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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及至解放前夕，陕西三原东乡焦马村有一个由河南逃荒者无意中形成的“河南会馆”。此会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富商萃聚之地，也不是民国年间的商埠码头，而是一处长工和短工栖身的处所。同时，这里也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往边区秘密运送物资的转运站。从河南邓县习营村逃荒而来的长工头习中志，曾是这个穷人“会馆”公认的“馆主”。习中志秉性耿直，同情革命，多次帮助从河南南阳邓州一带投奔革命的志士仁人，经此奔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又多年接济从河南逃荒而来的乡党，让他们有个喘息落脚的地方，然后再谋其他生路。1928年春，习仲勋在三原省立第三师范读书时，曾多次来“河南会馆”探望逃难来陕的族人乡友，并通过村北的一条秘密通道，转送边区急需的各种物资及枪支弹药，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晚年，习仲勋一直深深的惦念着三原东乡这个独特的地方，多次让几位亲属看望曾在这里生活过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后辈。

2008年笔者在协助三原县档案馆编写《习仲勋在三原》一书时，多次勘访会馆旧址，走访当事人，获得不少翔实珍贵的“三亲”（亲历、亲闻、亲见）材料。最近，河南邓州市方面提供的有关史料也印证了这段史实。

一、胸怀鸿鹄大志情系老家穷人

1927年年底，习仲勋以优异成绩考入设立在三原县的省立第三师范。前一年五月，经共青团三原特支批准，习仲勋在富平立诚学校光荣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经受了严酷的社会历练和革命实践：经常参加示威游行，进行街头演讲，十分英勇，十分活跃。

习仲勋只所以报考三中，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三中所在地三原县既是北方著名民主革命重镇，又是关中著名商埠码头，更是陕西教育最发达的区县，凡有抱负、有理想的青少年学子，皆奔赴这里，争相报考设立于此的几所省级学校。在富平立城学校和富平第一高级小学读过许多进步刊物和五四新文学作品的习仲勋，把三原视为凤凰涅槃之地。同时，三原也是习仲勋祖父习永盛、父亲习宗德辛苦谋生的地方。习永盛挑着小货郎担，长年奔波于三原北乡、东乡、富平之间，靠日用杂货换取微薄收入，维持生计。据年已八十五岁的习中厚老人记忆，习永盛之所以选择上述转乡路线，是因为这条路线上有十多家从河南邓县习营村逃荒来陕的亲戚，有安全感，能得到一些照应。一次，沿途叫卖至富平县一座佛塔下时，因病饿交加，身心疲极，栽倒塔下，再也没有爬起来，被善心的路人草草地埋到了塔东边的一条沟内。

1926年春，后来成为“河南会馆”馆主的习中志逃荒来陕，时年二十四岁。习中志曾多次对孙辈习智军、习智万讲过初到陕西富平时的情况，说那年月穷人连一棵杂草都不如，草逢霜降才慢慢枯死，穷人不定啥时候抛尸荒野。还说，起初对习仲勋手提着脑袋干革命的行动并不理解，堂祖父习永盛惨死路上，堂叔、堂叔母饥寒交迫病饿而亡，习仲勋并没有为了改变自己一家的命运走上个人奋斗的道路，而是投入了为天下穷苦人翻身求解放的伟大革命斗争。又说初到陕西时，最担心的是，奔命谋生时，栽死到人不知的地方，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应该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落脚谋生，累死累活也心甘。天无绝人之路。习中志经习仲勋父亲习宗德的引荐，终于如愿以偿在三原东乡焦马村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

习宗德失去父亲之后，被家人送往三原油坊道一家桂姓大财主的水烟行当学徒。桂家立有规矩，学徒必须勤快能干，手脚牢靠，家世清白。桂家之所以有如此苛刻的雇工条件，缘于油坊道曾经发生的一出“石狮吃油”事件。前东家每天清晨都发现，油坊道至三原城隍庙门前的路上，撒有油迹，庙前石狮嘴上也浸满油渍。满城传说，石狮吃油。经多次跟踪查看，油坊主人发现，原来是个别雇工与社会上的取巧谋生之徒相互勾结，偷油私售。于是，桂家接手后在选择雇工时特别慎重。经多人保荐，认为习宗德完全符合这些规矩。桂家在三原东乡还有一百二十多亩水地，时逢乱世，也需要一位扛得住事、又精于各种农活的长工头领工打理。习宗德斗胆向东家举荐习中志。经过东家主持的“试吃”“试艺”“试犁”，习中志不仅饭量惊人、力气惊人、拳脚功夫惊人，而且犁耙耧磨样样都是行家里手，习中志终于落脚于桂家长工大院，实现了“累死一处有人收尸”的愿望。

