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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期的三原农民运动

      大革命时期,三原是渭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在陕西活动的主要基地之一,也是陕西地区农民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中,在北京的陕西学生直接参加了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群众斗争。“五四运动"以后,他们组织了各种进步团体,创办了各种进步刊物,向陕西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介绍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

1921年以后,魏野畴、王尚德、李子健等同志,陆续返回陕西任教,开始在各学校向学生讲授社会进化史、马克思主义浅说,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传播革命思想。在他们的启发教育下,大批优秀青年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共产党员王尚德在武汉党组织的指示下,于1923年在渭南赤水职业学校建立了陕西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不久,共产党员魏野畴、武止戈等人在西安也建立了团支部。19243月,团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决定由团中央及豫陕区委设法在三原等地建立团的组织。是年寒假,在三原省立第三师范上学的赤水籍学生姚志哲等三人,在赤水由王尚德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渭南团组织负责人王尚德指示姚志哲等人,在三原发展团员,建立组织。1925年1月,团中央亦派李子健回三原建立团组织。

1925年2月1日,西安、渭南赤水团支部及三原、华县等进步青年团体在赤水职业学校召开会议。王尚德主持会议,决定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三原支部,并向团中央写了报告。2月23日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原特别支帮成立,姚志哲任特支书记。9月下旬,团中央派吴化之来陕西整顿和发展团的组织。吴路经河南开封时,中共豫陕区委指示,要吴负责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11月底,吴化之到三原,把团员中年满十八岁的优秀分子转为中共党员。十二月成立了中共三原特别支部,张仲实任特支书记。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帮助下,建立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国民党三原县党部。三原的党、团组织,通过国民党县党部的合法组织,以各种形式开展农民运动。

1926年1月,共产党员魏野畴等代表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出席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魏野畴亲赴北平,经中共北方区委同意,在平津学习的陕西籍学生中选派了包括乔国桢在内的十四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去广州参加毛泽东同志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为陕西农民运动培训干部。

1926年2月24日在国民党三原县党部的领导下,三原农民俱乐部在县城西关民治小学内成立。到会七八百人,群众高呼“反抗苛捐杂税及预征钱粮!”“争夺民众之自由权!”“农民团结万岁!”等口号。俱乐部成立后,每天有三四百农民到俱乐部活动,或演讲,或开讨论会,商量组织农民协会和平民学校。2月26日,三原平民学校在农民俱乐部成立,入校农民三十余人。平民学校主要是从实际出发,对农民进行革命理论教育,使农民懂得“农民之痛苦,痛苦之来源”及“解决之方法”,懂得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之仇敌,为建立农民协会做思想准备。

为了加强对农民运动工作的具体领导,中共三原特支于1926年4月20日成立了以庞诚斋为书记的农运党团支部,具体筹备三原西关农民协会。5月9日,三原地区的第一个农协组织——三原西关农民协会成立,会员六十余人。

正当三原农民运动逐步兴起的时候,北洋军阀吴佩孚为了扩大势力范围,于1926年4月命令镇嵩军刘镇华进犯陕西,围困西安。5月,又派麻振武率部围攻三原县城。三原党团组织,为了配合国民军固守三原,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了发动、组织民众开展反围城斗争上。在三原党团组织的领导下,三原城内的学生、市民、商人、妇女及城郊的农民,积极捐款、筹粮、慰问守城驻军,配合驻军开展反围城斗争。9月,冯玉祥向“三原誓师”,率部南下入陕。10月12日,麻振武部被迫撤围,三原军民取得了反围城斗争的胜利。10月20日,史可轩、于右任率部进驻三原,成立了国民二军、三军联合临时司令部。至此,三原的国民革命出现了新的高潮。

同年冬,在国民二军工作的共产党员史可轩在三原渭北中学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三原党组织积极选派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农民积极分子到讲习所参加学习。当时全县八个区六十八个分团(1917年至1933年,三原全县行政区划分为整字、军字、肃字、武字、同字、心字、合字、力字八个区,下辖六十八个分团)派有五十多名学员参加学习。在学习期间,学员们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参加了泾阳甘延区(现云阳)农民协会成立大会。讲习所结业后,学员分赴渭北各地宣传和组织群众,开展农民运动。



