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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与经济文化

李云峰
      杨虎城一生戎马,先后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也曾走过弯路,参加过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和一些“剿共”战争。但从总体上来说,他勇于追求真理,不断走向进步,并以反帝反封建、救国救民、实现祖国的独立富强作为自己的毕生使命。1930年10月,由于杨虎城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为蒋介石的“统一”立下了赫赫战功,他被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这是杨从一个纯粹的军事将领(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后又兼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转向兼管地方政务的开始。同年11月,杨率部由河南进驻西安,主持陕政。他面对家乡故土贫穷落后的状况,心潮起伏,感慨万端。他语重心长地对部下说:“当国民党的官,难免刮地皮。不过,我想把刮地皮的钱,尽量用来给老百姓办事。”立志造福桑梓的杨虎城接手陕政后,广泛征求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和建议,积极筹划振兴陕西的经济文化。几经思虑酝酿,他决定把为政的重点放在发展经济、兴办实业上。而开发水利、振兴农业,则是经济链条上的首要一环,重点中的重点。
      西北地区向来缺水,旱灾如同恶魔一般,严重威胁着三秦人民的生存。1929年(民国十八年),陕西遍遭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灾民多达500多万,赤地千里,饿殍载途。不驱走旱魔,老百姓的生计就无法获得保障。杨虎城走马上任,即在省政府的政务会议上再三强调:“陕西的问题是‘水’的问题,‘水’的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就能解决了。”为此,他下定了“当裤子也干”的决心,想尽千方百计延揽人才,筹措资金,兴办水利事业。杨虎城首先想到了陕籍同乡、全国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字宜之)。李早年留学德国研习水利工程,20世纪20年代任陕西水利局局长,已经完成了渭北水利工程的规划、勘测和设计,但因当时陕西的当权者不予重视而失意他去,先后担任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导淮委员会委员……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杨的信任,李仪祉从各地选用了一批水利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并亲自担任总工程师,积极筹备引水工程。
      在陕西财政非常拮据的情况下,为了筹借工程经费,杨虎城毅然决定压缩军费和行政开支,由省政府拨出40万元专款。消息传开,华洋义赈会和檀香山华侨分别捐助40万元和15万元资金,负责完成枢纽工程,南京国民政府也拨了10万元资助款。有了这100多万元做基础,陕西水利建设的开场锣鼓就敲响了。按照李仪祉的规划,陕西应修的引水灌溉工程,包括泾惠渠、洛惠渠、渭惠渠、梅惠渠、湑惠渠、千惠渠、褒惠渠、汉惠渠,合称“八惠工程”。此外还有黑惠渠、涝惠渠、沣惠渠、泔惠渠、定惠渠等,几乎遍及三秦大地。当时,首先动工修建的是引泾工程。这一工程从1931年1月开始勘测定线,3月正式动工。关中农民奔走相告,欣喜万分。有些老太婆甚至请人特写了杨虎城、李仪祉二公的生牌,当做救苦救难的活佛一样日夜供奉。杨虎城作为一省之长,不仅亲自出席开工典礼,鼓舞士气,而且抽调了一个师的军队参加劳动。他还时常亲临工地视察,了解情况,与李仪祉共同研究和处理问题。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努力,泾惠渠一期工程于1932年6月完成放水,当年即灌田40万亩,对此,国内的许多报纸都进行了报导或转载,引起很大轰动。泾惠渠可算是当时全国第一个现代化引河灌溉工程,为以后的水利建设开了个好头。
