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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如胜，神木县贺家川镇贾家沟村人，生于一九一一年，一九二八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三三年参加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转战陕北、关中、晋西、绥蒙地区，上过抗日军政大学，赴朝参过战。一九六七年离职休养前是忻洲军分区政治委员。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他身经百战，两次负伤，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在身居高位的和平环境里，他牢记党的宗旨，发扬延安精神，保持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他大公无私，一身正气，勇过权力、金钱、子女三道关，以实际行动谱写了感人的晚晴篇章。

      权力，在某些人眼里是万能的，它可以满足虚荣和私欲。而在贾如胜看来，权力属于人民，党的干部理应甘当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忻州军分区的老同志清楚地记得，贾政委在职时，下乡为自己约法三章：身背行李，不用车送，不用人接。那是一九六O年的冬天，冰天雪地，寒风刺骨。老贾到山西省静乐县山区下乡，他穿一件蓝布棉袄，腰束在陕北老家当农民时常用的一条布带，一路跋涉，到了静乐县武装部，他把铺盖卷往传达室的门口放，到火炉旁烤火。门卫不认识这位土里土气的人，让他把铺盖卷放到外面去，他没说什么，笑了笑，又把行李拿到院子里。
      时间又过了四年，老贾到定襄县沙村搞“四清”工作。那时候，农村生活十分艰苦，村民们每天两顿饭，早上窝窝，晚上稀饭。老贾坚持和群众同吃同住。时间一长，他战争年代得下的胃病又犯了。但是他从不声张，一直坚持工作。跟他去的同志看到他身体一天一天瘦下来，实在不忍心，便给他买了点饼子。他把这位同志叫去批评说：“我不能搞特殊，农民们都吃两顿饭，我们为什么不能?不能因为我是师级干部，要知道，我是红军，我能吃下延安的苦，就能吃下现在的苦”。后来，他的病越来越严重了，分区机关便给他买了些饼干罐头捎去，让他补补身子。可是这些东西他没有打开，放了几个月，最后分给工作组的病号吃了。
      贾政委的老家是个山大沟深的偏僻山区，这里生活比较艰苦，许多同志劝他把自己的独生子接出来和他一块生活。当时，只要他点头说句话，儿子的户口是容易办进城里的，还能给找个工作。但他不同意，而且落地有声地说“农村那么多人，大家都艰苦，我的儿子有什么权利搞特殊”！
      权力的口子对儿子不开，对孙子也不开。农村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是比较差的，他的孙子想转到忻州市上学，结果被老贾拒绝了，一九八六年春节前，儿子带着十七岁的孙子千里迢迢来看望爷爷，临走时，孙子想让爷爷出面说在忻州当一个义务兵，老贾耐心而又严肃地说：“你户口不在这里，爷我不能开这个口”。按理说，特殊不能搞，该享受的，总可以享受吧。然而老贾对自己总是严格要求。一九八六年夏天，上级安排他去北戴疗养，并通知让带家属或随员。女儿考虑到他年纪大了，为了照顾他的饮食起居，顺便也想出去看看。就是这么一件合情合理的事，老贾也没有同意他的理由是：“我虽然有带家属这个权利，但你们跟去会给国家增加负担，这种事我不能干”。
      一九八九年夏初，老贾患病住进医院。七十多岁的小脚老伴每天要往返三、四里路给他送饭，行动十分不便。干休所的领导考虑到这个困难，便派单位上的小车去给老贾送饭。可是这事被老贾发现后立即进行了制止：“单位上用车的又不是我一个人，我怎么能搞这种特殊？”
      身为军级干部的老贾，人民给予了他一定的权力，但他从来不滥用权力，为子女，亲属和自己办任何违反政策规定或特殊的事情。好些人对他这种行为很不理解，然而他的解释是：“我是共产党员，党员就不能为自己谋私利”。       金钱，有的人把它奉若人生追求的唯一目标，巧取豪夺，贪得无厌，不惜堕入罪恶的深洲。甚或有极少数从抢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人也在它面前吃了败仗。而贾如胜同志对待金钱却有着泾渭分明的两种使用观——自己，他节衣缩食，克勤克俭，不肯多花一分钱；为了国家和人民，他却可以将自己的积蓄慷慨奉献给人民。
      少年乐新知，垂暮思故友。老贾经常回想自已走过的路，他忘不了养育自己的黄土地，忘不了培养他成长的党和人民。尤其是想起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他更感到自己手中工资的份量。
