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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爱的胞兄维世，离开我们已经七个年头了。他把自己的一生融进了壮丽的革命事业之中，从土地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全力以赴为革命事业奋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工作，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
      胞兄维世于1914年11月28日出生于陕西神木县花石崖乡全家沟村，这里山大沟深，沟壑纵横，十年九旱，吃饭靠天。人们祖祖辈辈过着“进了窑洞门，菜饭一大盆，盆中照见底，碗里照见人”的贫苦生活。维世兄自幼从事农业劳动，在农业生产实践中深深体味到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土豪劣绅欺压盘剥的艰难因苦，渐渐萌发了对旧社会的愤懑之情和推翻旧制度的革命思想。
      1933年，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神府地区开始镇压土豪劣绅、反革命分子，并张贴布告，宣传党的政策，使红军、共产党在这个贫苦的偏僻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拥护红军、共产党的人民群众越来越多。维世兄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认识到要使被压迫的广大群众翻身得解放，必须起来革命，跟着共产党走。
      1934年秋，在革命浪潮驱使下，维世兄毅然投身革命参加工作，并于1935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先后任过神木五区赤卫军指挥、佳芦县委军事部长、红军独立师政治部组织科长等职。1937年秋随独立师东渡山西配合120师抗日。独立师改编后任警备六团团部指挥。1938年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之后，又先后担任绥德警备区政治部指挥员、神府六区区长、神府保安大队党总支书记、神府县保安科科长等职。解放以后，曾任神木县保安科科长、榆林地区公安处副处长。1950年调新疆焉耆专区任地委常委兼公安处长。1954去北京公安学院学习。1955年任陕西省交际处副处长兼西安人民大厦经理和党总支书记及国际旅行社西安分社经理。1974年任止园招待所所长和党总支书记等职。1986年7月病逝于西安。维世兄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生，他身上有许多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的地方。
      维世兄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为革命献身的精神。1935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向我苏区疯狂进攻，当时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使我苏区遭到敌人的残酷围剿损失严重。穷凶极恶的敌人到处杀人放火，大肆屠杀我党团员、革命干部、红军家属和无辜群众。在那险恶的环境中，我方工作人员不时来我家碰头开会、养伤看病、躲藏敌人，我们全家均给予大力支持和掩护，反动派咒骂我们弟兄是“共匪”，我家是“红军窝子”，所以他们一次又次地前来抄家搜捕，抢去了衣物、布匹、毛驴和生活用品，放火烧了窑洞家俱，抓不到红军和我们弟兄就在我母亲身上出气，多次惨酷毒打母亲。其时维世兄身染重病，隐居在刚挖开的潮湿山窑内养病数月。病情稍有好转，刚转移到西杨家沟村刘大有老大爷家隐蔽时，就被敌人包围了，机智的刘奶奶随即给维世兄盖了块棉被子放声大哭说：“我大儿子刚病故不久，二儿子又命在旦夕”。巧妙地瞒过了敌人。尽管当时环境险惡，但维世兄坚信黑暗遮不住光明，只有坚持斗争，才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所以病飓见好，他就迅速回到红军游击部队中，出生入死，无所長惧，一如既往地顽强斗争，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凛然正气和可贵精神。
      维世兄在工作中，一贯坚持原则，维护团结，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1941年春，县委派维世兄等五同志到万镇民运股工作，他们紧密团结，发动群众，耐心工作，先后将各保的保甲长发展为共产党员和思想进步的基本群众。是年秋末，万镇联保处的人员、枪枝等均由民运股接收，从而剔除了思想反动和落后的保甲长，制止了地富的反攻倒算，使我方得以顺利地开展工作。1947年在土改和干部政策上出现了一些“左”的作法，片面强调依靠贫雇农，把一些在群众中威信高、品质好、能力强、任职久的中农村干部排斥在外，把一些新富农和老富农一样对待，把地主赶出门追底财，还提出要排三代订成份。对于这些错误作法，他虽然没有直接加以指责，但却从党的基本政策精神出发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启发引导大家自觉提高认识，纠正“左”的错误，尽最大努力减少工作中的损失。
      维世兄为了求知，一贯勤奋好学，孜孜不倦，是一个永不满足的人。他十岁开始读冬学杂字，聪明好学、成绩优异。在家务农期间，常抽闲空和阴雨天气看书学习，参加工作后，更是如饥似渴地勤奋学习。他不仅自己好学，还十分注意抓好同志们的学习。他任万镇区长期间，在他的大力倡导和组织下，机关上建立起半工半读的文化学习班，抽调本镇完小教师轮流上课，还指定区上两名知识分子干部进行辅导，书记区长带头参加，其他干部进步很快，不到两年时间就学完了小学语文、算术等主科，还选读了一些文言文，提高了干部的文化素质，受到了县上的表扬。在任保安大队总支书记期间，他每到一处，便和同志们一起劳动，一起学习，教战士们认字写信、讲革命的道理，使他们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随着解放区的扩大，这些人先后奔赴大西北或内蒙等新区工作，其中不少人担任了县团以上的领导工作。在他担任中国国际旅行社西安分社经理时，为了更好地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曾经陪同英、法、东德等外国朋友多次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二十多个大中城市进行参观、考察，并对苏联、蒙古、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进行了友好访问。
      维世兄具有崇高品德，毕生无私无畏光明磊落，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土地革命时期由于敌人的多次骚扰，致使家中生活十分困难，有时因为没有牲畜，春天连地都种不上。组织上让他赶两头骡子回去帮助耕种，他却怎么也不肯。但他对周围同志却十分关心体贴。在万镇区工作期间，他看到一位同志棉衣单薄，冬天下乡有困难，便把自己熟好准备做皮衣的绵羊皮让给该同志做了皮衣，使这个同志很受感动。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处于逆境，身陷囹圄，但他仍然坚持真理，刚直不阿，和林彪、“四人帮”的罪恶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70年他被下放到陕北靖边县劳动，尽管处境困难，但他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除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外，他还走访群众，和社员队长促膝谈心，研究生产队的水利设施，并帮助购买了抽水机械设备等。与此同时还帮助榆林地区招待所修建了一幢招待大楼，他勤勤恳恳忘我工作的可贵精神深受广大群众的敬佩。
      维世兄曾虑病时久，卧床难起，这与当年对敌斗争中风餐露宿、积劳成疾以及文化革命中受到的人格侮辱、肉体摧残有很大的关系。由于病根久远，医治无效，终于在1986年7月9日与世长辞了。维世兄的逝世，使我党失去了一位老同志，我们失去了一位可敬的兄长，孩子们失去了一位慈祥的伯父，村邻乡友失去了一位忠实的朋友，无论是陕北故土还是西安古城，相识相闻者无不为之悲伤。维世兄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他胸怀坦荡，坚持真理的崇高品质，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坚强党性，艰苦朴素、关心同志的优良作风，勤奋好学、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将永世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