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述恒(撰书) 刘善述(修校)
东里堡之村名，早在1921年前，已载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和1982年重印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这个小村堡能载入史册，定有它的历史渊源和知名度，而辞源和辞典仅注释“系三原县通往富平耀县之交通孔道”潦潦数字。想知其梗概，苦无记载。余退休后曾有整理村史之念，奈因文化水平有限，且搜集资料不易，拖延未敢执笔。今已年逾古稀，恐将仅有的碑文记载及先辈的传说流失造成憾悔，斗胆依据古谚所云“古者有谚，先人有言，今人有传”，传说后边往往隐藏着历史真实性，遂不揣冒昧将先辈的传说、今健在老人的记谈写出来，意在使来者了解东里堡，热爱东里堡，为东里堡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东里堡文化室刘述恒
1999年4月
一、概况
东里堡地处八百里秦川北缘，位于三原县北五公里。已故里人刘步青对堡描述云：“西望嵯峨苍翠欲滴，北拥陵阜蜿蜒如屏，清渴环绕田畴丰腴，筑渠穿城林木葱茂，自然之美备矣。”
东里堡最早可追朔为唐代李靖故居，历经千余年沧桑变迁，记载甚鲜。仅查知明代初年宋代国戚之后，李仲现自冯村迁来此后，至明代崇祯十年，李氏为防匪盗之患始联合砂锅刘家、暨田、张、刘、王共建城为堡。清代砂锅刘家以商发家，于乾隆二十四年刘氏一姓重筑堡城，由此不是李族一姓之村，遂采用“李里”谐音，名曰“东里堡”。
抗日战争以前东里堡系富平、耀县、铜川等县通往三原县及西安市之煤、粮、棉、布、药材等之主要运输孔道，抗日战争的第二年国家修建了咸铜铁路后，这条孔道便逐渐失去作用。到八十年代以来三原县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修筑了三原至洪水，通往淳化方里镇，三原至新兴，三原县至马额通往富平、耀县、铜川等三条柏油公路，分东西环抱堡城而过。东里堡又成为新的交通孔道。1997年又将三原县至东里这一段扩建成35米宽的一级水泥公路，因此东里堡交通十分方便。也自然形成了一个商业网点。但是何以这个小村堡会载入史册，闻名遐尔呢?自然有其历史渊源。
二、清代时东里堡面貌
东里堡在唐代、明代虽系李氏一姓之村，由于历史沧桑，仅留明代残迹。从清代乾隆年间，刘氏发家重筑堡城后，才进入兴盛之期，当时明、清两代房屋建筑鳞次栉比，高大、肃穆、宽敞、秀丽、雅致，且各有千秋。墙上、柱下石雕，门窗木雕，屋脊砖雕，比比皆是。就拿堡城建筑而言，全部青砖包砌内用三合土夯建。前人传说，建筑质量要求十分严格。如夯建每晚收工时，在夯好锤窝中注满水，到次日上工水渗不完方算合格。所以城墙十分坚固，建城时考虑堡之地形，北屏鹿原为预防山洪，只建东、南、西宫殿式飞檐挑角形城楼三座，各镶有刻着“东莲楼镇脚南巩草池阳”“西望嵯峨”石额，城门至护城河桥之间，砖砌花墙内安放有石磨、石碾，专为村民磨面、碾米公用，城四角修有角楼，如东南角楼名曰“魁星楼”，内供奉着“文曲星”，榜示后生，坚持学习，奋发图强。“魁星楼”外竖立旗杆一根，白天悬挂五色彩旗，夜晚升挂红灯一串，为过往客商示意方位，望之甚为壮观。城墙上建有炮台数座，放着称谓“九节厘弦大炮，各楼住有守护人员，并备有当时的先进武器(抬枪)。城墙内留有两米宽马道互通，城外有护城河环绕，水深两米许，两岸垂柳成荫，游鱼穿梭其中，颇有江南风趣，每月有“八浮”“五渠”之水，定期从西向东穿城而过，水渠两岸大白杨、青槐、紫榆等，树大可合抱，堡中大户人家的花园竟有十五个之多。城内外寺庙数处，城内的关帝庙，东门外有娘娘庙、无量庙、药王庙，西门外有菩萨庙、兴善寺(因寄存在外死亡之灵柩，又称“寄骨寺”)，城东南有尼姑庵(因位于大路之侧，长年为过往行人施舍茶水故又称“汤房”)，由此，东里堡的建筑式样包罗万象，可谓城壁巍峨，楼阁峥嵘，亭台各异，四时花香，古木成荫，在渭北享有盛名，历代官吏、文人、骚客为常向往之。清末虽已衰败，但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每年春季至端阳节，附近村民、青年男女、学校师生及各界人士有到东里堡游花园之习俗。今仅存唐园，即李靖故居，尚可观赏遗址。
清代东里堡是以李、刘两姓为主。李族系宦族，号称书香世家，兼营工商业。刘氏是以工商业起家，发展成渭北巨贾。在清代中期可以说金银财富源源不断流入东里堡，如每年结算后，各地商号护送回堡的各种“镖车”，连绵不断，除金银之外还有古董、字画、珠宝、玉器、名瓷等物。所以，堡中博物馆似的家庭，比比皆是。到民国初年，东里堡财东衰败后，古董商云集三原县，争购、套购东里堡的古董宝物，改革开放的观在，仍不断有人收购残余文物。
东里堡的商业，那时专为堡中五十余户经销未备之物而设，所以仅有经营日用杂货、加工面粉、酿造五香陈醋的“长盛和”，制作糕点面食、代销酒酱的“双成集”及专营中草药、中成药的“怀南轩"和“益济堂”等寥寥几家。而专为修缮房屋的工棚竟有六家之多。常年有木工、瓦工七八十人。饮食业由于各大户之家都有专业厨师，日常烹调均无须出门，因此仅有两家卖面条、炸油糕和羊肉臊子荞面饸饹、封肉夹馍的小吃店，为临时工及过往客商打尖而设。虽系简单的小吃而风味颇佳，吃后耐人寻味，至今我县及临近老人提起东里堡的羊肉臊子饸饹和封肉夹馍仍赞口称绝。
解放前堡中南街有座院落称为“仓房”。据年已88岁高龄的曾志高先生谈，原名“堆汇仓”，清代兴盛时堡中富户倡议为预防欠荒，汇集闲余资金建仓，长年堆存粮食百石，以备灾荒救急，每年青黄不接之时，可无息借给群众渡春荒，收获后归还仓储。大灾之年，可开仓赈济。说明先辈防欠之心，体恤民情。
1953年国务院经济调查人员，调查东里堡一百八十余年老字号“长盛和”长期不衰情况时，在保存一百三十余年完整无缺账簿中发现，堡中刘氏某家在光绪二十七年一年中支取食用面粉五万多斤，感到不解，经老掌柜黄彬臣解释，光绪二十六年是陕西大旱，灾荒年馑过后，这家解决临近村民断炊之急，凡有求者，均在该号取面，无条件相赠，年馑过后，受惠者为表达谢意，送匾扬名，文曰“德恩共戴”，令人感慨。
三、李靖故居
据史载，李靖祖籍陇西成纪人，陇西李氏第四房丹阳后，徙陕西。《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云，晋东苑太守雍长子曰伦，五世孙文度，西凉太守与族人人魏后(北魏)因居京兆山北，靖系文度五世孙，故曰京兆三原人《旧唐书卷六十七列传十七》云。李靖本名药师，雍州三原人(三原县在北周及唐贞观元年均属雍州)。