      当泾惠渠一期工程即将告竣之时,李仪祉辞去建设厅厅长之职,专任水利局局长,以便将全部身心投入水利事业,并提出了泾惠渠第二期工程计划和开建引洛工程的设想。杨虎城表示欣然同意,予以大力支持。1933年2月,杨在有关工程技术人员的陪同下,亲赴洛河一带实地考察,他们沿着澄城县永丰镇南原先所勘渠线,一路翻山越岭,徒步而行。在铁镰山上,杨用望远镜环视同(大荔)、朝(朝邑县,1958年并入大荔)平原,高兴地对陪伴人员说:“这片引洛灌区不在泾惠渠之下,快点报告李(仪祉)先生派队测量吧!”杨虎城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对劳动人民的疾苦有着深切的了解和同情。考察途中,他每到一个村镇,仍要不断地向当地农民嘘寒问暖,虚心求教,态度和蔼随便。农民也乐意同他亲近,请他到家中休息喝水,毫无怯惧逢迎之色。杨这种深入实际、平易近人的作风,深得群众的称赞。考察归来,杨虎城立即批准设立了洛惠工程局。不久,蒋介石与杨虎城之问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趋尖锐。为了限制杨的权力,蒋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于1933年免去杨的省政府主席职务(改派邵力子接任),仅保留其西安绥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的军职。但杨却不改初衷,依然尽其可能地关心和支持水利工程建设。这年冬,泾惠渠二期工程全部完成,灌溉总面积达65.9万亩。此后,“八惠”的其他工程屡经波折,终能相继兴修,惠及全省,都是与杨虎城和李仪祉的开创之功分不开的。
      发展交通事业是杨虎城时刻关注的又一重要问题。以前,陕西的交通运输十分落后,除质量低劣的西(安)潼(关)公路外,对外界的贸易和交往主要依靠车马驿运及渭河水运。杨虎城主持陕政时,正逢陇海铁路由河南向陕西延展。为了加快工程进度,他不仅多次派部队参加修建,而且还借南京政府要员宋子文来陕之机,与宋数度商谈,解决筑路资金短缺等问题。1934年12月,陇海铁路正式通车到西安,结束了陕西没有铁路的历史,对促进省内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35年冬,陕西省政府又决定修建省内第二条铁路,即陇海路咸(阳)铜(川)支线。杨虎城虽然不再兼理省政,但对这条铁路的重要事项仍亲自过问。例如,修改线路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件。依照原设计方案,这条铁路并不经过阎良,而是由三原穿过瓦头塬直通富平。阎良的地方士绅得知后,认为无论从工程难易或社会经济效益考虑,都不如由三原经阎良再到富平有利,便写信向杨虎城提出建议。杨阅罢信认为可取,马上与邵力子商议,派技术人员去阎良进行勘测。最后,省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决定了咸铜铁路改经阎良的新线路。后来,这条铁路按新线路通车,不仅促进了阎良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使阎良镇成为渭北地区举足轻重的物资集散地。杨虎城善于倾听下层意见的品质和求实务实的事迹,一直在老百姓中传为佳话。
      杨虎城幼年因家贫仅读过两年私塾,长期的军旅生涯、政治活动,使他备感缺少文化的困难和痛苦,更使他认识到教育事业的凋敝是陕西贫困落后的的重要根源之一。因此,在他主陕期间,对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特别重视。1931年3月,他在全省教育局长会议开幕典礼上讲话时强调说:“这次教育厅长召集大家来此会议,讨论全省教育事业,希望各位要以全副精神去做教育事业,要聚精会神努力去干。……现在新政府成立,各项行政固然要积极进行,对于教育方面,更要急切整顿。以前教育经费,虽有苛捐杂税,为数不多。目前宁可把军队解散,教育经费是不可不充分筹备的。”为此,杨虎城继续压缩军费开支,拨出专款作为教育基金,并由教育界人士组成教育基金保管委员会,保证专款专用。这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杨虎城发展陕西教育事业的首要目标是普及初等教育,提高中等教育。对此,他以身作则,亲自去抓。他主持整顿和扩充了省立各中学、小学,增加了班次和学生名额,任用青年进步知识分子担任校长。为使广大农民子弟能接受教育,杨大力提倡在乡村办学,并尽可能予以资助。1931年春,蒲城县的翼和亭为办学事前来找杨,杨高兴地说:“我上任三个月,咱县上来找我的人不少,但都是想来做官发财的,唯有你找我谈办教育,我很欢迎。”会见后,翼和亭带着杨的鼓励和杨批拨的3万元资助款回到县上,办了一所孙镇高级小学。杨还亲自捐款和集资,在蒲城县创办了著名的尧山中学,并为该校确定了“教育救国”的校训,以及学术自由、宣传抗日自由的办学方针。1935年夏,临潼县阎良镇(今为西安市阎良区)的朱任天慕名到省城请杨虎城资助办学。杨尽管已不兼任省政府主席职务,但仍从军费中拨出一部分钱款,帮助建立了阎良镇第一所小学,并亲自为该校题写了校牌、校训,还欣然应聘担任名誉校长。
