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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史可轩烈士逝世已五十八年了。他遇害牺牲时，我己十岁，至今对他的一些言行和对我的教导，印象极为深刻，一想起来好象是昨天的事一样。

创建西北革命武装

爸爸嗜爱读书，经常手不释卷。对部下的学习、训练也很重视。他经常对同志说：“要使士兵读书明理，才能提高他们的素质。”每在休整时，军事训练和文化教育双管齐下。他还经常亲自讲课。一九二四至二五年间，他任郑州警备司令时，结识了中共豫陕书记王若飞同志。后率部队移驻新乡整训时，得王若飞同志的帮助，使整训工作增加了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的新内容。先后进行了军队的政治活动、土地问题、武力与民众等专题讲授。同时，成立了金旅俱乐部，学习时事和革命道理。还经常举行文艺活动，使部队增加了新的生气。另外，还请王若飞同志给军官讲课。又抽调班、排干部和招收部分知识青年，举行军事技术训练，以充实连队骨干。这些措施，使部队的政治素质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提高了士兵的组织性、纪律性，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就是这支军队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在西安地区军民配合之下，解救了西安、三原等地之围，安定了城乡的社会秩序，帮助长安、三原、兴平等农民建立起农民自卫队。又是这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在一九二八年春，成为渭华起义的主力军。因之，大家誉他为西北革命武装的创始人之一。

告诉外国人，必须遵守我们的法令

一九二六年冬，父亲任渭北清乡司令时，有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见院里放着两个大老笼，一只装满了焦黄喷香的烤面包，一只装满了小西红柿。当时不认识是什么东西，只觉得好玩，便拿了几个玩起来。可巧父亲回来看见，问是那里来的。母亲说：“是教堂送的，硬放下就走。等你回来处理”。父亲很生气的说：“这些外国人岂有此理，送到司令部去碰了钉子，又送到家里来！”马上让我们姐妹俩一个不剩的放回笼里，立即派十人送回教堂。并说：“告诉外国人，必须遵守我们的法令，不胡说乱动，他们的安全就会得到保证。”

关心士兵的生活和学习

父亲虽然当了师长，但他一辈子不给自己置买家产。除了一院住宅(还是分两次买的)外，别无财产。他的衣服也很少，大都是军装，便衣无几件。有一点钱都帮助别人解决困难了。部队从五原(绥远)回到关中。因过沙漠草地时，粮食不够吃，士兵中得浮肿病、伤寒病的很多。当时三原解围不久，城里粮盒供应紧张，部队吃粮也很困难。爸爸从来爱兵如子，他把一些伤病员接家来养病。把母亲平时省吃俭用节约下的麦子全部拿出给伤病员吃。他对母亲说：“你给咱把总监理、护士长当上。把这些孩子们照顾好，他们跟我受了不少苦！”爸爸白天处理完公事，晚上回来，一定要到每个伤病员的房子去看看。这些战士有什么要求，只要能办到，马上就给办。浸棉衣的，让妈妈马上给缝。要给家里写信的，就替他写。经过精心治疗和护理，这些战士的身体很快康复，重返部队。临走时，他们拉着爸爸和妈妈的手，热泪盈眶，恋恋不舍。为此，父亲夸奖母亲说：“你为革命立了一功！”

父亲平时重视战士的学习。除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外，还要求战士学文化，成为一个有清醒的头脑、有觉悟的爱国军人。他每天总挤出点时间亲自教警卫员学习文化知识。晚上检查作业，要求每人每天写一篇大字，大字中间填满小字。还要写一篇日记、学珠算。如果交不上作业，或回答不上来问题时，一定要讲出原因，否则必须补上。有一个叫段自芳的(我们喊他自芳叔，他常领我们去骑马，玩猴子)因他年纪大一些，反应迟钝，老背不过书。他对我说：“你爸严得很，我这个人脑子笨，师长教我的书，老背不过。他经常要打我的板子l”我担心地问他“打过没有？”“还没有，你爸说要攒到一块打哩！”说完他吐了下舌头，逗得我和母亲都笑了。

父亲被害后，官兵绝大部分要求许权中(原为第一旅旅长，当时被推为总指挥)。“打进美原镇，活捉田葫芦(田生春外号)，为师长报仇！”自芳叔由于当时领导人没有接受官兵要求，一气之下，回家务农去了。一九三一年，他的妻、儿都死于“虎列拉"。他到我家来，想找点工作。母亲便向父亲生前一个老友推荐他去，被委任为连长。驻在汉中、洋县一带剿匪。当他后来知道真正的匪不多，而是要对付共产党时，心里很痛苦，开了小差。几经辗转，又跑到我家。妈妈一听他开了小差，很生气。他流泪说：“老师长为什么被害的!我怎能把共产党当土匪杀呀!?如果再待下去，我非疯了，不可从此，他便留住我家，一住十多年。

一九四九年春，自芳叔怕被国民党军队拉走，暂回老家(兴平)躲避。五月十四日三原解放后，我家忽然来了个解放军战士，进门就向母亲行了个军礼，细看才是自芳叔。大家高兴得围住他问长问短。原来兴平解放后，他参加了解放军，明天就要开赴宝鸡，今天特赶来辞行。他最后高兴地说：“这下我才真正的去打反动派，为老师长报仇。”又说：“我还有个愿望，争取加入共产党。”我们全家都很感动，并祝他一切顺利。