      一九六七年，五十六岁的贾如胜同志从军区政委的位子上退下来了离休后，他郑重其事地向组织交了一份减薪申请书。申请书上说：我们国家底子薄，基础差，搞经济建设有困难，而我退下来为党工作少了，党给我那么多钱，我心里不安呵!”他的减薪报告经组织研究没有批准。于是，他又以每月交纳四十元党费的办法为自己减薪。这下子真顶用，有谁能阻挡一个党员多交党费?有谁能不接受一个党员对党的热爱?从此，他每月按期向党组织交纳四十元党费。从一九七六年开始，他又增加到每月六十元。一九八二年元旦，他从社论中得知，国家正在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有困难，就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多年积蓄的四千六百八十元，做为党费一次交给了军区党委。这样仅离休二十二年来，贾如胜同志为党交纳的党费就达一万零一百四十元。
     除了交党费，老贾把平时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多次支援灾区人民和国家建设。他寄钱从不声张，都是军区机关收到收款单位的感谢信后才得知。属于寄款不署名，收款单位连感谢信也无法寄。款额究竞有多少，谁也说不清。仅人们知道的就有以下几笔：
      一九七六年三月，为了支援家乡社队企业的发展，使乡亲们尽快脱贫致富，他寄去了两千八百元；一九七六年八月，毁灭性的地震给唐山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寄去人币两千三百八十元；一九七七年，延安遭受了洪水灾害，他随即寄去四千元；一九八六年，上级号召为贫困山区捐献衣物，他拿出一套从未穿过的崭新军装。
      对党和人民是如此慷慨解囊，也许有人会说他是有钱不会花，不懂金钱的价值。凡在军区大院住过的人都知道，他俭朴的出了名，他经常身穿打补钉的黄军装，一双棉鞋也已露出了毡层，一付眼镜，腿子掉了又拴上绳子用。一次，老伴想给他买几斤桔子吃，他却说；“省上一斤桔子的钱，能买五六斤小米够咱家吃好几顿，算了吧。”老贾花自己的钱是这样俭约，花公家的钱更是节省。平时，他看病吃药自己掏钱，因公出差，不报旅费。分区干休所的同志至今仍记得这样一件事：一九七八年夏，老贾被选为省政协四届委员，要去太原开会。以往他去太原都是坐火车往返，这次组织上考虑到他年高体弱，自己挤火车受不了，便派机关小车去送他。可是他不坐，谁劝说也不听，背着行包往火车站走。他前面走，小车在后面跟，引来了不少路人疑惑不解的目光。最后他干脆拦住了小车，严肃地说：“从忻州到太原，火车票只花一元五角，坐小车既费汽油，又磨机器，返回来还得空跑，这得多少钱?实在没法，小车只好开回机关。开完政协会、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了，老贾就急急忙忙到火站站买票回忻州。同志们劝他明天再走，他说：“在宾馆住一晚要花五、六块钱，这不合算。”当他坐火车回到忻州时，已是次日凌晨一点多钟。
      老贾常说，“舒适的生活条件，最容易使人安于享乐，削弱革命意志，而勤俭补素的生活作风，才能保持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本色”。许多同志都知道，老贾多年养成个习惯，凡能自己动手干的，就不指使别人。平时在路上见到丢下的铁钉、菜叶、煤块等有用的东西，他都要拣起来。一次他从忻州一中捡回半个油饼喂了鸡，老伴说他：“以后别在外边拣东西了，让人看见笑话”。“笑话什么?一九四二年那时侯，每人能喝到一勺稀饭就很了不起啦，唉……”老贾感慨地说，“年青人不知道过去的苦啊，现在的生活是用无数先烈的鲜血换来的，艰苦奋斗这一课一定要补呵”！
      一九八六五月，老贾提出要回阔别多年的故乡看看，组织决定派车送他，并派一名医生和公务员随行，他不同意。动身的那天早上，军分区新老领导再三劝说也不行，最后还是省军区来电话命令让医生和公务员随行，老贾才上了路。一路上，老贾走到哪里都是两菜一汤，摆上酒来，都被他拒绝了。回神木后，他将自己准备好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等文章和自己对家乡脱贫致富的想法献给政府，并为乡党委和村党支部作了两次传统教育报告人们深有感触地说：“老贾回故乡，一路正党风”。
      一个月薪四百多元的老红军，生活如此俭朴，接触过他的人，有的说他有福不会享，也有的人说他是自讨苦吃。对于这些议论，老贾全然不顾。他常说：“在人民群众还没有普遍富裕起来的时侯，我们决不能贪图安逸，追求享受。身为一个老红军、老党员，要时刻想到人民群众，永远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       子女，是父母的希望和寄托。如何安排子女的未来，是对每一个做父每的考验，有的人，甚至个别高级干部，由于对子女娇惯溺爱，造成老子英雄儿犯罪的悲剧。贾如胜同志认为，只有教得严，才能爱得深。他留子务农，送女参军，传给后代的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
