经常教育子孙们，要为四化贡献力量，不忘党对我的知遇之恩。现我每日锻炼身体，读书、看报、写字、乐在其中，趣在其中，读书是精神补剂，否则腹中就空虚。写字是运用气功之一法。此外也还参加一些县上召开的有关会议，我是抱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虽不在其位，但应谋其政才对，如对县上应兴应革的事，我本着“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原则，诚恳提出意见与建议的。
      去年在读书时，偶读到“舌耕”二字，不觉感从中来，一时兴会，便作了一首打油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