由于一千四百余载历史沧桑，多次战乱影响，很难查证李靖在三原县境内的具体住址，仅从点滴的资料及前人的传说记录如下。
(一)唐代贞元进士国子博士张籍《三原李氏园宴集》诗曰：“暮春天早热，邑居苦嚣烦。言从君子乐，乐彼李氏园。园中有草堂，池引泾水泉。开户西北望，还见嵯峨山。借问主人翁，北州佐戎轩。仆夫守旧宅，为客筵侍华筵。高怀有余兴，竹树芳且鲜。倾我所持觞，尽日共留连。疏拙不偶俗，常喜形体闲。况来幽栖地，能不重叹言。”
李靖系唐贞观年代卫国公。张籍是唐代贞元年代国子博士。二人相距百余年，诗中乐彼李氏园之“彼”可推断是李靖后裔。诗中李氏园和东里堡李彦瑁所建造的“唐园”，方向位置完全吻合，该园在1932年前仅有北园门，若站在北园门遗址观望，与诗中“开户西北望，远见嵯峨山”分毫不差。诗中“借问主人翁，北州佐戎轩”。三原县在北魏时属北地郡，唐代武德四年改属北泉州，当为诗中之北州。唐代三原县在朝中掌握兵权者，仅有李靖一人。诗中“仆夫守旧宅"，唐列传记载李世民在李靖晚年修建有养老宫，李靖已建新居，故留仆夫看守旧宅。这所花园在唐代已为李靖故居之花园。
(二)明代李彦瑁修建的花园，能名曰“唐园”，不能无因，可能是在李靖花园遗址上建造的。园中曾有一块石碑，刻着李靖故居字样，镶在读书堂院内墙上。可惜此石碑毁于“文革”之时。堡中宿儒刘绍文曾说园内有一石是唐代之物，惜未指明。是否是刻有“飞琼”二字之石，有待考证。1986年小学从园内迁出时，想挖走名曰“白玉碗”之腊梅花树，该树从地表上看，树干仅十几公分，而地下根径竞超过80公分，看来系千年之物。此园当为李靖故居，因此东里堡村史，可追朔于隋末唐初。
四、货郎担李家
据李氏明代万历三十年李氏族谱记载：“其先太原人，六世祖贵，宋端宗后之弟也，工于绘事，后荐于帝绚床，因艺谏上怒，避徙(三原)毛坊里冯村。予七，仲宽仲颜徙宁州，仲宁仲温仲才徙宝鸡斜坡，仲显徙豆村里，即今居也。吾族号称巨族，蔚然诗书为业，起家登庙堂者近世类不乏其人……”。据已故老人李芝惠谈，其先仲显公徙豆村里前，以货郎担起家，后迁居现址，故明清两代称李氏为货郎担李家。
李氏系宋代国戚，明、清两代宦族。堡中建有家庙(一般人家称为祠堂)，悬挂着大宋国戚牌匾。明代李士达、李彦瑁，曾任通奉大夫、四川布政司、奉敕监军、南京江西道监察御史等职。在明崇祯二至十年问，陕北李自成、张献忠曾两度围攻三原县，东里堡正当其冲，李族又系明代宦族，致遭袭劫。建堡碑载“当时李弘植一家被杀伤者不下数十人”。因此力倡建堡，由于人穷村大，乃约临近村人共建堡城。竣工于崇祯十年。
清代咸丰年间李氏后裔李建北，字惺庵，太史及第，任翰林院编修。故清代后期又称此支为翰林李家。
五、善人李家与老字号“长盛和”
乾隆后期有天水李廷佐，字辅臣，与东里李氏联宗，住入堡内。李辅臣经商川陕，乐善好施，救助多不留名。其事迹三原县志中有载。如李善人在三原县开设运输局，有马车四十余辆，除正常运营外，和三原县政府立据，义务承包全县三十里群众一切公差运输任务，优惠乡邻，李辅臣的商业大部分在四川，常往返川陕之间，沿途善迹颇多，故成为闻名川陕之李善人。谣传李辅臣死后被玉皇任命为成都县城隍，可见得人心之深矣。
善人李家于嘉庆年间，在堡中开设“长盛和”商号，以酿醋为主，兼营药材杂货。因经营有方，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仍不衰。该号账簿健全，保存完整，为国内罕见，1953年国务院经济调查人员发现该号长达一百三十余年完整无缺的账簿，对提供研究清代、民国期间经济，具有很大价值。该号生产的五香陈醋运销三原县各城乡镇，属县特产之一，1989年三原县志办曾刊文介绍。
附录：李族建堡建庙总记(碑文)
李族初系一姓之村并无外姓杂居各村皆有佛堂或他神殿宇惟吾村无此至于城堡之建昔当太平世界除古迹镇店集外皆无有也不虞明崇祯二年正月十四日忽有伙流贼约百余人延安地方起手反至吾鲁桥镇地方异常之变盖二百五十年来未见者自是终不绎不绝致吾地方男妇今日东躲明日西避日切日詹鸟之惊然犹未被大伤残也至崇祯七年八月十四日贼势大猖成千成万遮天影日而来各处受害者不能悉数吾村则首烧吾兄讳弘植号冲寰大院子一院被杀伤乃不下数十人此时坡里刘王村已建小堡于烽火台桥头武官坊俱筑起大堡吾冲寰兄始为吾族力倡建堡初以为人穷村大难以包畏议照武官坊于十七日土佥空地约坡里一带公建未果又议下土佥南空地约南潘庙刘等村公建未果又议于吾村裁其标捎人家促就中间围建已经二宅破土亦未果纷纷遣舍延至十年丁丑八月人久奔避苦无奈何各忍穷殚力决意就包本村因维寰兄新买地在西边墙外又望西展数十丈乃于九月十三日起次年五月告竣建此大堡此吾族建堡来历也砂锅刘家少庄望宇等俱系初议建堡时即认地进来者其余刘张田王等姓系完成后因堡大需守陆续招买庄进来者此吾堡他姓之来历也
(关帝庙略)
计堡城方圆百三十丈零七尺根厚一丈五尺顶宽七尺高二丈一尺占净地一顷六十五亩四分八厘城根壕并马道三尺占地三十二亩二分三厘每亩庄基占城墙根等二分零认银壹两四钱
康熙八年四月初八日立石
六、砂锅刘家
东里堡刘氏始祖系明代初年移民来陕西。据朱志记载，三原县户口多迁自山西省洪洞。《农政全书》云，洪武二十一年，户部侍郎刘九臬言：“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盖欲地不失利，民有恒业也。……陕西诸处自兵后地荒民少，宜徙山东山西之民往就耕。”上曰：“山东多旷土，不必迁。迁山西之民往之。”所以相传今山西洪洞县贾村大槐树即当年移民之集散地，故刘氏称祖籍为山西大槐树人。
刘氏初来陕，穴居于楼底镇北原坡，以制卖砂锅为业，历时九代，至明崇祯二年后，李自成两度围攻三原县，楼底系出山必经之道。刘氏为避兵荒，依附东李大户，暂居东李村西佛堂。后应李氏之邀，共建东李堡城，于崇祯十年始正式迁居东李堡。如建堡城碑载。砂锅刘家少庄望宇等俱系初建堡时认地进来者。故明清时称堡中这支刘氏为“砂锅刘家"。
刘氏迁居东李堡时已为第十代，弟兄四人。因环境变迁，难以重操旧业，随改行经商。初弟兄四人结伴经四川入西康跑单帮，去带日用丝绸，回贩皮毛药材之类，虽甚劳苦，而获益匪浅。至乾隆年间，家道兴旺，在堡中势力地位已超越李氏，故于乾隆二十四年独资重修堡城。且堡中已为多姓共居遂改“东李堡”为“东里堡"，而留传至今。
附：刘氏重筑堡城碑残文