      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抛下年迈的双亲和妻儿，数年不回家一顾。他本人是独子，但为了革命工作，几次路过家门而不入。直到一九六年，在组织的催促下，他才回家去接老伴和孩子随军。少小离家，戎马生活近三十年，回到阔别的故乡、他的心情十分激动。但是，当他看到解放十几年的家乡还是那么贫穷落后时心里很不是滋味。三思之后，他决定将儿子贾文考留下，让文考和乡亲们一起用汗水浇灌这块贫瘠的土地，让儿子来完成父辈们未竟的事业。他的想法一说出口，儿子想不通，老伴不同意，亲友们也怪怨他当兵当的心硬了，连独生子都不疼爱了。其实，天下父母都一样，老贾也是有感情的人啊!离家多年，他心里总觉得欠妻子儿女很多，哪能对自己的儿女不疼爱？他把儿子拉在动，语重心长地说：“老一辈在这块土地上流过血，保卫了它，但是现在还很贫困，你应和家乡父老用汗水来改变它的面貌，你已经长大成人了，要独立生活，安心务农、”儿子毕竟最理解父亲，他望着父亲清瘦的脸颊，再也说不出什么。
      对儿子是这般的爱，对身边的女儿贾全珍，老贾也是严格要求，一九七〇年，他送全珍參了军，当他到部队看望女儿时，部队领导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我希望领导对她多教育，她不能比别人有任何特殊之处”。五年之后，女儿复员，等待分配工作，一些老同事、老部下登门看望，替他考虑女儿的工作安排。老贾的态度是：“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是党和人民的，应该听从党的安排。”后来，全珍被分配到离城三十里远的一个工厂上了班。
      一九七八年老贾的女儿要结婚了。结婚前，他给女儿讲当年抗大的一位同志一包瓜子包糖办婚礼的故事，女儿听后深受教育，没要现代化家具，二没有请客送礼，从简办了婚事。
      有人说，老贾太直，不懂得如何爱子女，其实他是爱得很深的，一九八二年女儿因病在太原一家医院做手术，老贾先后去看望了十多次。在动手术时，他一直守待在病房门外，直到手术顺利做完，他才放心地离开。老贾经常这样告诫自己的子女：“不要躺在父母的功劳薄上，路要自己走。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如果从你们这一代身上丢了，那是最可悲的事，那是父母的失职。”在他的教育感染下，女儿衣着朴素，工作勤恳，受到单位和同志们的好评；儿子守土务农，辛勤劳作，多次被地方政府评为扎根农村、建设家乡的红军好后代。
      贾如胜同志今年已经七十八岁了。按说该是他闭门谢客，颐养天年的时候了。但他时刻不忘自己是个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坚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积极参加干休所组织的各项活动。他每天坚持学习三至四小时，从不间断。他自费订阅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山西日报》《求是》等报刊杂志，对重要消息和文章，他都要从书报上剪下来，有的还寄给老家的儿子学习。最近他正认真学习山西省军区统一安排的《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论坚持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书，其中不少章节他都反复阅读了好几遍，凡属重耍的地方，他都划上了圈圈杠杠。由于他坚持认真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贴得很紧。今年五六月份“两乱”期间，他正在忻州住院，在病床上，他依然坚持读书看报，念念不忘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他对国际反动势力和国内极少数敌对分子策划的这场反革命暴乱深恶痛绝，经常教育身边的医护人员和前来探望他的干部、亲属，要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不要忘记和平演变的危险，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长期存在，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刨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进行到底。
      贾如胜同志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革命精神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他的模范事迹曾多次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山西日报》等报纸登载。先后被总政治部、北京军区政治部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离休干部的先进典型。一九八二年曾光荣地出席了北京部队精神文明先进代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