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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几年，同盟会曾在国内上海租界先后办过《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这四家报纸都是于右任主持创办的，它们在宣传同盟会的政治纲领，鼓吹资产阶级革命，号召群众起来跟清朝统治者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06年9月，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在“预备立宪”的假面具下，不得不暂时放松了对报刊的控制和查禁。于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把宣传工作的重点逐渐由海外转移到国内。从1906年起，一大批革命报刊在国内各主要城市纷纷诞生，于右任办的《神州日报》和《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代表了这一时期革命派报刊的办报特点。后面三个报纸，因为都有一个“民”字为头，办报时间又互相衔接，被称为“竖三民”报。

《神州日报》是于右任创办的第一张报纸，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出版的第一家大型现代化日报，1907年4月2日创刊于上海。报名“神州”，是为了“唤起中华民族之祖国思想，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该报日出三大张，广告和文字各占一半篇幅，固定栏目有社论、论说、专电、要闻、各省通讯、泸事评论、本埠新闻、商业新闻、杂俎、余录、文苑等。杨笃生担任主编。该报接受了《苏报》被封的教训，言词委婉，不露锋芒，但革命倾向明显。它在“有闻必录”口号的掩护下，详细报道了秋瑾烈士被害的经过和各地武装起义的情形，揭露清朝政府贪官污吏的罪行，披露俄、英、日等帝国主义觊觎我国蒙藏边疆和东北地区的阴谋，因而很受读者欢迎。可惜它只办了八十天，报馆被一场火灾烧毁。于右任无力恢复，自行辞出。该报民国以后被袁世凯收买。

于右任离开《神州日报》后，应邀在蔡乃煌办的《舆论日报》担任主笔。但由于“气味不投”，只干了很短时间即行辞出，在上海设法集资办报。经过七、八个月的努力，他募得股金六万元，于1909年5月15日在上海租界创刊《民呼日报》，自任社长，聘请清末著名报人范光启、徐血儿、戴天仇(即戴季陶)等人为编辑。该报自称“人民的呼声”，“要大声疾呼，为民请命”。因此，它除了以各种形式宣传同盟会的纲领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外，即以主要篇幅揭露贪官污吏的罪行，抨击陕西吏治腐败、社会黑暗最为得力，尤其是对甘肃发生的灾荒和官吏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作了连续报道。陕西甘肃代理总督毛庆藩十分忌恨，便诬陷于右任侵吞甘肃救灾赈款，勾结上海道和上海租界当局将于右任逮捕。租界司法部门于9月8日蛮横地宣判封闭《民呼日报》，驱逐于右任出租界。这张以反贪官污吏为特征的革命报纸只出了九十二天，就被中外反动势力扼杀了。

就在《民呼日报》被封的二十多天以后，即1909年10月3日，又在上海租界创办了《民吁日报》。《民吁日报》的命名有两层含义：一是“呼”字去掉两点便是“吁"，《民呼日报》被清政府查禁时，曾扬言要挖掉该报负责人的双限，以昭炯戒，采用“吁”字，表示虽然被挖掉两只眼睛，仍然要反映人民的吁声；二是打“吁”字由“于”字加“口”组成，表示于右任虽然被逐出租界，他的口仍然在说话，取“民不敢声，唯有吁也”之意。于右任在为该报写的宣言书中说，要“不辞苦口，庶看白日之再中；稍尽寸心，犹望狂澜之可挽”，抒发了一个革命报刊工作者要为民主革命事业继续挥笔战斗的决心。由于于右任刚被租界当局驱逐，不便公开出面，他便委托朱少屏、范光启、景耀月代他主持报馆工作。

《民吁日报》继承了《民呼日报》的宗旨和战斗风格。该报以揭发日本侵华阴谋为重点，以推动人民把反帝与反对清廷反动统治结合起来。因清廷和日方勾结，上海各报对日本强盗行径保持沉默。《民吁日报》创刊不久，日本前首相、朝鲜统监伊藤博文到我国东北来进行阴谋活动，企图夺取满洲铁路的修筑权，以控制我国东北地区。《民吁日报》便接连发表《伊藤怪物之行踪》《满洲风云日急》等文章和评论，揭发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伊藤博文在哈尔滨火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死以后，该报又连续发表报道和评论，赞扬安重根的英勇行为，说伊藤之死，罪有应得。日本政府恼羞成怒，命令驻沪领事以“妨碍中日邦交”的罪名要挟清政府。

清政府即勾结上海租界当局于11月19查封《民吁日报》，并且判决“该报永远停止出版，所有主笔人等均免于深究完案，机器不准作印刷报纸之用”。这张以反帝为特征的报纸，从创刊到停刊只存在了四十八天，寿命虽短，影响很大。报馆被封当天，就有人在门上贴出抗议书。此后连续几天都有人在报馆门前贴出“吊词”拈香痛哭，以示哀悼。江北旅沪学界二百人还联名致电清政府的民政部，要求准许恢复出版。日本、香港的读者也打电报给上海道，以炸药、手枪相威胁，要求立即启封。由此可见该报影响之大。

《民吁日报》被封后不久，于右任又积极活动筹办新报。在当时上海“中国区”商会会长沈缦云的解囊相助下，集资10万元，1910年10月11日创办了《民立报》。该报用“民”字打头，暗示它和“民呼”、  “民吁”两报的血缘关系。  “民立”寓意立定脚根，继续为老百姓呼吁。于右任自任社长，聘请宋教仁、范光启、景耀月、叶楚伧、陈其美、张季鸾、邵力子等人担任编辑、记者和管理报务，章士钊、杨笃生为驻国外通讯员。这在当时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除《民报》外最强的宣传班子。于右任在《民立报》上发表了大量论说、短评和诗词，很受读者欢迎。于右任的文章感情炽烈，文采飞扬，名噪一时，成为当时著名的政论家和报刊活动家。《民立报》主笔宋教仁在主持笔政的一年多时间里，用“渔父"、“桃园渔火”等笔名，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议论豪健，笔势矫劲，充分显示出他渊博的知识和宣传鼓动的能力，在当时有很大影响。以“四捷记者”(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著称的陈其美和现代著名报刊评论家张季鸾，也都是在《民立报》工作期间崭露头角的。

《民立报》创刊初期，吸取“民呼”“民吁”两报仓卒被封的教训，态度比较稳健，锋芒内敛。但是站稳脚跟以后，言论越来越激烈，它指斥清政府为“倒行逆施之政府”；它开辟“民贼小传抑专栏，专门揭露贪官污吏压迫剥削人民的罪行；它详细报道1910年3月29日黄花岗起义的情况；大胆揭露日、美、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狼子野心；声援墨西哥、印度等国人民的斗争。《民立报》日销两万余份，是当时国内发行最大的一家日报。1911年7月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民立报》成为它的机关报和联络机关。辛亥革命后，于右任担任了南京临时政府的交通部次长，宋教仁等也担任了重要职务，《民立报》遂由范先熙主持，继续出版。1913年于右任参加了反袁斗争，癸丑讨袁“二次革命”失败，《民立报》被袁世凯政府下令停止邮寄而被迫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