堡城之筑也筑于子厚刘公耳先是公胞兄民日詹公子和及克迭公同心欲修拔款营利千二百金以工大积少弗克果后数年……百金外独补不足加费二千金不为吝而城始完固其工之起在乾隆二十四年二月间越岁余而告竣至基址规模一依从前不少加损焉是为记。
时岁方敛故费奢耳恐后之修者畏而沮特为……
乾隆三十三年岁在戊子腊月谷旦阖堡公立
七、东里堡刘氏是中国早期工商资产者的缩影
满清初年，行统一稳定发展之政策，形成“康乾盛世”。另一方面西风东渐，加之大批有为汉人弃仕从商，在全国各地产生中国第一代工商资产阶级。江浙有淮盐丝绸帮，广东有西洋杂货帮，山西有钱庄银号帮。陕西虽无地利特产可育，但以其勤劳信实之作风，北上朔漠，南下江浙，西出川陕，也形成一支大军。其中，有名的商业大户有泾原东里刘家、安吴吴家、社树姚家，凤翔窝桥马家，渭南赵家，城固康家等数十家。数百年后之今日，大部败亡，硕果仅存者，唯有康家之“美丰银行”尚有一席之地。
清时东里刘家户大财雄，号称潼关以西第一家，刘族在堡内有七大家，二十四个匀和家，共四十余户，构成东里财团之人力骨干。其工商业网点布遍全国，犹以川盐、当铺为著。每到年度结算后，各地商号即以镖车押送金银财宝，向财东交账，故东里财东家中不但建筑华丽，而且收藏极富，每户均有珍藏，形同小型博物馆式家庭。到咸丰同治之后，刘氏子弟专肆享乐，东里堡形成一个高品位、高消费特区，所以后来走向衰败。
刘氏发家之谜：刘氏致富固由先辈之勤劳与智慧，以信为本，以诚待人，走向致富之道，但俗谚云：“人不得横财不发。”不无道理。首先，据传说，明代末年李自成等部数度出入陕北关中，楼底为其必经之道，有一次因官兵追逼，上楼底坡时，一辆辎重翻于沟下，部分财物掉至水冲洞内，后刘氏在制作砂锅取土时获得宝藏，因而如虎添翼。其次，笔者少年时从乾、嘉年代老账本中看到，当时经营主要商品代号为“荷花”，可能系违禁物品，也许是鸦片，发不义之财。再次，陕帮异地求财，备受地方势力排挤，在川康一带犹甚。雍正年间，逢陕人岳钟琪任川陕总督，住节成都，陕帮商人以乡谊与官府开始勾结，在其庇护下，取得川康盐业、典当、药材、皮革等业之主导地位，多成巨富。四川人有句歇后语“老陕——本钱大”，可见当时陕商财力之雄。在成都、重庆、自贡及主要产盐县市都有陕西街、陕西会馆，今日自贡市之盐业历史博物馆，即原西秦会馆。其建筑雄伟，匠心独具，据说是在川陕商历时十六载，耗白银五万余两的成果。
太平天国与刘氏兴衰：刘氏工商业遍布全国各地。道光前有两股主力，一为川康，一为江浙。太平天国占据南京后，江南工商业遭到破坏。如刘积善堂工商业全在江浙。发迹后正在扩建东里住宅，其大庭为七间六椽，高大雄伟，民间少见，但主房初起，门房未建成被迫停工，高丈二宽八尺之石门框，孤零零竖立六十余年不倒，笔者儿时曾见过。而另一支经营川盐业者，却因淮盐被阻，川盐扩大销区，大发其财。这时期刘氏内部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花门之变中的奇迹：从清咸丰到同治年间“东南半壁红巾起，西北千群白帽来”。国内长期动乱局面下，渭北地居要冲，时遭侵犯，刘氏为自保，增设防范措施，首先加固城防，增添大炮，招募丁勇，其次以刘氏住宅区东西三排各巷口修建巷门，形同内城为第二道防线，再次各大户修筑形同碉堡似的三层高楼群。一、二层可作短期藏身之所，三层上备有抬枪。四面窗户不但可以观察嘹望，各楼之间还可以居高临下互相火力支援。且基层墙均用巨石砌成，铁门铁窗，在当时条件下很难攻破。
花门之变事起仓促，后期，渭北平原沦入回军之手。堡中主事者，对是守是逃，形成两派，争执不下。据说当时来了一位道士，仙风道骨，神采奕奕，左手持拂尘，右手端一盘烂桃，连续三日穿城而过，暗示桃(逃)烂，手(守)好之意，因而守派取胜。以刘日省堂、从俭堂两家为首各拿出白银七万两，其他都有捐输，共计二十多万两作为守城之需，并联系三原官军，决定死守堡城。当回军铁蹄踏遍渭北数十县城，无数堡寨均遭焚烧掠夺，惟东里堡与三原县南城崎角相守，坚持到清军胜利，成为战乱中的奇迹。老百姓传说东里堡有关帝庙，回军看到城上有红脸关公、黑脸周仓持刀挺枪相守，回军不战自退。假设有此见闻，可能又是守城主帅又一神话战术。实际主要是堡内人与三原县官军密切联系，互相支援的结果。当时三原县令余庚阳经常来堡借款借粮(余曾有一诗集详记其事，笔者儿时于旧书中见过余之书札及诗集)。回军多系乌合之众，以抢劫财物为主，置身高城坚堑之前甚少作为，而守方又以银代弹，打发些银子，便呼啸而去，也属可能，故民间又留下“东里财东用银子打贼”的传说。
总之，东里堡守城成功，既支援了三原守军，也保护了附近村民的生命财产，因此县令余庚阳奏请清廷御赐了日省堂、从俭堂两家“功迈历城”匾额，以示表彰。但这两家因守城付出太多，由此一蹶不振。
刘氏败落之由：几经战乱、思想萎缩，从同治后期，走向享受生活，养尊处优，加之大多乏嗣，形成完全脱产，将所有事业全部委托他人管理。同时为防子弟外出惹事生非，采取早娶妻室，早抱儿孙，以求人丁兴旺。结果养成不求进取的寄生虫。
从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满清王朝崩溃，而刘氏经营主要制盐业、典当行，都与清政府有直接联系，加之各地军阀蜂拥而起，多采地方保护主义，明税暗抢，使外地客商破产。而刘氏又缺乏应变人才，只能在此次民族资产大调整中彻底失败。
最典型者如刘述荆堂，当时工商业以自贡盐业为主，其双洪井一号，即有烧盐灶房数十，在自贡市占举足轻重地位，亦是川人眼中之钉。其他典当、药材、皮毛等业遍布数省，辛亥革命之后，军阀蜂起之时陷入瘫痪。其各号掌管经营者又大肆贪污自肥，更是雪上加霜。而主事者刘子康，不采取紧缩战线，待机再起的方针，而是为了陕西大亨的面子，孤注一掷，将家中百余年的积储，黄金六千两、白银三万两，及珍贵古董数十件(据说其中有一九头狮子玉印，现藏大英博物馆)往四川增资。甫入川境即为地方军阀抢劫一空。刘子康一气成疾，刘述荆堂由此一病不起。但到底是陕商大户，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该户在自贡市尚有少许资产纳入公私合营。
又如刘三省堂，以典当业为主，遍布各省，据说大小有近百号之多。而业主刘大少爷系一花花太岁，家中姬妾姣童数十人，如行云流水，来去不定。七岁即开始赌钱，各种赌博无不喜爱，一注万金从不手软，即斗蟋蟀之用具均在景德镇专制，五彩三蓝，艳丽夺目，斗盆、养罐、过笼、水池等，造形精巧，堪作艺术品。家中养有赌友多人，为其助兴，因此正中当时各地军阀下怀，如民国初年，陕西督军派专车来堡接大少西安相聚，将终南山北麓之避暑山庄稻田四千亩，园林作坊十余座，旬日之间，为之易主。
