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焕明
于右任先生离开人世，已经20多年了。但是他那炽热的爱国之情，关怀桑梓、热心公益、奖掖后进、清廉朴素的精神风采，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于先生9岁时，由他二伯母从寄养的舅舅家，移居三原东关于重臣(先生的三叔祖)家，嗣即入我祖父毛班香私塾读书。他来塾时，粗服旧袄，虽然拆洗得十分洁净，但与一般衣冠楚楚者，判然相分。个别同学讥议他：“没妈的穷娃也来念书!”可是不久，于的学业成绩就超过了塾中的尖子学生——杨帝臣、王炳灵，无论答疑或回讲课文，都能应对如流，析解分明，并能以至诚之情和同学相亲相助，于是大家再不以白眼相视，而成为塾中人人尊敬的学子。这时，我父亲也上学了，祖父命他和于先生同坐一桌，并嘱其应向伯循(于先生名)学习。
我父亲和于先生在塾中同学8年，又在宏道书院同窗二载，故经常以于的业绩来教导我们弟兄。我们的曾祖父毛汉诗，亦系教书先生。他在书法上学二王，所写王羲之《十七鹅》，人多珍藏。年老退休，有时代馆，他对于特别器重。于先生在他的教导下，激起勤练书法的兴趣，但家境贫寒，无钱买纸张笔墨。急则生智，他倒想出了一个不费钱的好办法，就是在房门旁筑起了一个砖台，顶端放置一块一尺见方的大砖，墙上挂一个锡铁圆筒，内盛稀泥浆，每日出入房门，用自己扎制的毛笔蘸上泥浆，在方砖上习字，日往一日，从未间断，锻炼了功力。加之他的天性很高，在习字时又能遵照我曾祖父的教导，本着“先在心，后在身，意在笔先，笔居心后”的要求，做到、意到、劲到、笔到。后来于先生就说过：要在书法上有成就，首先要求把碑帖上的字凝神深思，化为自己意念中的形体。执笔书写则需要将全身精力运到右肩，贯向腕根，形于手指。这时要注意指腕用力，最要松动沉着，而不是浑身紧张和拼命用力，那就会把动力壅塞于肩、背或肩、肘之间，反而会使笔在运行时，显得僵硬不灵活。
于先生把临帖的经验总结为：对碑帖，先读其文字，次即以手如执笔状遵循碑帖字的结构，凭空曲肘悬腕地挥划，这样反复多次，心领神会，即可凝结而成自己要写的字。
于先生在书法上的勤学苦练，很快就取得了优异成绩。他原先羡慕同学王炳灵、杨帝臣的书法，可在他这样努力之后，就远远超过了王、杨二人。于学到19岁时，我祖父向他说：“你在学业和书写上均已小成，可以出就名师，以开阔眼界而期大成。”于先生这才离开私塾，而他的文章和字则已名噪一时，为人们所称誉了。后来，他把这一经验，多次告知青年学生：“临帖不能照猫画虎，必须做到熟读深思，俾能使自己涵泳于碑贴之中，疏凿而后吸取之。”
于先生17岁时(1895年)以案首入学，成为秀才。从此塾中功课可由己取书自阅，垫师对之，只在质疑时为之讲解。两年中，我家曾祖两代所置的书，他研读了大半，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泡在书堆里。后来，我父谈到这点，特别兴奋地说，于在青年时即抱有救国大志，一次他读《历代名臣奏议》，深有感触地对同学说：“泱泱中华，竟为女后与庸臣所误，受人宰割。我国历朝，代有名臣，难道现今就无有哩?”其救国壮志，可见一斑。后来他目睹民族灾难日趋深重，那拉氏的卖国行径已大白于天下。适逢三原来了两位教士莫安仁、敦崇礼带来新书，他借得《万国公报》《万国通见镒》等书，由此，初步接触了民主思想，开阔了眼界。从而他总结出一条“求知”的奥秘，即求学要像蜜蜂酿蜜一样，只有博采百花之粉，才能酿造出纯精的蜜汁。求知者也要像蜜蜂那样，在知识的百花丛中博采、精酿，才能得出真知灼见。他常把这一心得告知青年学生。
1897年，19岁的于右任离开了我祖父的私塾。他对《新民丛报》的言论，十分赞赏。当时维新派著名学者刘光蒉(古愚)在泾阳县倡办崇实书院，于慕其名，冒着风险进入崇实学习。该院以“学以致用”“讲求西学”为教学宗旨，注重格致、算学、制造等课程。于在此期间，除攻读规定课程外，兼习了严复翻译的西方名著《天演论》《法学肄言》《原富》等书。勇于进取的于右任，在思想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兼之，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六君子惨遭杀害，像春雷一样惊醒了包括于右任在内的莘莘学子，他们寄情改良帝制的幻梦被打破了，因此于先生悲壮地喊出：“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1898年，在清吏的威逼下，刘古愚只得解散书院而归隐烟霞洞。于先生亦即回三原转入宏道高等学堂(即宏道书院)进修。这时，三原朱佛光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曾著《康代纠谬》一文，驳斥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未能吸取教训，组织保皇党，宣传效忠清帝，蛊惑青年。朱认为“皮毛的改良是不行的，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采用激烈的革命手段”。于先生受其陶冶，思想有了新的飞跃，断然与改良主义分道扬镳，成为一个积极为民主革命而鼓吹的勇士。朱佛光有《步施州狂客原韵》七律一首，于步其韵而和之日：“愿力推开老亚洲，梦中歌哭未曾休。人权公对文明敌，世事私怀破坏忧。偶尔题诗思问世，时闻落叶可惊秋。太平思想何由见，革命才能不自囚!”诗中流露出他要力推老亚洲，以实现太平盛世，并明指康、梁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所作所为已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反清兴中革命运动的巨大阻力，故斥其为“文明敌”，并喊出“革命才能不自囚”，给当时沉闷的西北以春雷般的冲击。
