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亭
周至仁（1903—1971），本县苏坊乡北姚寨子人，早期的共产党员，原蒲城县政协二、三届副主席。他“行事慎密，胆大心细。因在敌特刑笞拷打共产党员时的围观人群中散发传单，故人称‘周胆大’。”他在地下党时，曾被捕押解于西安，备受摧残，坚贞不渝。
至仁同志在“文革”中被戴上“叛徒”的帽子，遭受迫害，致使精神上、体质上日衰成疾，于1971年11月22日病逝于县城内药王庙巷董品玉家中（当时全家在品玉家居住）。至仁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胸怀坦荡，作风正派，生活俭朴，忠厚待人；不居功，不恋位，不谋私利，一心一意为革命，是我们学习的好楷模。同时，他热爱教育事业，是一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好老师。
我和至仁同志是1934年在兴镇陈三嘉先生家中相遇认识的。那时我在兴镇笫一国民小学任教，他是来兴镇看病。从此以后，我们常相往来，说时论政，意气相投。
1938年，至仁同志任兴镇完小校长期间，倡导集资兴办文化事业，由我和赵相如在兴镇西街开办了一个书店，经销了很多进步书刊，像《老百姓报》《列宁集》以及生活书店出版的书籍，深受社会人士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欢迎。可惜，书店开了不到一年，因反动当局设置困难和苛捐杂税过重而关了门。后来，我和至仁带剩下的书刊，商讨准备在日寇打过黄河时，到北山去找个有利于游击活动的地方。我们沿途向各地各学校推销书刊，宣传抗日。经过两天跋涉，到了西北乡疙瘩塬，找到了王志信同志，说明了我们的来意。第二天，我们察看了周围的山山沟沟，认为这一带确实地形复杂，地势险峻，适宜于打游击。
1943 年，至仁同志任蒲城县教育科长（我当时是科员），他一再抵制当局的反动奴化教育，积极扶持进步力量，宣传抗日救亡思想，但因操劳过度而体衰，1944年辞去职务回家养病。
1945年，我任兴镇第二中心国民小学校长（即龙泉寺小学），聘请了至仁同志任教。但因那时小学教师工资太低，他家境又很贫寒，因此，我又介绍他到蒲城中学任教。学校课程比较繁重，他自已体弱多病，一学期后，实难支持。我又把他请回我所在的小学，安排些轻松的工作，关照其调养，不久，身体日渐恢复。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又介绍他在兴镇第一国民小学兼了几节课。我们相处的时间长了，互相比较了解，日常生活中也无戒备之意。我已从各方面觉察出他是共产党，但他不提，我也不问。他经常晚上出去活动，我总是等他回来后才就寝。有一天夜里，他又外出，我在他枕头下拿起一本《共产党宣言》读了起来。他回来看见了，就风趣地说：“你这国民党员竟敢看共产党的书！”互相点头而笑。
我是国民党党员，还被选为西乡第一区分部委员和赴县代表。在国民党县代表会上，县党部布置各地要严防“共匪”和嫌疑分子的指示。我回去后把这一情况告诉了至仁同志，要他提防。他说：“谁是匪，谁不是匪，历史是会判决的。”接着恳切地对我说：“治亭，我们是老朋友，你我都比较有了了解，希望你今后更多地帮助我，走这一条光明大道吧！”我回答说：“跟你走没错。”
1947年至1948年间，经常有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来校找至仁同志。遇到这种情况，我就立即到校门口观风通讯，以防意外。有一次蒲城县省银行行长殷星光（进步人士）要到宣化村去找许尚志，路过兴镇来打问至仁。我说：“至仁到宣化村去了”。殷是外地人，人生地不熟，又怕城防检查，于是约我送他出城。至仁知道此事十分高兴，说我确是帮了他的忙。我说：“不是帮你的忙，是我应该做的事。”
至仁同志高尚的思想品德，无私的革命精神，一直在感动着我，在鼓励着我。他是我的益友，也是我的良师，是照耀我的一盏明灯。他虽离我而逝已十多年了，但他伟大而可亲的形象，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参见《蒲城文史资料》第4辑 第80—84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蒲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