最不可恕者，在民国初年各地商号面临困难之际，他却率姬妾仆从数十人，从东里堡出发，下四川顺江东流到上海，后上北京、下广东，往返历时年余，耗白银四万余两，将各地商号流动资金搜罗一空，相继破产。民国十三年他又去四川，意在收集残余产业，但为时过晚，落魄而归，而家中又为当地军阀袭劫，最终他贫病而亡。
八、东里堡园林
东里堡的园林，在清代曾名噪一时，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实有于明代，盛于清代。在清代中叶刘氏鼎盛之期，堡内外有“东花园、南半耕园、西荒苑园、北补拙园”四大花园及城内的“玉堂、逍遥楼、小壶天"等后花园十五个，仅一百六十余亩大的村堡，有这样多的花园，在全国来说也是少有。1921年9月，陕西省靖国军失败后，于右任隐居东里堡时，在七律中曾写有“南园急雨北园晴，载酒西园月又明”之句，说明当时这些园林尚未完全破坏，清文人骚客赞誉东里堡园林有“白杨耸天招鹤鹳，苍藤伏地走蛟龙”等佳句，描绘园林景致之美的诗文曰：“古柏曲枝旋体婆娑如盖，劲松舒枝展叶敬迎游宾。千草百卉铺锦织绣，奇花异葩四季飘香。”园内春来牡丹竞姿，盛夏碧荷展容，秋季菊花露笑，严冬腊梅傲霜，真是满园芬芳扑鼻，宾朋馨香盈袖，亭台池沼星罗棋布，名贵花木品品罗列，颇有江南风趣，其中犹以唐园为最。
唐园现名李靖故居。由于历史变迁，唐时旧貌已荡然无存。明代李彦瑁在遗址重建此园，名日唐园，或称李氏园。清代中期，联宗回堡的李善人廷佐，又在西门外路北修了一座花园，名日补拙园，与唐园南北对峙，堡中人又称唐园为南园，补拙园为北园。
清代中期，唐园之主衰落，易手于堡中刘姓，刘氏接管后，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次修葺，增建亭台，修整假山、池沼，添置花木摆设，建成保留象征关中八景，含蓄大观园之意的一座花园。园北五渠岸上有二百余年树龄的大白杨十余株，人称十三太保，甚为壮观。清光绪年间，最后一次修缮时，园主刘季昭，与三原县名儒贺复斋相友善，曾计议改草堂为读书堂。竣工后贺复斋亲书读书堂匾额，其跋日：斯堂与季昭公计议取读书二字，惜堂落成季昭公不及见矣。愿子和、子康勉之(子和子康系季昭之子)。光绪乙亥年，当时有名学者、书法家、甘陕学使吴大澄，由贺复斋陪同，游此园时，园主刘子康请学使为园题名。吴依贺写读书堂之意，挥毫篆书“半耕园”三字。由此人们又称唐园为半耕园。据传吴之来访时值夏季，主人设宴于荷花池畔饮食用具且不细说，单就椅搭、坐垫一项也煞费工夫。上午为上等湘绣，图案为半大荷叶花蕾含苞；中午一色苏绣，织着荷花盛开，亭亭争艳图样；下午川绣，图为老叶流珠莲蓬丰硕。与吴同行福建林姓官员叹道：“我林家百二进士三及第，十三宰相五封侯，为海内第一家，生活享受未及此也。”
辛亥革命后，刘氏家已衰。各地军阀蜂拥而起，兵荒马乱，盗贼丛生。园主无力管理修缮，花园日益颓废，于右任曾有七律描述曰：“高坟玉碗儿孙盗，池沼金鱼将士烹。”靖国军成立后，于右任、胡笠僧等，看斯园荒芜，甚为惋惜，为使该园免遭毁灭，园主刘学初主动请求官管，商定以当时靖国军所辖渭北八县之厘金(即税收)让园主收半年为代价，将花园让给靖国军(实则分文未收)。该园从此由私变公。靖国军将领史可轩遇害后，葬于园内。靖国军失败后，该园转为陕西省公产，1934年陕西省建设厅派仵五哉来管理整修，新开花园南门，外建林荫道，道之两侧栽植钻天杨108棵，路中栽有青槐两行72株，取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意，花园修缮竣工后，依其产系靖国军购置并为纪念靖国军，议请原靖国军司令于右任题“靖国公园”之名，撰“天地有正气，园林无俗情”门联，雕塑于南门之上。
从园名的更轶，唐代李氏园，明代唐园，清代南花园、半耕园，民国之靖国公园，今之李靖故居，说明该园历史变迁，也是东里堡历史的缩影。
斯园全盛景色，吾等无福目睹，幸家已故里人刘步青曾写《东里半耕园记》一文，今抄录于下，愿共同步入，观赏全盛时景色，以期怀念。
九、东里半耕园记
关中三原东北八里许，有堡日东里。余故乡也。城壁巍峨，楼阁峥嵘，虽曰乡村，气象至伟，西望嵯峨，苍翠欲滴，北拥陵阜，蜿延如屏，清浊环绕，筑渠穿城，田畴丰腴，林木葱茂，自然之美备矣。负西廓则半耕园在焉。园门北向，以对宇有北园又称南园。考史建于唐，亦称唐园。邑志栽为里人李彦瑁所营，或曰李氏园，后归余族，经族兄子初子康从事修茸，始迭全盛，辛亥后，渐就衰落。靖国军兴，遂让与渭北八县，嗣复为省府所有，改名日靖国公园。园广约百亩，分内外二部，外部为菜圃、花房、温室。内部界以门墙，门额篆书半耕园三字，学使吴大澄清卿所题也。入园门桂树蔚然夹道，如行天竺道上，门右数武为读书堂，堂额为名儒贺复斋先生所题，附跋含勉励意，而族人竟无履行者，为可惜耳。堂前建广厦，长凳石几，可资坐卧，花缶罗列异样翻新，楹悬有赵学使维熙文曰：“负廓劈园亭且流连花好月圆时候，传家遗卷轴莫辜负夏弦春诵光阴。”堂内陈设壮丽堂皇，而殷鼎晋书、宋瓷、古色自是盎然，窗上装五色玻璃，望之犹弦异彩也，堂后有高楼，登楼远望，山色青翠，烟树迷离，白杨数十株，不啻十余园，依园而立，高耸入云，疑皆百年前物，楼下筑窑三间，其门联曰：“好友来时琴韵棋声消白昼，奇书夜读炉烟茗碗对青灯。”余幼时与族侄学初同塾，每逢盛夏，辄攻读窑中，气候如初秋然心神时感愉快。每一忆及，为之神往。堂之正南为牡丹丛，春日花开，灿烂夺目。圃南为石筑鱼池，池水引自园北之五渠，清澈见底，中蓄五色鱼无数，大者长至二尺许。游人每以干饼逗之，唼呷之状饶有意趣。近已水滑鱼枯，仅余空池而已。池南有玉兰，树身约一围，花时蓬勃如盖，倒映池中，素洁无伦，关西玉兰，此树允称第一。池周名花异卉，香风袭人，洵人间天上地也。绕池南行，穿花墙，出月宫门，为菊圃，为芍药畦，穿畦过妙香亭，有联日“曲沼碧涵山竹影，层楼清挹水芝香。”长白德厚之笔也。过亭下级，竹林蔚翠，风动叶鸣，恍如置身武林云栖间。绕曲径长廊，过遇文亭，粉墙屏立，昔时曾满布游人诗笺，不乏佳什，今已剥落无余矣，竹林尽处为荷花池，曲折而北，池南凿石舟，额曰“半舫”，有联曰：“世上风波何足虑，人间道岸要先登。”复斋先生句也。小立舟中，屹然不动，所谓中流砥柱者非乎。出半舫，登挂云楼，藤罗盘绕，四面绿云，有人题句云“苍藤踞地走龙蛇”，可谓善状斯楼者矣。北有八角亭，折东行，山径纡曲，凹凸尽致。出石门，可至读书堂西侧，楼南为待月台，曲沼疏篱，小桥流水，位于竹林茂密中，尤极幽，深闲远之意。楼西为宝文轩，东为益清阁，中藏图书，并嵌宋明诸书家刻石，琳琅满目，诚属大现。沿荷池，葡萄为架，梅树为林，夏日荷发，冬日梅放，香透心腑矣。复行而东南，拾级登假山，高可四五寻，山顶有茅亭，小坐纵目，尽在眼中，曲折入石洞，蛇行数武，别有洞天。儿时每喜出入此地，亦好奇心理也，出洞复至鱼池西岸，有曲水仿曲江流饮遗致，北为木樨树，树下可设数席。树北设围墙，墙内为广场，为新式大厦，旧为女子学校，今已鞠为茂草，至此东行则经读书堂而至园门，而浏览一周矣。余离乡三十余载，民国二十五年归里瞻故园，悉改旧观，亭台楼榭，泰半倾圮，榛莽栽途，积草没径，倍觉一花、一草、一木、一石皆为可爱，流连竟日，不忍遽去，时夕阳压山，倦鸟归林，因于寂静清穆，风树萧萧中，悄然出园而归焉。
