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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超，又名根泉，1904年11月16日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西张堡。父亲张景秋，同盟会员，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归国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1917年任陕西督军署军需科长，1939年在重庆国民政府监察院工作，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是年遭日机轰炸，罹难。堂兄张宝泉，曾任共青团天津地委委员、中共中央总交通，1928年春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1946年，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接见张仲超烈士的好友马文彦时，对张仲超、张宝泉、张景秋三位烈士表示深切怀念，称他们是“父子国殇”。

张仲超五岁丧母，由祖母抚养。1910至1919年，先后在本县国民小学、高等小学和西安省立三中读书。1920年2月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此间，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阅读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当地的学生运动。1921年，他同堂兄张宝泉及同学武止戈、邹均、屈武、崔孟博、刘尚达、韩志颖、李伯恂等发起成立了天津南开学校陕西同乡会。同年底他以同乡会的名义在《共进》杂志上发表文章，揭露军阀统治下快西教育的黑暗内幕，呼吁西安地区的同学组织进步团体和出版物，把各界的黑幕尽量揭发出来，以自动的精神，互助的精神，同心协力去奋斗、牺牲,破除黑暗的势力，努力向光明的路上去。1923年6月，张仲超加入了陕西旅京津进步青年组织共进社。

1924年，张仲超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24至1926年，先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更加积极地从事革命斗争。不久，当选为共进社的自治委员会委员兼文书股主任。他热心社务，常为《共进》半月刊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纲领、政策。在所写的《从经济方面释直奉战争》一文中，他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揭露军阀战争的经济基础，指出：“中国既是地大物博的国家，当然逃不脱列强的牙齿，……吾国遂为列强商业竞争之中心点矣。列强欲保守均势局面，同时想防止中国实业的发达；遂极力助长中国内乱。日本援助段(祺瑞)、张(作霖)，英、美援助曹(锟)、吴(佩孚)，都是他们以经济侵略中国的手段一。此次战争与其说是直奉之战，毋宁说是英美与日本之战、亦毋宁说是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者之战。这次战争最大的原因就是列强在中国取得经济上的均势。”直奉战争是两派军阀“双方都想多占些地盘，多得些金钱去豢养他们的政客兵士。这次大战就是分赃不均的结果”。根据以上的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要防止象这次直奉战争的内乱，我们必先做以下两种工作，打倒国际的资本主义，实行国内的经济革命”。他在《推翻军阀与反帝国主义》一文中，科学地论证了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指出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他说：“帝国主义者借军阀以施其侵略，军阀借帝国主义者以固其位置，如段(祺瑞)、张(作霖)与日本，曹(锟)、吴(佩孚)与英、美是。我们只努力于推翻军阀，而对帝国主义者置之不理，无异诛贼子而赦其父，恐以后之小贼将源源来之不已也。”“所以我们拔疮去痈之根本办法还是疾呼反帝国主义。因为帝国主义就是侵略主义。各国欲侵略中国，不得不宰割中国经济之命脉。欲宰割中国经济的命脉，不能不利用军阀来扰乱中国。助之以金钱，供之以军械。嗾其开战启衅残杀同胞。中国之不能统一，教育之不能发达，实业之不能振兴，推究祸源，何一非彼帝国主义者之所赐?故以消灭国内的军阀，应该先反对国际的帝国主义。若帝国主义已经灭亡，彼祸国的军阀，大大小小如毛离皮，不拂自脱。”他得出的最后结论是“军阀我们固然仍要推翻，帝国主义我们尤不能不反抗，后者一经解决，前者即可迎刃而解”。他大声疾呼：“同志们：实行‘联合战线”的口号，与世界上弱小民族努力反对帝国主义啊!”

张仲超在北大学习期间，关心国家大事，“革命每有运动辄争先奋斗，胜利则喜日成功有期；失败则悲愤，欷欺至忘寝废食”。

1935年初，张仲超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休学，经朋友介绍到陕西省澄城县初级中学任教，讲授数学、物理、化学和英语。仲超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颇受学生欢迎。他还经常到学生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讲解国内外形势，引导学生走革命道路。他先是组织学生会，继而创建澄城青年社，社员很快发展到50余人。青年社经常在校内外举办讲演会，宣传革命。他在王超北的协助下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澄城支部，先后吸收杨森定、雷逢泰、李鼎新、刘仲棣、杨世昌、杨世英等为团员，仲超任团支部书记，直接和青年团北京地委联系，为革命培养了不少人才，澄城中学成为大革命时期陕西地区很活跃的中学之一。