后来听说，他在抉眉战役中英勇牺牲了。安息吧，自芳叔！他没有辜负父亲的教导！

爸爸不喜欢拾人家东西的孩子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人家门口拾了一个小铁盒，外面红艳艳，里面白亮亮的很好玩。妹妹要拿着，我怕她丢了说：由我保管。这样一来一往，妹妹竟然哭了。爸爸正在给警卫员叔叔批大字，听见就批评我“你眼角又小了，拿人家的东西！”我不服气地说：“不是拿的，是拾的！”“就准是拾的，也不应该。这东西可能是别人家孩子丢的，他一定也爱，说不定现在正到处找哩。你们应不应该拾？”又指着我说：“你是姐姐，不但不阻止她，还和她抢，就更不应该了。现在快和妹妹去，在那里拾的，就放在那里”。我还是不服气地说：“我们拾时，那里并没有人！”父亲一下生气了，“没有入也不该拾！告诉你！爸爸不喜欢抬人家东西的孩子！”我们俩委委屈屈的将小盒放在邻家门前。回家时听见爸爸正在对妈妈说：“明天给孩子买个皮球，让她们拍去。”噘着嘴的妹妹一下子拍着手笑起来了。

这个皮球就是爸爸给我们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玩具。多么珍贵的玩具！

遗恨千古

一九二七年四至六月，国民党先后召开郑州会议、徐州会议。蒋、冯、阎达成反革命协议，在全国开始了以“清党”为主的反革命大屠杀。陕西也掀起了反共高潮。一派大好形势，顿成黑云压城，万马齐喑的局面。紧接着，冯玉祥电调父亲率部队速赴洛阳待命。这明摆着是打算消灭这支革命武装。父亲怎么也不能听命，便和孪林、邓小平同志商议决定，在中共省委正式决定下达之前，先由父亲将部队和军校学员带出西安，再听省委决定行止。父亲连家也浸回去(当时祖母和姐姐等住在西安)，便连夜率部出发，只托人将祖母等送回三原。他怎知此去便成永诀！部队到临潼交口镇，接到省委指示：要保住这支武装，在渭北一带扎根求存，积聚力量，发展武装斗争。这时他们离开西安已入九天了。敌人利用这段时间，己作好反革命部署。北上道路，已被扼守，难以通过。父亲和同志们商量，决定利用和田生春的关系，去美原镇借条道。(田匪的上级岳西举畲因故下令处决他，是父亲讲情救了他一命。他很感激的对父亲说：“兄弟的命是你给的，以后若有用着处，虽死不辞。”)当时，父亲正患足疾，行动不便。同志们劝他稽待几时，他怕迟则生变，急着去了。谁知当时田匪已得到冯玉祥、宋哲元密令。这个见利忘义的小人听说父亲去拜会他，躲着不敢见面，只派了个营长将父亲骗进他的司令部。趁吃饭时，将警卫员打倒在地，夺去武器。在另一个小屋，父亲也被绑了，还威逼利诱，要他投降。父亲当面大骂：“田生春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鼠目寸光的败类，为什么不敢见我？！”“有事我一面承当，不要难为我的弟兄们。”田匪始终不敢露面。当夜便惨害了父亲。时为七月三十日，父亲才三十六岁。田匪将父亲遗体移至城外一个破庙中，还扬言说：“谁来搬灵，让他活着来，死着去！”

噩耗传至家中，母亲怕祖母经受不起达严重的打击，便送她去姑婆家暂佳。母亲在家准备亲自去搬灵。亲友们都说危险，不让她去。她坚持一定要去，说：“田匪想不到我会去，所以麻烦会少些。万一我不能回来，请各位看在可轩在世的交情上，替我照顾一下老母和孩子们。大家听了这血和泪的语言，只得同意了。商议结果，先派人去摸情况，买通有关人员，然后由小舅等人陪同母亲去美原，趁天黑办好一切手续，不等天壳就起身。母亲一路护着父亲灵柩，虽然担惊受怕，总算顺利到家，烈士英魂稍得安慰。一年后，才在靖国军中父亲的老友们帮助下，将他安葬在东里堡靖国公园内，并立石碑，上刻“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部长史可轩之墓”，以示悼念。

解放后，人民政府在我们申请下，枪决了田匪生春。又于一九五七年追认父亲为革命烈士，将碑文改为“史可轩烈士之墓”。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父亲也被诬蔑为“大军阀”“大土匪”，坟墓被捣毁，亲属被株连。幸在一九七五年一月邓小平同志给父亲作了公允的评价。他说：“史可轩同志是个好同志，应确认为烈士，并予证明。” 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胸怀坦荡，秉性刚正。他关心部下、关心他人。他生活简朴，对自己要求严格。因之深受部下和百姓爱戴。

父亲虽和我相处时间很短，但他的音容笑貌，深印在我的记忆里。他的亲切教导，示铭在我的心中。他为人民革命事业战斗的一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