马村距县城五里多地，坐落在三原清峪河南岸，筑有土围子式的城墙，盖有瞭望炮楼，城北百米远处便是深达数丈的清峪河谷，河上搭有便桥，岸北有一条通往陵前、富平、耀县等地的便道。

上世纪末叶，习中志的后人去探望年近九旬的习仲勋，习老深情讲述了当年这条通道及对三原东乡长工村的印象，还特别提及当时三原县城的富人戏谑地称这里为“河南会馆”，也清晰地记得“馆主”习中志大他十一岁，他应该叫二哥。习老还说，那时候通过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南方的农民状况有所了解，对陕西的农民情况当然知道，但对河南的农民生活知之甚少，通过多次去三原东乡，才知道了老家的一些状况，比祖父逃出来时更苦，不革命咋行？1984年4月，中共三原县委宣传部长、党校校长李学仁，率渭北党史征集小组赴京征集史料时，习仲勋也提到了这个特别的村落，李学仁回县后前往仍在当年“河南会馆”处生活的习智万家，转达了习仲勋的问候。

1928年年初，习仲勋赴三师报到时，就奉父亲习宗德的嘱托，去“河南会馆”看望了习中志、习中权等十多位来自河南邓县习营村的长工和短工。以后，每逢星期六晚上或星期天，习仲勋都要去“河南会馆”做农村调查。

桂家是个开明财主，常常默许用白面馍馍和油水充足的饭菜，款待意气风发又持重有礼的少年学子。习仲勋饶有兴味地听长工们唱家乡戏，看习中志的拳脚表演，还帮着喂牲口收拾庄稼，同时，也给一些初逃陕西的乡人指路带路，寻找谋生之地。受这些经历的记忆和启示，习仲勋参加革命伊始，就对陕西关中农村的现状有着颇为客观的理解和认识，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1984年春，资深党史工作者李永斌亲耳聆听过习仲勋有关关中土改的别具意蕴的谈话：“我经过，我知道，关中的绝大部分地主米汤刚起皮，土改一定要严格执行政策，让农民分得土地后，想办法米汤都起皮，才是正确搞法。”据长工后代丁玉才的孙子丁恩荣回忆，因土改中焦马村能严格执行政策，在没有发生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情况下，土地被公平的分配给贫雇农，周围四县曾在此召开了现场观摩会。

诞生于“五四运动”中的省三师，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1928年3月下旬，反动的训育主任魏海开列黑名单，准备捕杀革命师生。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用赤色恐怖以抵制白色恐怖”的特别指示，经武廷俊、宋文梅、程建文、习仲勋等研究，决定以非常手段即用生巴豆除掉反动透顶的魏海。程建文在执行时没有毒死魏海，却误伤了部分教师。武廷俊、习仲勋等十多位师生因此被捕。