      发展陕西的高等教育事业,也是经常萦绕在杨虎城心头的一件大事。早在杨坚持靖国军旗帜、驻军武功时期,他就和于右任慨然答应群众:只要局势比较稳定、力所能及的时候,一定要在后稷教民稼穑的武功办一所农业学校,专门研究农业问题和培养农业人才,帮助群众改进农业。后因戎马倥偬,此事暂告中辍,但他始终未能忘怀。1931年春,杨回陕主政后,便决心“给人民还愿”。此后,在杨虎城和于右任的积极倡导、争取下,终于在武功县张家岗创建了当时西北地区的第一所高等专门学校——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后改为西北农学院,现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发展陕西的农林经济培养了大批人才。
      与此同时,杨虎城为了培养人才,除资助一些在国内各大学求学的陕籍贫寒学生外,还资送一批进步青年出国深造。如留学德国的王炳南、江隆基、郭则沉、樊作栋、王季陶、韩鲁等;留学英国的原政庭、亢心栽、蒲克敏等;留学法国的潘自力等;留学日本的李敷仁、袁若愚、李子健、刘佛吾等。其中,王炳南、江隆基、潘自力等是共产党员。杨在写给留学生的信中说:“我完全相信,我拿‘地皮剩余’供给你们青年上学,绝没什么错误。你们拿到‘地皮剩余’,要加倍努力学习。”这些话,充分表达了他的坦诚心境和对留学生的殷切期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杨虎城虽然隶属于蒋介石的麾下,但却坚决反对蒋所推行的法西斯奴化教育和对日妥协政策,极力提倡学术思想自由和抗日爱国教育。他曾明确表示:“你(按指蒋介石)办你的教育,我办我的教育。”在他主政期间,各派学术思想,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都允许在学校公开讲授;各种进步书刊,都可自由阅读;任何有关国家大事的政治见解,都能自由发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阻止人民谈论抗日,但陕西地区宣传抗日的言论则随处可以听到,这一切,就为尔后西安事变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陕西的医药卫生事业同样引起杨虎城的高度重视。1932年夏,陕西发生了大面积的霍乱(俗称“虎列拉”)传染,来势异常凶猛。西安市最严重时,一天死亡800多人。人们谈虎色变,形成了“霍乱恐怖”。杨虎城席不暇暖,食无甘味,亲自挂帅指挥,动员全省公私医务人员,采取各种紧急措施,较快地遏止了霍乱病的扩散。长期以来,陕西的医药卫生事业一直很不景气,这次之所以能迅速动员起一支较强的医务力量,有效地遏止住霍乱,与杨虎城平时注重医药卫生事业关系极大。还在杨部驻山东、河南期问,他就在部队的军医机构中引用了陕籍医药专门人才王季陶、李润生、薛道五、周水生等人;回陕以后,又大加延揽。岳维峻部陕军参加“剿共”战斗波败后,所有医务人员纷纷返回,都得到杨主持的省政府的妥善安置。陕西医学界先辈杨叔吉(鹤庆),因在刘镇华主陕时担任过陕西陆军医院院长,为部分地方人士所不满,长期滞留南京。杨虎城为发展地方医药卫生事业,多方说服大家捐弃前嫌,邀请杨叔吉回陕工作。这对于团结陕西医务人员、提高医药卫生水平,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杨虎城还创设了陕西省立医院,以著名医药专家石解人为院长;在十七路军军医处之下设立了西北制药厂,聘请著名药学专家吴子实、程梦九等主持其事;又请准南京政府在西安设立助产学校。他还积极提倡私人开办医院、诊所,使私营医卫事业得以发展。总之,在杨主政期问,陕西医务工作者云集,公私医疗机构和制药单位纷纷成立,整个医药卫生事业出现了多年未有的新局面。
      当然,在中国社会激变的年代,杨虎城作为一名国民党军事将领,他的思想和行动,他的治军和施政,都不能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身处矛盾丛集的历史漩涡之中,却能以其刚毅、善良、智慧的秉性,远大的目光和过人的胆识而与时俱进,力求组织一个比较开明的地方政府,为救国救民和造福桑梓而尽其所能,努力奋斗,他那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他那宏大的抱负和崇高的理想,他那一贯追求个人进步和社会进步的思想品质,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历史已经证明,杨虎城将军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所建树的丰功伟绩,三秦人民和全国人民是没有忘记的。历史同样证明,他为陕西经济文化建设所做出的每一项贡献,三秦人民和全国人民也是不会忘记的。(文章原名:《杨虎城与陕西经济文化建设》)
 
 
参见《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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