此记草于民国二十五年仲秋，翌年七七抗战军兴，八一三淞沪战起，三阅月而国军西撤，嗣后上海即为日寇控制，遂成孤岛，时余长教东南高级职业学校，授课之暇，从事整理，蹉跎复蹉跎，至民国三十年始行脱稿，即求正于乡长徐朗西先生，获蒙指示，迄本年仲夏，族兄刘绍文由京莅沪，请其斧正，欣承润色之，删改之，始告完成，并得跋文一篇尤为铭感，此文仅述该园以往之景物，俾游者可知囊昔全盛时建构设施概略而已。至斯园之建筑艺术，文人学士之诗歌吟咏，给地方人士身心上之调剂，以及园内所有植物在科学上之名称、分类、效用等课题，均付缺如，不无美中不足之感，浅陋如余，未敢尝试，地方贤达青年学子，若能进而教之，则幸甚焉。
1949年10月，步青刘文超识于上海。
东里刘氏半耕园，清末以来退尔闻名，惜余出生之年，已归公有。国运徘徊，战乱频仍，斯园亦日益倾圮，族祖步青公民国二十五年重游，以感愤之情，成此记文以贻后人，余等读后既神驰园林盛况于尺牍之上，更悲其现状之败落，岂斯园将泯灭而无闻乎!公元1986年步青公成此文后之五十年，省、县文化当局考证认定，此即唐李卫公故园遗址，乃重新规划，拨款整修。千年园林重获生机，并将以时代新姿展现于五大洲游人之前。人世沧桑，此不仅超出创建诸祖之预期，更可酬步青公之遗恨，以飨中外游者，诚美事也。
时1989年孟春刘氏二十一代孙善述于东里故居。
十、于右任与东里堡的渊源
于先生名伯循,字右任，三原县西关人，辛亥革命元勋，北伐时期曾在三原县组建靖国军。国民党统一中国后，任民国政府监察院院长，1949年随国民党去台湾，1964年病逝于台湾。
早在清代，于右任之祖父就在东里堡刘昆厚堂管理四川盐井，于右任之父字新三，青年时随父在四川省岳池县刘昆厚堂的盐井上当先生(管账)，因有这层关系，于右任常来东里堡。同时昆厚堂刘哲卿和于右任同在三原县宏道书院读书，且相友善，所以于右任不但熟悉东里堡，也对东里堡感情至深。
辛亥革命虽推翻清王朝，然其成果则被军阀窃取，当时全国各地在孙中山“护法运动”号召下，掀起成立护法军。1917年陕西胡笠僧等起义拥护护法运动，但感棘手，不易统率，于1918年派张立卿、王子元去上海请于右任回陕领导，于右任深感这是陕西新生的一支革命队伍，尚且为北方独一的革命力量，自觉责无旁贷，随即经郑州，绕山西，渡禹门，走富平，返三原，在东里堡和胡笠僧、张义安等计议决定，于5月在三原县正式立陕西省靖国军。
1921年冯玉祥督陕，诱杀郭坚，计骗靖国军各路受编，并四路逼近三原靖国军总部，又信使奔驰，首劝于右任接受林恳督办之职。于皆竣拒之。于知事不可挽，夜走高陵，冀曹俊夫之能持大义，然见事无望乃返，过三原县城而不入，径至东里堡半耕园居之。1921年秋，适孙总理由广东颁发于为陕西省督军印状至，而危局已不可收拾矣。于在隐居半耕园时，为时事所感写七律以纪之，以寄情怀。其诗曰：“遁迹乡村不忍归，唐园有路足周回。长条络石藤绕葛，古木交柯柏抱槐。恶竹万竿难尽斩，红梅一树独先开。老兵休道戎衣薄，大地阳春可唤来。”“南园急雨北园晴，载酒西园月又明。天上风云原一瞬，人间成毁不须惊。高坟玉碗儿孙盗，曲沼金鱼将士烹。凄绝范公穷寨主，力穷西北泪纵横。”于右任住半耕园时常与挚友李子逸、田温茹、张景秋、茹卓亭、刘绍文等谈论政局，窥视时机。隆冬之际常和乡友牵狗撵兔与民同乐。
1922年1月18日，应杨虎城在武功县重建靖国军之请，即绕道去武功，途经淳化县，时遇大雪，住方里镇于鸣岗(于鹤九之弟)家，时值春节，怀念三原家乡挚友，遂以在东里堡和群众撵兔为背景，写有五言诗一文。其文日：
留滞半耕园，植物资探讨。
战争四五年，时艰余亦老。
世情多翻覆，焉能常自保。
掀髯欲出猎，指使无朋好。
二三同学翁，来言欢会少。
南郭招旧部，北村唤老小。
闻声牵猎犬，共集东门道。
莽荡平原串，严霜杀百草。
一一田与陇，猎者都惊绕。
眼前一兔跃，气与长天杳。
得机争纵犬，迅急如飞鸟。
围场周十里，往来三四绕。
兔疲犬亦疲，咫尺难嘶咬。
杖头恨无鹰，放出击以爪。
村狗不善走，忙亦吠而跷。
兔狡敌偏多，敌多兔亦狡。
急则觅老窟，转身捷复矫。
顷刻穷穴中，生擒负其薧。
居然唱凯归，下酒消烦恼。
榜徨终日间，仅仅图一饱。
尔愁觅兔消，兔愁被尔扰。
豺狼横四野，狐狸寿而考。
舍强翻凌弱，无乃非素抱。
鲁连耻帝秦，程婴能存赵。
人言荒于猎，使我忧心懆。
天晓登前程，作誓告苍昊。
大雪弥乾坤，上下为之皓。
并且在方里留滞期间，还专程踏雪游览旧日东里刘氏的避暑山庄朱坊河、柏树山。曾写有柏树山游记一首曰：“柏树山头柏益苍，山前池馆已荒凉。百年花木经兵燹，千载家山作战场。大户陵夷中户起，上田租佃下田荒。复斋行草愙斋篆，点缀亭台共夕阳。”可见于右任对东里堡了解之深，感情之重。后于右任当监察院院长时，始终不忘故旧，每次回陕，必来东里堡探望故友，再游唐园。(注：诗中愙斋是清书法家吴大澄之别号，愙字是恪字的古体)
十一、杨虎城三出东里堡
杨虎城(原名虎臣，守长安后改为虎城)，原籍陕西省蒲城县人，幼丧父，母孀居。杨奉母至孝，凡母命，无所违，杨起事于草莽中，原配罗佩兰，系杨在军旅中自聘。罗胆识过人，文武全才，杨之往来文函多通过罗夫人处理，杨在武功重整靖国军被围困时，罗夫人曾只身救杨脱险，可称巾帼英雄。杨罗结婚的同年，杨母在家乡已为杨聘张惠兰为妻，杨为不违母命，说明原委再娶之，从此罗佩兰常伴杨于军旅之中，张惠兰在家侍奉杨母。不幸1927年罗夫人病逝于东里堡，葬于东里堡东北郊。罗夫人所生之子杨拯民、女杨拯琨由张夫人抚养，后杨常感困惑于文墨，再娶薛葆贞，长随杨左右，终同杨殉难于重庆。