于右任因诗招祸，1904年亡命上海，始与我父分手。1929年关中灾荒，饿殍遍野。是年8月先生返里赈灾，群众在三原新庄开欢迎会，他讲话开口就说：“我这次回里看望乡亲父老兄弟，是戴着孝帽穿着孝衫回来的……”在场者莫不落泪。我于次日拜谒先生，奉命出外升学。斯时我家衰落，经济拮据，之所以得上大学读书，赖先生的全部资助，在北京就读的4年中，每年400元学费，在9月份一定汇到。
我在北京读书期间，暑假就住在于宅(北平市西四牌楼菊儿胡同)，并负责雇请工匠拓印《鸳鸯七志斋》墓志。这320多方北魏、北齐、北周以及隋墓志，是于先生1924年由洛阳一位古董商手里买到的。该商人经手搜购这些古墓志，是替盗运中国珍贵古物的日籍商贩干的。于先生得知此事，立即托人找到该商人，晓以爱国大义，使其转卖给先生，这样才保存了这些珍品。这320块墓志运到北平，存放在于宅第三进五间上房里。因其中有七对夫妻墓志——元挺及其妻穆玉容、穆量及其妻尉太妃、元诱及其妻冯氏和薛伯发、元遥及其妻梁氏、元谭及其妻司马氏、赫连子悦及其妻闾炫等，于先生因称此藏石为“鸳鸯七志”，曾于同年将墓志内容及其对历史和书法研究所具有的资料价值，著文发表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半月刊上。我去北平以前，已经拓印过好几次。后因看守于宅的刘平甫(于先生继母的娘家侄)不识字，中间停拓过，我去后恢复拓印。每年拓印五六十套，另将北魏珍品元祯、元简等单页各拓数十张。当时各地及大学图书馆大多存有《鸳鸯七志斋》拓帖。这些墓志连同于先生收购的极有价值的蔡邕所书的洛阳出土汉代碑石《汉熹平石经》践石，一并于1935年运回西安捐献给西安碑林。
1930年我父病故，于先生复函慰勉于我，函中有句“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所望益励勤奋，敬其学业，发扬汝家专志为学之风尚，勉哉勉哉!”阅信后，真是感动极了。之后，在我的学习和工作上，他的这一教诲每每唤起回响，鞭策着我前进。1934年我大学毕业去南京，于先生一见面即询问，三原县冬学办理情况，询问得很详尽。这次全县普遍开展冬学，是于先生出钱，委托张文生等三原学界人士在四关及四乡，趁农闲时节举办的。那时主持东关四柏庙冬学的人是我的同学朱钦吾，他向我谈过冬学的效果及不足之处，因而我对于先生的问话回答得头头是道，他很满意。最后谈到我的工作问题，于先生严肃地说：“不给你工作。第一、二届高等文官考试，陕籍学生无一人录取，你准备参加明年(1935)3月举行的第三届高等文官考试吧!”一些朋友以为我们家和于先生三代世交，而今又大学毕业，谋一夫差自不在话下。但我深知于先生之为人，他向来反对任人唯亲，而以才德取人，故有此思想准备。待第二年考录到最高法院工作后，于先生非常高兴，慰勉我不断进步，正直为人。
1934年冬到1935年春，于先生专心致志地查阅了许多典籍，如《史记》《汉书》《图书集成》等，搜集和抄录关于黄帝公孙轩辕氏的功德。他为什么在这时从事《黄帝功德记》的采撷整编呢?当然是与日本对我国的侵略不断扩大，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有关。于先生在该书序文中说：“兹我民族奋图复兴，思言赞我祖之皇烈，国于近世，岂有以四百兆之子孙，凭席威灵，而无以遂其国之自由平等。”可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决心走大规模侵华战争的罪恶道路时，对全面抗战仍持动摇态度，而英帝国主义的魔爪又伸向西藏，其上层分子在英帝的挑唆下，疯狂策划背叛祖国的勾当。于先生为此忧心忡忡，但他只能呼号。因此他要搜集人文初祖创建中华的辉煌业绩，唤醒国人，鞭策当局，振奋人心，给来犯者以有力回击。他从史册中查出：“黄帝既战胜蚩尤，东至于海，西登昆仑，南及交趾，北出幽陵，而开拓中华民族已有的疆土。其子孙之曼延于多地也，如汉族固为其苗裔，而西藏之荒，回族之安息，苗黎族之禺号，蒙古族之匈奴，东胡族之鲜卑。金人之祖且为黄帝之子青，满清则全人之后也，是皆近世治史所能考信，是中华民族之全体均皆黄帝之子孙也。”依此发出全民族崛起抗战的号角。当然，在那时，繁荣昌盛的伟大祖国雄立于世界之林，还只是个期待，现早已成为现实，这最足以告慰先生!在先生逝世24周年之际，以拙文追忆点滴如上，以寄缅怀之情，愿敬爱的于先生早日魂归故里。
参见《咸阳文史资料》第8辑第18—24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咸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2008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