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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抱愧，于我来说是因为觉得这篇文章写得迟了些。因为地域环境的限制和社会组合序列的位置，佳县的整个经济发展和其他周邻情况相同的县份一样，毫无例外地落在后面了；又因为佳县县城坐落于晋陕大峡谷黄河西岸的葭芦山巅之上，四周土石裸露，田地瘠薄，于是便给人一种十分形象的贫穷印象。这个印象在给人以探究思索的同时，也极易给人以粗浅的轻薄和自满——就在人们习惯上把贫困与落后划上等号时，却自觉与不自觉地忽视了佳县深远的人文历史，而这种久远所形成的影响和精神思想积累，远不是一段过境的二级公路或是发现一处矿藏所能比拟的，也不是某种权力和搜罗一时所成合力的参照所向——人类社会的发展毕竟是一个漫长的内在上的协调创造过程，而不是一时一地的随机利用和人群间简单的对峙起哄。我的这种辩驳有缘于我常常感受到的人们认真与玩笑间的对佳县的调侃和看轻，也有缘于我是佳县人而曾经为之不平的、某种意义上说是有失涵养的心理活动。我在慨叹陕北出了那么多军事、政治家而遗憾少见学者和文化型人才时，却欣喜地发现我的故乡佳县，那块古代属白瞿族生息活动的土地上，竟是人文毓秀，英才辈出。在陕北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那里竟历代掀涌着令人惊讶的文化和学术的浪花：旧志记佳县明清进士、举人、贡生达五百多人。从明正德到清光绪年间，有年可考有成就的进士、举人就达七十二人之多。请容我避开背景的陈叙直列元明以后数位佳县人物。这些人物的社会地位和成就不是最高，却是其思行趋向的典型代表：元代张仲举，少年智勇，喜诗书，稍长教人识文习诗，后被召为，国子监助教，编修宋、辽、金史后升任翰林院侍学讲士；明代曹器之，性贤孝，好读书，父母早逝后独自立业中科，嘉庆年在河北任知县时兴办学，一时学泽四周；柴曼潜心学医成名后，成化年入皇室任太医，朱宪宗惜其医术高明而赐其故地一千二百亩土地作为奖赏，这些田地直到土改前还为其家族所有。柴汝愚，少时即聪敏好学，正德年中举入京，任江苏常州府通判。当他深感官场的倾轧之累后，便于嘉庆年间返里定居，日日与故友诗文往来，开一代文化之先风。清初张金佩，多学诗文，康熙年学宪督学陕西时于佳县喜得八名士，张金佩居其“八俊”之首。清末到民国年间则更是人才辈出，学人如林——《秦风》主编魏超词赋散文出口成章，却因“无米为炊老妇嗔，有酒当食弄幼孙”的嗜酒成性而使佳作轶散。李韶华宣统年间考入西安高等学堂，辛亥革命后委任不赴求返故里，教学研习，著一百二十回章回小说《琼林演义》和《浑天仪原理》《透视画入门》及《奇闻异志录》等，自学中医到老年时造诣颇深，闻名远近。阎宝贤在山村兴办实业学校，讲授农纺桑蚕和宣传革新，授人“万国一舞台优胜劣败，全球两文明野蛮文明”的思想，即便在今天也是极高水平的认识和概括。在1949年以前的佳县大学生中，李芝川、李飘萍等毕业于北平大学、北师大，也多以文化教育为事业所向。李芝川不慕荣禄潜心树人，辞世后陕西教育厅挽其曰：“一生躬耕点点心血化春风，五秩育才耿耿胆肝结桃李。”

李卓如民国十二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师大，毕业后回陕北从事教育工作，著名作家柳青和剧作家马健翎等都是他的学生。李飘萍曾参加九一八抗日运动，在中央苏维埃政府教育部任职一度时期后，担任陕北较早的米脂中学、榆林中学校长，可谓桃李满天下。高景德，这位前清华大学副校长、校长，1945年西北工学院毕业，后人苏联列宁格勒加里宁工学院，成为中国第一位在苏联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他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科学院学部委员，先后培养出三十多名学有成就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一生出版包括俄文版在内的科学专著二十三部和发表数十篇重要科学论文。这位我国著名的机电工程理论和机电学教授，他的不但在佳县、陕北、陕西，甚至在整个大西北都是值得人们骄傲的——而他的老家就在佳县的神泉堡村。想当年他书生意气翩翩一少年走过山梁梁上的那条弯弯土路时，有谁能想到日后竟成为一位世界级的著名科学家呢？

在佳县《教育志》上我得知，从民国年到1989年，佳县共出大学生954人，从数字和措词上看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数量大有说不清之嫌。但从所列出国留学生看，显然是因为资料的不足而大有疏漏了。比如我在金明寺中学的同学王继峰，当年我赴县城参加高考时路过他家曾一同吃过他母亲做的小米捞饭西葫芦菜，他早已在美国攻读并获得学位。再比如我的内弟徐中强，西安交大毕业后考上西工大研究生，在阿根廷等国工作一段时期后又到美国肯塔基和德克萨斯留学。还有许多我所知道的留学生，都没有列进去。由此我想到我曾在佳县四年的中学教师生涯，学生们的那种刻苦勤奋和执著不懈的努力，使我常常感动并终生难以忘怀；也使我备感故乡佳县那块土地上学风浩荡的得舒展。那种文化的、高层理性的支撑，将永远是人类精神追求和物质进步的根本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