1918年于右任在三原成立陕西靖国军时，杨虎城率部参加，编为靖国军第三路军第二支队任队长。1921年靖国军分裂易帜，杨不受其诱，不屈其威，独树靖国军于武功县，经于右任重新组建后任命杨虎城为第三路军司令。这时虽外遭军阀围阻，内部再次分裂，然在这种严峻处境之下，仍坚守武功东原，曾数次挫败十倍于己之直系军阀，但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同于右任计议，保义帜，走陕北暂驻，庇护于井岳秀镇守处，休整三年后，再建一师之军，于1925年南下驻扎在东里堡。当年秋，接其母及全家住于堡中刘三省堂家中，1929年后才在东里堡买房置地，并接其弟杨茂三全家来堡同居。从此杨虎城与东里堡结下不解之缘。
一出东里堡，是在1926年(即民国十五年)春。因直系军阀刘镇华率镇嵩军(人称东军)围攻长安(即西安)，城内李虎臣深感独力难支，派魏野畴等人来东里堡邀请杨虎城共同防守西安。杨虎城亦知兵力悬殊，难以胜任，但自己是陕西的一支军队，又义不容辞，经再三商议应尽其责。于4月18日(农历三月初三)，留家室于东里堡，即率部清晨出发，是日下午由西安西关破围入城，同李虎臣并肩携手，同心协力，苦战八月有奇，演出陕西省历史上有名的“二虎守长安”之史话。
在苦战八个月困守西安期间，外无援兵，内断粮草，城内军民因战饿而死者，不下十万之众(今之革命公园即当年战饿死者合葬之地)，直到同年12月冯玉祥才解西安之围。围虽解，而杨虎城则深感内疚，无颜面对西安父老，遂在解围之夜，独自仅带亲随副官一人，乘乱潜出东关，夜宿霸桥农家，到第二天晚返回东里家中，即同母亲妻子议定隐迹不再复出，他独自一人隐遁于刘学初家中，封锁一切消息，不与任何人往来相见，西安各方来人询问，均以未曾回家答复，所以造成杨虎城失踪下落不明的现象。
二出东里堡，是在隐避五个月之后。陕西军政界找寻杨虎城不见踪迹之时，1927年4月，杨虎城的夫人罗佩兰病故，杨悲痛欲绝，才不得不出头露面，并遵母命，以结发之妻之礼安葬。为此，杨率子杨拯民、女杨拯琨，亲自扶杖扯纤送罗夫人之柩，安葬于东里堡东北郊。于右任曾亲自题送挽联曰：“有灵为我保杨虎，多难思君吊木兰。”在安葬罗佩兰之时，于右任、冯玉祥等及其部下来堡祭奠，并规劝杨应以国事为重。在再三敦促和请求下，杨出任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军长，第二次由东里堡出发，率旧部东出潼关，参加了阎、冯、蒋之战。在这场战争中杨投蒋，蒋升杨为十七路军司令，嗣后让杨率部返陕，任陕西省主席，兼任绥靖主任等职。
1930年杨主持陕政后，在西安购置房产，修筑花园(即今止园饭店)，一心想接母同享天伦之乐。1933年，借为母祝寿，杨接母亲住西安红阜街公馆，在皇城大摆中西宴席，请有各种大小百戏，以呈母欢。但吉期过后，杨母则说不如东里堡清净雅素，她喜爱朴实纯厚的农村生活，一定要返回居住于东里堡，并愿为乞求儿子平安，吃花斋，长念佛，从此过起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的生活。1935年东里堡半耕园修缮竣工，改名靖国公园之后，杨虎城之母和马青宛之母，两位老太太请僧、道在靖国公园内，念黄经49天，为各人之子乞福，超度在战争中阵亡将士和死难群众的亡魂，以求消灾免罪，当时四乡八邻来堡看热闹者络绎不绝。
三出东里堡是在抗日战争前夕。杨虎城处在抗日与内战之十字路口，心情异常矛盾。杨深知蒋排斥和消灭异己的伎俩，其利用杂牌军队消灭红军，收一箭双雕之利，因此杨时刻心存矛盾和戒心。杨早在大革命之时结识过共产党人，共产党员魏野畴、南汉宸等在杨部队中任过要职，薛葆贞又是地下党员，有一定的革命倾向。加之“九一八”深重的民族危机，也激发杨的爱国热忱，在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下，杨与共产党消极对抗。后蒋介石派张学良为剿匪副司令来陕督杨共同围剿，但是张学良思想上非常困惑，身背“不抵抗将军”之名，其内心深感丧家辱国。同时，东北军在与红军交锋中接连失败，张曾派人去延安联系，亲自在洛川秘密和周恩来、李克农会谈，初步悟出新的道理，因此张向蒋建议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由此蒋介石感到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剿共都不可靠，于1936年10月22日飞抵西安，准备亲自督战，并且对张学良、杨虎城提出两条路：一是立即率部开赴陕北，一是不剿共调离陕、甘、宁。张、杨心中明白，这是蒋消灭异己手法，为此张、杨研究商定，先讲忠言．不成则共同“兵谏”。致在1936年12月12日爆发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在东里堡和杨虎城分析过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西安事变”中同工农红军领导人商议过对抗何应钦的对策。“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到东里堡和杨虎城讨论过善后事宜，所以东里堡也是“西安事变”舞台的一角。
“西安事变”虽然在四方协商下取得了和平解决，但在张学良亲自送蒋返回南京后，蒋扣押了张学良，撤消了杨虎城的职务，逼杨虎城出国考察学习。这就是杨虎城第三次由薛葆贞陪同在抗日战争前夕告别老母从东里堡出国，谁知竟成为杨虎城和东里堡的永别。
十二、中国工农红军来到东里堡
“西安事变”后的第三天，中国工农红军来到渭北一带，红一军军部就驻扎在东里堡。红一军是深夜到达的，堡中群众尚在梦中，直到第二天清晨才看见满街都是军队，有男也有女，身上还挂着霜。群众十分诧异，以往的军队到村后，到处打门叫户、占房子、拿东西、要草要料，闹得鸡犬不宁，而这支军队，一不打门，二不叫户，宁愿露宿街头受冷受冻，不愿惊动老百姓，实为罕见，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和堡中负责人联系安排住房等有关事宜。军长罗荣桓、政委左权、刘晓及丁玲等人住在刘宏家中，军政治部住在刘述恒家中等。
驻扎定妥后，就在堡内的关帝庙内召开群众大会，说明来意，讲述了支援张、杨二将军“西安事变”的道理。接着第三天又在东里堡西门外靖国小学西边硝碱滩，召开邻近各村群众的军民联欢大会。红军将领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左权等十多位领导参加大会，和群众见面并讲解了拥护张、杨二将军的“八大主张”，阐述了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宗旨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道理，要求群众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抵御外侮。会后由红小鬼剧团表演了文艺节目。