1926年11月,乔国桢等从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回陕,因西安城尚被刘镇华包围而到了三原。在广州成立的以亢心哉(当时系共产党员)为主任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驻陕办事处亦设在三原渭北中学。乔国桢回到三原后,首先到了三原武字区,一方面介绍苏联革命的经验,传播革命思想,宣传组织农民协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发动农民,反对封建阶级的统治,筹建武字区农民协会。十二月十四日,武字区举行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群众两千余人。他们高举红旗,肩扛梭镖、铁杈,敲锣打鼓,从四面八方列队涌向会场。大会上,乔国桢、唐亦民讲了话。大会推选乔国桢为武字区农民协会主席,唐亦民为副主席,薛廷俊、肖得印等九人为委员。武字区农民协会下辖四个区农协分会、三十八个村农协会。

1927年1月,由共产党员组成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农民部,为适应渭北农民运动的发展,设立了渭北区农民运动办事处。马价人、乔国桢、严木三等负责三原、泾阳、富平、高陵、蒲城、耀县等地的农运工作。1月24日至28日,渭北农运办事处在三原渭北中学召开了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三原、泾阳、富平、蒲城做农运工作的人员及陕西青年社三原地方团、三原妇女协会等团体代表,共二十余人。乔国桢向会议报告了渭北农民运动的状况,崔怀道、郝义、马文宪分别介绍了三原武字区、县城西关、泾阳云阳及富平县建立农民协会的经验。会议讨论通过了《农民要求决议案》《整顿农民组织决议案》《报告之后决议案》等文件。会后,各区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团纷纷成立。

1927年3月22日,中共三原地委成立,张秉仁任书记。中共三原地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陕甘区委关于“陕西最重要的工作为农民运动,我们宜全力去"“党到农民中去”的指示精神,加强了对渭北特别是三原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

1927年4月2日,三原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在渭北中学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三原各区农协代表三十八人,农民群众及各学校师生三千余人。陕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代表侯启仁,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驻渭北特派员张秉仁,三原县县长徐惟烈,国民党三原县党部代表王子新、郝梦九,国民联军驻三原部队代表以及泾阳、高陵等地的代表,共六十多人应邀到会祝贺。会议执行主席庞诚斋报告了成立农协会的意义,马文宪报告了县农协会的筹备经过,张秉仁报告了政治形势,侯启仁报告了陕西农运概况。会议选举庞诚斋为三原县农民协会主席,乔国桢、唐亦民、马文宪、武纯智为委员。会议通过了大会宣言。

三原县农民协会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基层农民协会的建立。至1927年5月,全县八个区中有六个区成立了区农民协会,六百二十个村成立了村农民协会,会员达两万余人。其中武字区参加农协会的有一千二百余户,会员达一万余人。在建立农民协会的同时,各区还建立了农协会直接领导下的农民自卫团,发展和壮大了农民武装力量,在农民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原各级农民协会在党的领导下,始终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农村封建势力的代表——土豪劣绅和反动的衙门官吏,进行了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斗争,大长了农民的志气,大灭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威风,造成了“农民的事情农协管”的新局面。

三原各级农协会组织,在领导广大农民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农民群众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开展反帝斗争。1927年1月18日,召开了纪念列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群众大会。武字区农民协会、富平县石桥农民协会和泾阳县云阳、鲁桥农民自卫团,带领五六千农协会员和自卫团人员参加。会后农民群众荷矛背刀斗举行了示威游行。2月中旬,农民运动讲习所派出五十多名学生到农村宣传,揭露英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2月下旬,武字区农协会召开反英运动大会,并印发了《武字区农民协会反英宣言》。4月下旬,县农民协会成立了“红色五月”纪念筹备会,会后各地举行了“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五卅“等纪念会,其中“五一”大会有万人参加。

(二)打击土豪劣绅。1926年12月14日武字区农协会成立时,乔国桢代表农协会,公开审理反动的民团团长王厚安收取贿赂、欺压农民的案件,当众宣布撤销了王厚安的民团团长职务,将民团的武器收到农民协会,并成立了农民自卫团,提高了农协的威信,打击了劣绅的威风。同字区农民协会成立之后,群众揭发劣绅胡海润霸占公产苇子园取利,要求农协会出面处理。农协会经过查访核实了事实,便召开大会,斗争了胡海润,当场宣布将苇子园收回交由县立高小管理,并清算了胡海润历年私吞的苇子价款,令其赔退三百元(银币),交农协会作为活动经费。武字区土豪崔福成霸占焦村胡老本的土地十多亩达十多年之久,农协会以理公断,迫使崔福成把地退还原主胡老本。