习仲勋“闯祸”的消息使“河南会馆”的长工们忧心如焚。习中志去县城找到习仲勋，说：“祸闯下了，不要怕，我给你安顿一下，干脆回河南老家躲一躲，等风头过了再说。”习仲勋说：“牵扯到十多人，我咋能走？”坚决不离开三原。习中志天天夜里摸进县城，打探消息。打听到习仲勋被转押至省监狱，省长宋哲元要亲自审判，还听说要把习仲勋等的脑袋挂到城门楼上，震慑全省的学生娃娃。习中志立即赶往富平淡村传递得到的消息，听说有人正在营救，才放下心来。几个月之后，事情终于有了转机。被当地军阀搅扰得日夜不安的宋哲仁，把地方势力看作主要敌人，此年早些时候，潼关、凤翔、泾阳、三原都是通过血攻才夺到手中的。宋哲仁觉得已被拘杀得差不多的娃娃共产党并非主要敌人，而拥兵自重的当地军阀才是最大威胁。于是便网开一面，没有下狠手。经多方营救，习仲勋等于当年8月被保释出省监狱。习中志这才如释重负，专程去富平看望堂叔习宗德和习仲勋。但没有料到，当年农历十一月，习宗德因积郁成疾，凄然过世，年仅四十三岁。第二年，习仲勋的母亲、大妹、三妹又在史称“十八年年馑”的大饥荒中相继病饿而亡。最让“河南会馆”的长工们揪肠悬心的是，习仲勋离家出走，三年多没有音信。对“革命”知之甚少的长工们，根本没有想到，习仲勋已把脑袋提在手上，去长武、陇县、两当一带从事兵运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习中志和长工村的幸存者习中权、丁玉才、路宝先、赵三里、赵启彦等长工兄弟，并不为习仲勋当了“大官”而骄傲自豪，只喜叹习仲勋“命大”。

二、打破严密封锁开通秘密通路

1933年春习仲勋任三原中心县委委员、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时，再次来到“河南会馆”，在这里开辟了一条通往渭北苏区转运急需物资的通道。其时，有两条较为可靠的通往边区的地下路径，一条绕过三原县城西，通往淳化、旬邑、庆阳一带，另一条就是城东东乡密道，直通照金。据85岁的习中厚老人回忆，习仲勋在1933年前后，借现三原陵前镇长坳堡沟南村有几家族中亲戚，多此来到村里，安排接应从三原东乡运来的物资枪械，同来的有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黄子文，还有唐玉怀、兰子敬等人。

61岁的退休教师李保民多年来一直研究这条革命通道的形成及活动情况，也搜集到与此相印证的资料。李保民说，“河南会馆”西侧是杨虎城将军手枪营营长李世功的居所，杨将军因西安事变被夺掉兵权之后，李世功心怀不满，与北塬一带的地下共产党人保持着一定联系，共产党著名交通员兰子敬经常以访友访贤为由来到李家，利用李世功在国民党中的影响，往革命根据地转运物资枪支，并把一些投奔陕甘边区的青年送往北方。

这期间运送物资的所有具体工作，则由习中志等长工完成。习中志虽然没有投身革命的强烈愿望，但却像习宗德当年帮拉他们一把那样，无革命意识地为陕甘边区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1933年及至1935年，面对国民党对边区的严密封锁，由习中志、习中权带头，多次利用桂家的骡马，驮着布匹、药品、枪支部件，涉过清峪河，或绕道县城，奔往陵前长坳沟南村，交付给习中秋家，再由习中秋、习仲泰转往边区，天亮前又赶回“河南会馆”。

河南南阳文史工作者赵增辉等提供的资料显示，习仲勋、习中志通过“河南会馆”联系到河南老家习营村的习中申、习中茂，由二人用旧自行车往陕西驮运布匹，经“河南会馆”运往陕北。

一个临近阴历年的晚上，东家已回县准备过年，习中志便早早地赶骡子驮着布匹上了路。当时牵牲口的是从河南习营村刚刚逃难来的习正钦，人称“钦娃子”。谁料经过县城东关时，路边突然响起鞭炮声，骡子受惊走失。当晚找遍全城，也没有看到骡子的踪影。天亮时习中志沮丧地回“河南会馆”时，才发现骡子已回到槽头。以后，他们往北边运送物资时，格外小心，生怕出事。

革命胜利后，村里许多人常常提到这件事，认为应该给习中志记一份功劳。习中志、习中权说：“当时根本没想到革命，只想着宗德叔帮了穷侄儿，给找了个好饭碗、好财东，他娃（习仲勋）在北岸子（指边区），咱应该帮自家人做点事。”由此可见，这些受苦人的心底多么纯朴，多么良善。