1925年春，张仲超和同乡胡瑞莲结婚，他曾对瑞莲说：“以此身已许革命，死生以之。”表现了坚强的革命意志。

1935年7月，张仲超出席了在三原渭北中学召开的共进社第二次代表大会。担任大会通告员和审察委员会委员，并亲自为大会题词：“共进社是西北文化的晨钟!一改造社会的导师!国民挚命的先锋!”并以共进社自治委员会委员兼文书股主任的身份向大会报告工作，并汇报了在澄城中学进行革命工作的情况和经验，受到与会者的好评。仲超还同方仲如、郝梦九、张耀斗等人共同为大会起草宣言。历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所造成的恶果——使大多数民众困苦流离，转于沟壑，造成了今日中国这种纷扰万状，民不聊生的乱象。提出：“我们要扫除这种乱象，使大多数穷困的民众，农、工、小商获得安宁、自由，享其应享之幸福，惟有集合民众中一般勇敢、坚毅，为民众利益最能奋斗革命的分子，自励自奋努力团结。然后基此团结，进而(一)唤醒一般民众使之奋起；(二)实地指导民众组织团结；(三)武装民众；(四)以民众的武力打倒一切统治阶级。”宣言最后指出：“迩来帝冒主义之压迫中国愈甚，各地军阕之残杀民众更多，我们益觉统治阶级之日趋横妄，革命事业之刻不容缓，更不能不鼓起精神加倍奋斗，使统治阶级早日倾覆，多数民众早日获得真正的自由平等，以尽我们应尽的使命。”一大会后，共进社更富有战斗力，组织迅速扩大，遍及陕西、北京、天津、上海、开封等地，在日本、德国的留学生中也有了共进社的成员。共进社成为当时党的得力的外围组织，是全国规模较大、历史最长的进步社团。

1925年秋，张仲超回到北京大学复学。他对党所领导的各项革命活动，更加踊跃参加。曾对李伯恂说：“不脱学生的皮毛，不参加实际革命斗争，只在口头上向人宣传，是徒劳无益。”1926年初，广东黄埔军校在北京招生，张仲超积极报考，决心参加革命武装斗争。3月上旬，党组织决定他去广东黄埔军校学习，张仲超把衣服和书籍都卖了，准备马上南下。后由于“三一八”惨案发生，志愿末能实现。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闯进大沽口，炮轰同情革命的国民军；次日又有日、英、美、法等八个国家的公使向中国提出所谓“最后通牒”，无理地要求国民军放下武器，否则就要“武力解决。”

3月18日上午，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和二百余社会团体，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会后游行，向军阀政府请愿。在这次游行中，张仲超和广大群众一样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散发传单，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段祺瑞”等口号。就在游行队伍和请愿团向铁狮子胡同进发中，遭到反动军阀政府的武力阻拦，反动军警举起反革命屠刀，对徒手请愿的学生进行血腥镇压。面对穷凶极恶的野兽，张仲超和广大同学毫无畏惧，依然进行宣传讲演、散发革命传单，进行爱国反帝的宣传。在血腥的屠杀中，张仲超英勇不屈，奋不顾身地同军警展开搏斗。他英勇牺牲了，时年仅二十二岁。

为了纪念张仲超等死难烈士，3月18日晚，李大制同志主持召开了党团北方区委联席会议，决定把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坚持下去，为死难烈士召开追悼会，进一步揭露帝国主义的走狗段祺瑞的卖国罪行。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踏着烈士的血迹，积极投入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同日，陕西旅京同乡会和共进社联合召开会议，沉重悼念张仲超同志，于右任先生也到会致哀。会后，《共进》半月刊出了纪念张仲超牺牲的专号。23日，北京大学为张仲超等死难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北京各界人士怀着沉重的心情，向烈士致哀。会场高悬“先烈之血，革命之花”八个大字。共青团中央送给张仲超烈士的挽联写道：“为革命牺牲，方是真正共产主义者，踏血迹前进，不愧勇敢少年先锋团。”

张仲超等同志的牺牲，更加激励了革命人民的斗志。“三一八”惨案的第二天，北京学联决定罢课，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帝反军阀的宣传活动，控诉军阀政府的暴行，呼吁全国人民一致奋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政府。京绥铁路总工会西直门分会等团体纷纷发表宣言，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北京市组织了社会团体驱逐段祺瑞大同盟。天津、上海、广州、西安等地广大人民群众集会抗议军阀政府的血腥罪行。

1929年2月，北京大学建立了“三一八”烈士纪念碑，铭日：“死者烈士之身，不死者烈士之神。愤八国之通牒令，竟杀身以成仁。唯烈士之碧血兮，共北大而长新。踏着三一八血迹兮，雪国耻以强邻，系后死之责任兮，誓尝胆而卧薪。”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三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