东里堡首先在红军政治部刘晓等同志的指导下成立了“抗日救国会”，下设组织、地方联络、文化宣传、生活四个组，堡中李芝惠任联络委员，刘善述任生活委员等。相继组织起“三原北乡学生救国联合会”等学生组织，其中东寨堡的周希江，东里堡的刘紫霞(苏文)、刘善述、王文渊，吴家堡的吴澄，十里铺的曹怀文，东里堡的刘承让、刘生智(范三)、巨金印、田庆郎、刘尚铎(刘宏)、门书兰(门书明)、邵春云、樊凤兰等数十名青年男女都积极参加，接受政治部刘晓、丁玲指导，宣传联合抗日政策，配合政治部的红小鬼剧团演唱救国歌曲，演街头歌剧话剧等等。在青年学生组织起来之后，东里堡农民群众相继成立了东里堡第一个“农民协会”，选举赵德荣、万德全为农会主席，农民开始有了自己的组织，虽然只有暂短的月余时间，但毕竟在东里堡历史上写下了特有的一页。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红军回师陕北。在离别的前夕，彭德怀司令曾在百忙中抽暇在三原县明德亭设宴向三原县各乡群众代表致意道别，东里堡李芝惠、刘善述曾应邀参加。
红一军走时，东里堡群众为表达深情，向红一军敬献绣有“口碑”“木铎”的红旗两面，乡亲们扶老携幼相送，依依不舍地嘱其再来。走后的第二天，一位徐姓的带着十几个同志，在红军驻过的村庄挨家检查，详细询问红军走时是否还有借用未还或损失之物，及未清结手续，有则当时赔偿清结。这更给群众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所以人人称赞，历来未曾见过的好军队。
虽然相处仅两月之久，而革命思想的种子扎根在这一代人心中，所以红军走后东里堡有十几名青年学生经共产党领导的“青训班”学习后，北上延安参加革命。未能北上的青年和东里堡靖国小学师生也同样在中学同学的感染下，部分人参加了“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1937年靖国小学五、六年级大部分学生在老师带领下去安吴堡，参加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举办的秋季运动会，并在“安吴寡妇”坟园中听冯文彬传达的当前形势报告，夜间晚会上靖国小学同学还演唱了抗日歌曲。次年春安吴青训班部分学员也来东里堡靖国小学联欢，还进行了篮球友谊赛。因此东里堡有很多青年逐年陆续加入了革命行列。
十三、东里堡的文化教育事业
东里堡李氏，明代官宦之家，到清代仅出了个翰林院编修，家族逐渐败落。刘氏以工商起家，成为巨富后，亦根罄早成幢，各大家为子弟修书房、请塾师，教导学习。并在三原县察院巷口买房屋一院，名曰“刘氏公廨”，专供本族及同乡子弟参加考试住宿而设。但刘氏子弟习惯于养尊处优，甚少寒窗苦读，故连一个举人都未取得。虽然不少家有“皇封诰命”，都是用钱买来的。但其中也有少数不求功名，而热心文化事业者，如刘季昭，在名儒贺复斋主持正谊书院时，将他述荆堂所刻的儒学书籍和清丽丛书178种，计780余卷木刻书版，捐赠给正谊书院。该版一直保存至“文化大革命”时期，被付之一炬，为陕西文献之一大损失。清末民初其子刘子康顺应潮流，倡导在东里堡李氏家庙中创办东里堡两等(初等、高等)学堂，这所新式学堂具有相当的规模，设有三个教室，一个操场，并购置有简易的体育用具及风琴、洋鼓、洋号等乐器。继之在半耕园内开设女子学堂，这在当时全国来说为之少有。并请三原县名儒朱佛光讲学，和东关李梦陶、北城马耀先、本堡刘绍文、门御天、刘宝臣等思想先进的人任教，同时，也为东里堡培养了现代早期知识分子。东里堡两等学堂和女子学堂的经费，主要由刘氏八大堂供给，但也随着刘氏之破落，东里堡的学堂勉强维持到1927年，因经费无着而停办。此后约三年东里堡无正式学校，仅由刘宝臣、刘仁三两处私塾担负本堡少年启蒙教育之重任。
1931年春，马青宛率部队驻扎东里堡时，看中了东里堡这块风水宝地，随即在东里堡买房置地，并接家眷来东里堡定居。马青宛为了在堡中树立威信，于1931年购买了西门外李善人家的北花园作为校址，聘请王俊三任校长及教职工，开办了东里堡“树人小学”，为东里堡及邻近子弟创造了就学条件。当时该校虽系小学，但在高小班设有英语课程，这在渭北还是少有的。
1932年杨虎城回陕主政，马青宛被迫出陕，由此东里堡树人小学经费无着，停办一年后，堡中公推刘哲卿、樊亮臣等为兴办学校董事筹集经费，并将树人小学改名为东里堡私立小学，但无长期经费来源，多为临时筹凑。
1936年杨虎城捐资六千元，由徐友陵(当时三原公职校长)兼任东里堡小学校长，对学校进行维修。并同校董商议，为扩大办学经费筹募面起见，在陕西省召开修复唐园竣工命名靖国公园的同时，改东里堡小学名为“靖国小学”。学校增添了教学用具、课堂桌凳，聘请了部分正规师范毕业的老师，如惠志高、刘承让、相亚军、黎松亭等。学校面貌焕然一新，而且师资素质、教学质量都有所提高，使东里堡的教育事业朝气蓬勃。尤其经过“西安事变”，中国工农红军在堡中驻扎后，虽然时间暂短，而新的观念影响较深。抗日战争爆发后，各项事情都有了新的变化。靖国小学教师发起向社会募捐，创办起三原县靖国小学“抗战建国图书室”，购置了相当数量抗日救国的进步读物，如《被开垦的处女地》《在没有太阳的街上》《浪子》《石灰王》《表》《鸭绿江上》等，和普及文化的书刊，供师生及民众阅读，在本堡以及附近农村宣传“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思想，对激发民情起到了积极作用。后靖国小学组成课余“靖小话剧团”，请当时在家养病的刘尚达任义务导演，在刘的指导下靖小师生同台演出了爱国名著《最后一课》，歌颂“八一三”淞沪会战中死守四行仓库英雄的《八百壮士》，揭露日寇罪恶的《东北一角》和《放下你的鞭子》等话剧，颇受广大群众的好评。1937年的寒假期间，靖国小学还组成“小先生团”在刘承让、惠志高等老师的指导下自编教材，校方购制小黑板及教学用具，从五、六年级学生中选出张存孝、武吉茂、杨德贤、刘振乾、刘述恒、徐菊秋六个学生分为三组，担任三个班级的教师，在武家堡的武氏祠堂为未能上学的适龄儿童和学前儿童教书识字，并教授简易加减算术。小先生的一切都是自备，学生的课本由校方免费发给。用现术语来讲，就是义务扫盲，在当时确属一件新鲜事物，颇得社会赞许，由此可见那时的靖国小学，不但在学校教育素质上有所提高，而且在社会教育上也有很大的发展。