三、动员老家乡人积聚革命力量

三原东乡的“河南会馆”虽与河南邓县相距千里，但在习仲勋的精心安排下，多位老家乡人通过这个特别场所为边区做出贡献的史实，至今仍为当地老人所铭记，并传为佳话。

习强斋抗战期间在内乡县民团任职，因对地方军阀与国民党勾结欺压百姓不满，打算组织兵变，然后奔赴延安。事前，曾多次给陕西写信，让“河南会馆”的乡党转习仲勋，表达参加革命的愿望。行动失败后，逃到“河南会馆”，经习朝林带路，奔往延安参加了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在河北省三河县任职。

邓县习营村人习宗斌，抗日战争时任内乡县民团团长。习仲勋任关中特委书记时，通过在陕行医的名医习朝林了解到习宗斌这位长辈手中有枪有人，多次捎口信、写信，鼓励习宗斌把队伍拉到陕西旬邑一带。因受到军阀别廷芳的严密控制，没有成行。习宗斌只好把准备兵变的一些枪支弹药拆装后，由熟悉陕西路径的习朝林运往“河南会馆”，再转运到旬邑关中特委驻地。因对革命有功，又是著名书法家，对文物也颇有研究，习宗斌1949年末来陕后，被安排到西安人民政府参事室工作。西北军政委员会的牌匾即为习宗斌题写。

习朝林，河南邓县习营村人。1930年从河南逃难到“河南会馆”，行医糊口。后经习中志带往富平淡村镇坐堂行医，利用医生身份，经常为地下党传递情报信件，因与习仲勋家有族亲关系，多次受到当地乡公所、民团盘查询问。抗日战争时期，经习仲勋安排前往甘肃天水、环县及陕西彬县、旬邑、黄陵一带行医，并为驻扎在这些地方的红军部队治病疗伤。习仲勋曾说，他虽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参军，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位放心医生，在缺医少药、遭到封锁的年月是有特殊功劳的。1953年习朝林被安排到陕西黄陵县隆坊镇卫生院工作，因医术精湛，服务热情周到，多次受到县乡有关部门表彰。

1948年中秋时节，习中志的后人习良运来陕，去富平习家庄探亲，却被习仲勋胞弟习中凯叫到旬邑马栏去了。关中分区驻扎在旬邑马栏，习仲凯时任中共关中地委党校校长。

习中志脑子里最初冒出来念头是，这是让良运去前线打仗。他听人说，国共关中决战，谁胜谁负还很难预料。良运随时有可能牺牲。习中志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长工村少了一个习营村后人，“北岸子”（指边区）却增添了一份习家人的力量。他企盼着习良运能在枪林弹雨中好好活着。

“文化大革命”中，习中志和在淳化县银行工作的习良运也多次受到株连批判。造反派用二把盒子弹着习良运的头让交代揭发习仲勋、习仲凯的问题。习良运软磨硬抗，焚烧了与习仲凯的来往信件后，逃往湖北亲戚家躲避。

1975年11月上旬，习良运收到一封隐去详细地址的来信（此信至今完好地保存在习智军手中），信中问候了仍生活在“河南会馆”的亲人，特别让问候二哥（指习中志），并写到：“……你大叔（注：指习仲勋）五月间已到洛阳市国务院冶金部所属水泥材料厂，休息半年后工作。他的孩子习近平原在延川文安义（注：应为驿）公社梁家河大队任党支部书记，系北京下放知识青年，今年也上了清华大学。”这是习仲勋胞弟习仲凯的来信。其时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习仲勋流露出少有的劫后余生的喜悦。

1997年清明节前一天，习仲勋的大儿子习富平（习正宁）专程来到三原看望习良运一家，说父亲一直没有忘记“河南会馆”的长工们，一直没有忘记二叔（注：指习中志）为革命工作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二叔作为一个长工头，能让年年不断逃难来的乡亲，有个暂时落脚地方，吃一顿饱饭，实在不容易。

2000年冬，习仲勋胞妹习雁英老人来到三原习良运家，拉着习良运的手说：“我大哥时常惦念着三原东乡的乡亲，常提起二哥（指习中志），让我来看看。”

时光已流逝七十多年，“河南会馆”的旧貌仍然依稀可辨。一户人家买下了当年财东桂家的主人住所，原建筑内有许多雕刻精美的石雕。几年来，收藏者和文物贩子不断上门求购，这位主人说给多少钱都不卖，已把石雕埋入地下，作永久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