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人
张宝泉，字仲苍，1901年出生在陕西省三原县。1915年入西安省立中学。1920年冬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插班二年级。1922年加入了陕西旅京青年的进步组织——共进社，随后又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上半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党派他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那里，他刻苦攻读马列主义，思想和理论水平有很大提高。后因“五四”惨案发生，为适应形势需要，1925年7月，张宝泉和一些同志奉调回国。
张宝泉回国后，被分配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先从事工人运动，后转事党的交通工作。这期间，他工作虽然十分繁忙，但对陕西家乡的革命仍然非常关心。1925年10月11日，他接到在家乡三原举行的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的会议文件，阅后很激动，立即复函。在信中他阐述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指出：“中国八十余年来所受的痛苦，无一非帝国主义所赐!”“现在要使全国民众都明吾国目前的纷乱的政治黑暗、军阀争权，人民失所、民穷财尽等，都是帝国主义及其豢养的走狗一一媚外军阀一一与无耻的政客官僚所致。”他说：“怎样扫除这种乱源，使全国民众得到安宁、幸福、自由？唯有全国民众自己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打破自己的锁链，自己解放自己!”这封信旗帜鲜明，字里行间洋溢着革命的热情和必胜的信念。
1927年春，张宝泉随党中央到武汉。未几，时局逆转，“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武汉形势渐趋紧张，武汉政府叛变后，张宝泉又奉命秘密到沪，在极其险恶的形势下，参与了建立党中央地下领导机关和开展党内交通的复杂斗争。八九月间，党中央机关迁到上海，他担任党中央交通处内交主任(或称总交通)，负责市内地下组织之间的联络、传递文件、安排会议，通知开会、护送和接待出入上海的中央领导同志等工作。
1928年春，反动派在两湖大捕共产党人，上海的斗争环境也越来越残酷了。党的一些基层组织被破坏。地下工作者被捕的事不时发生。当他得知少数意志薄弱者在被捕后酷打成招时，庄严地向组织表示：“如果我被捕，我是无论如何受非刑拷打，宁死不肯泄露党的秘密的。”他的誓言字字千钧，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
1928年4月16日，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罗亦农刚被捕的第二天，上海空气相当紧张，张宝泉为了下达中央紧急警戒的情报，先到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辑部，通知了编辑部郑超麟。他又赶来周恩来处送情报。周已安全撤离，他放心地离开。不料到康脑脱路，忽然遇见外国巡捕搜查行人，他机警地吞掉情报，但身上的文件却被搜出。被巡捕带到捕房，由于搜出的文件，捕房断定他来历不凡，想从他口中获知党的重要机密，对他诱逼无所获时，便用非刑拷打。张宝泉严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吐露真情。但因案情重大，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等亲自出面要求引渡。张宝泉遂被引渡到龙华警备司令部。在龙华，他受到了更残酷的折磨。当天，张宝泉在被提审时，敌人要他供认是共产党员，交出组织名单。他拒不回答，立即遭到数百皮鞭的毒打，直打得全身血肉模糊，但他始终不吭一声。狱中难友看到这种情况，没有一个不感动得落泪。第二天又继续提审，他抱定必死的决心，意志更加坚定。他的双腿骨头被打得粉碎，浑身上下皮开肉绽，几次昏死过去，敌人又用冷水泼醒，但他仍咬紧牙关，怒目而视，回答敌人的只有一句话，“不知道，你们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兽性大发的敌人气急败坏，竟残酷地把半死的张宝泉拖到院子空地上，将他乱打乱戳致死。死后暴徒们又一齐举着刺刀把尸体挑起，扔到围墙外面。年仅二十七岁的张宝泉就这样壮烈牺牲了。
张宝泉是为革命英勇献身的楷模，他毫无愧色的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他真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
张宝泉用自己鲜血和生命谱写的无产阶级正气歌，将永远激励人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
（注：本文资料主要参考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编《英烈传选》第一卷）
参见《三原文史资料》第6辑第81—84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三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编
1989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