(三)反对地方当局和驻军的不合理摊派和敲诈勒索等,保护农民利益。武字区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和县、区当局进行说理斗争,迫使当局撤销了“地亩附加税”“防兵费”之类的苛捐杂税,并减轻了农民的田赋粮负担。1927年6月,县公署向农民加派“烟款"一万元,并命令用银币交纳,还规定农民除纳田赋正粮外,每两正银加征二升小麦。县农民协会立即召集各区联席会作出决议,进行抗款,并派出代表同县署交涉。经过农协的斗争,县署不得不作出让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四)打击土匪活动。由于刘镇华祸陕、军阀混战,土匪趁机蜂起,拦路抢劫,搞得农民日夜不安。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农民协会领导自卫团武装打击土匪活动。军字区农民协会逮捕了惯匪头子肖保清,交县农民协会转县公署严办。

(五)禁烟查赌。武字区农协会成立时,当场宣布禁烟禁赌,劝喻农友不要沾染吸烟、耍赌恶习。云阳农协会成立后,强行拆除了不法驻军公开搭的赌棚,封闭了公开贩卖鸦片烟的“官膏局”,并将烟局经理扭到农民协会惩戒,农友无不拍手称快。

(六)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放足剪发等新风尚。武字区有一对青年,在革命的道路上互相建立了爱情。1927年农历正月二十,他们在党组织和农协会的支持下,带头冲破封建礼教,在武字区举行新式婚礼,黄子祥主持婚礼,并讲了话。这种对几千年来封建礼教的公开挑战,在群众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正当三原农民运动迅猛发展之际,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6月,冯玉祥出于对农民运动的畏惧,对国民革命的动摇,追随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在河南接连发表谈话,命令“暂停农民运动”,禁止农民武装,继而又下令在陕西进行大规模的“清党”反共。国民党三原驻军田玉洁部也趁机逮捕了执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三原县党部领导人张耀斗和县农民协会主席庞诚斋。1927年7月4日。武字区的原民团团长王厚安,勾结三原驻军田玉洁部王绍猷旅捣毁了武字区农民协会,打伤了农协委员肖得印,逮捕了共产党员、农协会主席乔国桢和副主席唐亦民等。随后,各区农民协会也相继遭到破坏。轰轰烈烈的三原农民运动,由于大革命的失败而暂时处于低潮。



1927年8月,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确定了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的“八七会议"精神,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工作方法、农民斗争等九项决议案。10月13日,中共三原县委向中共陕西省委报告了大革命失败后三原各地农民运动的情况。10月24日,中共陕西省向三原县委发出指示信,要求“尽可能用其他比较革命的方式组织农民”“对农村封建势力必要时须用非常手段对付”“挑选同志到农村中去,只要同志在工作中努力学习,不必一定要全是‘农运专家’,省委尽可能派同志去”,并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要恢复农协或成立其他名称的农民组织。同时还指示中共三原县委,要发动民众,夺取反动部队武器,武装自己。12月19日,中共陕西省委又指示三原县委,要在农村中划分区域,积极地领导农民作部分的暴动,抗粮抗捐杀土劣。在暴动中应提出‘耕者有其田”“一切政权归农协”的口号。1928年1月12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了第二十六号通告,指出:“在我党目前全国工农武装暴动的新政策之下,陕西各级党部,应如何的努办于鼓动和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开发游击战争,由部分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省的总暴动,形成整个陕西普遍的大骚动局面,反对一切的大小军阀,实行民众与军阀战争,杀尽所有的豪绅、地主、官吏,履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建立乡村政权(农民协会),以影响全国的革命高潮。”并决定渭北区以三原、泾阳为中心。

中共三原县委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精神,于1928年四月24日至27日组织和发动了三万余人的“交农”围城斗争,迫使县长马润昌答应了农民提出的缓免粮款的要求。五月三日又发动了武装围城斗争,但由于地方武装马仙舟的叛交,武装围城失败了。

三原的“交农"围城和武装围城斗争,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锻炼和鼓舞了三原人民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同时也使人民更深刻地认识到,要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刷,必须建立革命的武装。从此,三原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革命武装,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向反动势力展开了新的战斗,为后来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贡献。





参见《咸阳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3—27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咸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86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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