从1941年后，靖国小学筹措资金逐渐无着，办学经费时断时济，在这种情况下，学校董事会与乡政府研究，由校长张卓儒向三原县教育局申请改为公办。但因当时长孙乡已有一个中心小学，设在吴家道，全县各乡没有第二个中心小学的编制，因此仅批由县补助给半数经费，其余半数仍由地方自筹，由此时起东里堡靖国小学便成为一个半公半私的学校。
1946年马青宛的姨太太突然由上海来堡，不顾东里堡群众的请求，强行收回原树人小学所有校产变卖而去，靖国小学不得不再次申报县教育局，经研究报请省教育厅，才将学校迁入靖国公园内，并正式更名为三原县长孙乡中心小学分校，经费全部由县支付，从此东里堡小学属三原县公办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学校改名东里小学，在党的领导下，不管行政隶属如何变动，学校总算度过了36个春秋。到1985年，陕西省将靖国公园确立为唐代李靖故居，作为文物单位保护划归三原县文化文物局管理，东里小学由鲁桥镇统筹，在唐园之北新建，由此始东里堡小学才有了自己的校舍。
十四、民国时期的东里堡(1911--1949)
(一)看不到朝阳的地方。东里堡财东的工商业资产基本上都已败落净尽，而这些财东之家在1928年前，靠着出卖古董玩器，勉强维持着空架子，但内囊早空。1929年(民国十八年)的西北大旱灾，纵横千里，米珠薪桂(小麦最高价六十块银元一石)，饿殍遍野，使灾区经济彻底崩溃。穷家小富都为不饿死而挣扎，财东家的老太太、大少爷们，也不得不裁员减从，减少口食，于是把他们的清客、佣人、厨子等辞退出府，自谋生路。因此，广深的大庭院只留下三两人，显得格外冷清。主子们既无生产能力，又无法摆脱其多年形成的腐化堕落生活；部分无一技之长的仆从，也缺乏生存能力，他们就改变方式，仍然像一群蛆虫一样，吸取这具待僵尸体的脓血度日。只要能变钱度口的东西，都想法卖。房子难卖整栋的，折烂卖，并且只卖能出手的梁、柱、檩、椽，其他砖瓦推倒砸碎，导致东里堡雄伟的古典建筑变成瓦砾滩，一片一片的像癞痢头。由于多年来追求享受的积习，惯于夜生活，虽然已没有灯红酒绿的场面，却有着一盏烟灯下的吞云吐雾，与一杯清茶中回忆与叹息，晚睡自然晏起，当邻村农民已经干完一晌活吃过早饭的时候，东里堡人尚高卧未起。于是人们都说，东里堡天亮的迟。这里的日常生活，也与其他农村不同，虽然他们吃的已不是山珍海味，然而食不厌精，一碟生调红萝卜也要切成粉丝一样细；无力购买新衣，但穿着过时的高级服装还要说：虽然是烂的，却是缎的。原来的仆从，现在以平等身份帮助那些足不出户的主人满足他们的癖好与隐私。卖出去，买进来，从中渔利，这里既没有城市的繁荣，也没有农村的勤劳与清新，这里的空气充满了霉味，因为他们没有见过朝升的太阳。
(二)渭北历史长久的烟毒窠。经清咸丰、同治年代南方太平天国、北方花门之变的战乱后，东里堡财东之家丧失进取发展意志，只求安稳享受，防其子弟外出嫖赌生非。教子弟吸食大烟，以求保全已富基业，由此愈演愈烈，尤其到清末民初，无论主人还是仆从，大都成为大烟鬼，因此东里堡成为鸦片主要消费区，当时堡中没有烟民的家庭户数不多，有些全家都是烟民。民国以来各军阀与政治团体，大多种烟、贩烟，至于采取何种形式，是根据他们财政情况与政治需要而决定，直到1952年人民政府肃毒运动后，才彻底禁绝。鸦片这个折磨中国社会百余年的魔鬼才被肃清。
(三)渭北第一大兵营。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有几百万军队，但有正式兵营驻地的，恐不到百分之十，而且调动频繁，随处与民混居。东里堡人少房多，于是数十年来，经常驻扎军队，这个军来那个师去，接连不断。民国十四年前虽是小部队，但要在各户派饭。民国十四年杨虎城住东里堡后，大都是军师级的大部队。如“西安事变”后红军的第一军住在东里堡，“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开始抗战，京、津、沪等相继沦陷，战事内移。第二战区的指挥中心太原沦陷，于是选定渭北地区为其后方，将战区司令部八大处移到东里堡，直到抗战胜利始移去。在抗日战争后期及解放战争结束，东里堡又成国民党封锁陕北的司令部，今天什么第七师走，明天一二三旅来，后天又是十五师、三十六军、广东部队、四川部队、南京部队等等，不计其数，长期驻军，对小商贩、烟毒贩带来一定的繁荣，同时留下了一些散兵及下级军官在东里堡定居。
(四)东里堡叛逆的一代人。东里堡有巍峨的城堡，古色古香的建筑群，幽美的园林与较高的文化积淀，这是东里堡美的一面，但东里堡的社会风习腐朽，中年以上的人大都昏庸陈腐，无所作为，死气沉沉，这是东里堡坏的一面。二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东里堡青年人，又处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他们对周围环境不满，他们要冲出东里堡，叛逆上一代。随着抗日战争的炮火，他们纷纷走向新事业，但由于各人的环境与机遇不同，所走的路线也各有不同。北上延安加入中共行列的有刘光涛、刘紫霞(苏文)、门书明、邵春云、邵全、刘生智(范三)、巨金印、刘宏等数十人。走上国民党机关部队的有惠建吾、王文渊、姚先侃、姚先称、刘善述等数十人。他们现已年过七旬，分居大陆及台湾各地，过着由他们各自命运决定的不同的晚年生活，但他们的根都在东里堡。1985年，由现仍留居东里堡的刘述恒、黄志强、刘善述及年龄较长的曹志高、李芝惠、黄彬臣等七人发起倡议，募集资金建设东里堡文化室的建议，得到同代人的普遍支持，远在台湾的王文渊、姚氏兄弟大力相助，并在县、乡、村三级党政资助下，文化室于1987年落成，至今已十二年。文化室虽规模很小建树不多，但却是百余年来东里堡唯一的为公共利益而创设的民间机构。
参见《咸阳文史资料》第8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咸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2008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