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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国共合作宣言公布后我去南京收集反映的片断回忆

马文彦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抗日战争开始。七月十五日党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宣言重申了党的“四项保证”,表明党对于国事所采取的大公无私的态度。但是,这项宣言送交国民党之后,一直没有公布。直到上海、华北前线战事已经非常紧急的时候,九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的谈话。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正式发表,宣布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一天,杨明轩同志从西安来三原,他到我家对我说:“党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南京方面已经正式发表了,蒋介石也发表了谈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告成,国共二次合作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杜先生和我在西安商量,要请你去南京一趟,通过于右任收集各方面的一些反映,供有关方面参考。”那时我从上海送别杨虎城将军出国归来不久,由于在外边饮食不注意,患上慢性痢疾,长期不愈,正服中药治疗。我说:“这些日子我病的很厉害,身体支撑不住,能不能另派人去,或者迟缓几天,等我病稍好一些再去。”杨明轩同志说:“你知道我们在南京方面没有熟人,别人去找不到门路,只有你去他那里,一定能收集到一些反映的。同时这件事有时间性,我来时专门在红十字医院我女婿刘蒲初那里要了些好西药,给你带来,你在路上服用,路费我也给你带来了,你就去一趟吧!”当下我就稍事收拾,便匆匆由三原直去南京。

我到南京时,南京政府大部分人都撤到武汉和重庆去了。于右任在家也只剩下警卫、司机、炊事员和看守大门的几个人。于见了我,我们谈话时,我有意识地把话题引到国共合作这方面来,于说:“宣言发表后,引起各方面人士的注意,他的家里也经常来人,也都谈到这个问题,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归纳起来大致是:多数人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功,国共二次合作,为抗日救国建立了必要的基础,意义很大。共产党的这个宣言,不但要两党团结,而且要全国团结。如果实现了,就能使中国有个光明前途,抗日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不过国民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是有保留的,参加也是有限度的,总的方面是这样。但是反对的人也不少,如黄埔系中,就有不少人主张‘攘外必先安内’,不赞成并且坚决反对。有的人很嚣张,叫嚷不但要消灭共产党,而且还要打到莫斯科去。这就说明执行这个宣言,今后还可能遇到阻挠和破坏。"于又说:“宣言公布后,国民党内有些老人倒是赞成的。就拿张继这个人来说,张继他过去是坚决反共的。可以说是个反共急先锋,这次对这个宣言都认为很好。”我问于,为什么老人们赞成这个宣言?于说:  “老年人看过很多书,知道很多历史,阅历深,知识广,知道亡国的痛苦,黄埔系中都是些年轻人,懂得个啥!”当夜我把于说的这些情况用快件寄回西安去了.以后我听到一点就写信寄去一点,前后寄过多次。

我在南京停留期间,有一天上午十时许,周恩来先生和朱总司令驱车访于,这时于和我正去饭厅用膳,正好碰在饭厅的走道上。周先生、朱总司令穿新装,新皮鞋,精神焕发,神采奕奕。于很高兴的接待他们,并热情地邀请共进午餐。我们一道进入餐厅,周说:“你的午饭为什么吃的这样早呀!”于说:“这些天日本人的飞机经常来轰炸,早一点吃饭,吃完了就准备进防空洞避轰炸。”说着笑了。于的饭菜中有一道白糖拌西红柿,周先生和朱总司令都喜欢吃这道菜。周说:“这个菜好吃,我和总司令过去在国外经常吃这个菜,现在,我们延安种植了这种菜。”于谈到陕北的小米好吃。周说:“你喜欢吃小米?”于说:“我是自幼吃小米长大的,现在老了,还是喜欢吃它。”(过了不久,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由延安给于送来了一大袋子陕北小米。)谈话挺松愉快,无拘无束。谈了一会,慢慢地谈到当前政治方面来了。周说:“于先生是国共合作的先驱,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前一年,你和共产党在上海办起上海大学,为我们党培养了一批干部;第二次国共合作签十个月,你在总理纪念周上宣读了我们党的‘四项声明’,两次国共合作,你都走在前面呀!”于哈哈大笑说:“那‘四项声明’是你们交给杨虎城的,杨虎城叫他(指我)送给我,我叫张继先生在总理纪念周上宣读了一下,工作是你们做的,我只是响应了一下而已。”

周先生、朱总司令和于先生告别时,于亲自送到大门口,在去大门口的路上,朱总司令和于边走边谈。周回过头来对我说:“你寄来的反映情况,我们在西安看到了,很有用。”我说:“我的任务完成了,我要回陕西去。”周说:“不忙着回去,你继续收集反映,寄给杜、杨。你请他(指于)给我们新华日报写个报头。”我说:“好。”到了大门口,彼此握手后,周先生迅速走上去拉开汽车门,请朱总司令先上汽车,行立正礼,等朱总司令上汽车后,自己才进入汽车:挥手向于致意。于站在门口对他的警卫说:  “你看人家对自己的总司令多么尊敬,上汽车行立正礼。你跟我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给我开汽车门,立正过。”警卫说:“你是文人,人家是军人”。于生气的说:“我是文人,我当年当过靖国军总司令,带过十几万兵,我是文人?”

于回到书房,我对于说:“刚才周先生要我请你给《新华日报》写个报头”。于说:打共产党办的报纸,以后要骂国民党咋办?”我说:“现在两党合作,有些事能够互相谅解。”于说:“好吧!今天我有点事,明天我写”。第二天晚上,于在纸上一连写了十几个《新华日报》字样,拿来对我说:“你拿去让他们挑拣,看上那个用那个,单个挑拣,整体挑拣都行。”以后,我们《新华日报》就刊用了于先生所写的报头。为什么要用于写的报头呢?这是为了使《新华日报》在国民党统治区容易发行,便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之缘故。《新华日报》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了八年之久,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参见《三原文史资料》第4辑第96-101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三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7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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