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海
这话是毛主席在转战陕北时说的。1947年秋天，正是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困难的时候。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想把佳县打下来，以缓解胡宗南大军进犯陕甘边区的压力。佳县是一座险要山城，位于晋陕峡谷黄河与陕北境内的佳芦河交汇之处。但临战却发现胡宗南部已将这一带抢掠一空，部队由于极度缺粮根本无法打仗。毛泽东计算了一下，如果仗打三天。部队就需要十二万斤粮食。毛泽东请来佳县县长张俊贤，让他想想办法。张县长说：“把全县坚壁的粮食挖出来，够部队吃一天；把全县地里的青玉米和谷子收割了，还可以吃一天；剩下的一天，就把全县的羊和驴都杀了！”战役打响了，佳县老百姓的支前队伍扛着拉着从各家各户凑来的粮食、驴和羊，共产党官兵打到哪里他们就一步不离地跟到哪里；而在战场的后方，佳具的男女老少吃的是树叶和树皮，这些都吃光了就吃观音土。战后很长时间内，这个县都看不到羊和驴。面对此情此景，毛泽东十分感动。
1947年10月17日，毛泽东从佳县神泉堡动身，涉过佳芦河，进入佳县县城。这天，正好城里遇集人多。毛主席走到集市中心观音楼附近，有老乡认了出来，喊了一声： “毛主席来啦！”一时，赶集的老乡从四面八方涌来，把街道挤得满满的。毛主席微笑着向大家招手致意。正在开会的县委书记张俊贤，听说毛主席进了佳县城，急忙跑向街头，好不容易挤开人群，把毛主席迎到县委院子窑洞里。毛泽东一到县委，就向张俊贤了解县里的情况，关切地问： “人民群众的生活怎样？生产怎么样？”张说： “困难是有的，我们现在正在研究解决办法”。毛主席接着说：“经过一场战争，粮也不多了，羊也杀了不少，庄稼也被糟踏了不少，留下的又受了冻害，要很好地安排好群众的生活，组织好生产啊！”张表示：“我们决心想尽一切办法，不叫群众的生活出一点麻达，而且要搞好土改，抓好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全国解放。”毛主席问： “全县有多少人参了军？”张回答： “全县共有三千多人参了军，编了一个营，还有三百多人的游击队，有不少人参加了西北野战军，在打榆林时，佳县派出担架队三百多，跟随野战军一个多月，临时向前方运粮、运草，随叫随到。”毛主席听了后高兴地说： “好！好！这样好的老百姓支持我们，我们一定能胜利！”当时，佳县县委正在召开战后第一次区委书记和区长会议，讨论配合大军反攻和土改复查等问题。毛主席向参加会议的同志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 “全国胜利已经为时不远，用不了五年，三年就差不多了。”接着又讲了搞好土改的重要意义，指出只有普遍地解决土地问题，才能获得战胜敌人的最基本条件。最后，勉励大家要继续带领群众搞好土改，做好支前工作，为解放全中国做出贡献。毛主席讲完话后，县委同志要求主席题词，并将准备好的一块白布送到主席面前。毛主席凝神静气，挥笔写下：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十三个大字。现在，佳县县城广场和县委大院都有铭刻这十三个大字的纪念碑。延安王家坪革命纪念馆也保存着刻有毛主席手书原迹的十三块石板。
毛泽东的这十三个字题词，与他早些时候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一脉相承。1944年9月8日，在张思德同志牺牲后的第三天，中央直属机关在延安凤凰山脚枣园操场上为他举行了约千人的追悼会，毛主席亲笔书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下午一时许，毛主席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上祭台，作了题目是《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毛主席说，张思德是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兵，在战斗部队打过仗，负过伤，在大生产运动中纺过线、烧过炭；从战士到班长，再从班长到战士，一切从人民利益和党的需要出发，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其高尚品质十分可贵。毛主席高度称赞：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毛主席由此进而要求全党：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这些话后来传遍了中国大地，成为每个中国共产党员的座右铭。周恩来总理一生佩戴“为人民服务”的胸章，中南海新华门正门内的影壁上也写着“为人民服务”的大字。
历史一再表明，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水能载舟，亦可覆舟”。这是一个普世法则。古代先贤们和那些明智的王侯将相们，都懂得这个道理。《左传·庄公十一年》曰： “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后《新唐书》里也有类似的话。本意是：禹和汤欺压自己，他们的兴盛很迅速，势不可挡；桀和纣欺压他人，他们的灭亡也很迅速，突如其来。引申的意思就是，明智的统治者克制自己为人民服务，他的江山很快就会兴旺发达；昏庸的统治者欺压人民，他的统治很快就会完蛋。1945年7月在延安，毛泽东与黄炎培有过一次著名的谈话。黄说：“余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是一个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政府。朱德同志题写的“只见公仆不见官”题词，正是延安精神的真实写照。美国记者斯诺在1936年和1939年先后两次长期访问延安和陕北根据地以后写道：我看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一只腿的眼镜；林彪请我吃的是“面条宴”；红军大学学员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他称赞到：“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是“东方魔力”、 “兴国之光”。1945年8月10日，此前访问过延安的黄炎培在重庆出版了《延安归来》。他在书中写道：每个人得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个个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同期访问延安的左舜生也对梁实秋说，在延安的各级政治机关门口没有警卫，任何老百姓都可以排闼（小门）直入。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仆主关系、血肉联系，可以从毛泽东两次挨骂“被雷劈死”的故事可见一斑。
第一次挨骂是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当天下午正在开会的时候，突然大风暴雨；一个炸雷，击断了礼堂的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李云猝不及防，不幸触电身亡。同—天，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了。消息传开后，人们议论纷纷。这位农民逢人就说： “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闻讯后，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公开处理。毛泽东知道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说： “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第二次挨骂是不久后，在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村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情。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毙。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 “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叫人把伍兰花带到会客室里，与她聊天拉家常。了解到：伍兰花的家里很困难，前几年政府收的公粮少，家里的粮食吃不完；这几年变了，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还多吃多占。如今丈夫又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就没有了。毛泽东听后觉得“人家骂得有道理呀！”立即嘱咐：“把这个妇女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她家困难多，当地政府要特别照顾。对于清涧县群众的公粮负担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我们决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伍兰花回村以后，对乡亲们讲了自己在延安的经历。长辈们听了以后说：“古人讲，宰相肚里撑大船，将军头上跑快马。毛主席太了不起啦，真是个不怕雷打、不怕鬼咋的大人物！”
经过这两次“挨骂”，毛泽东从群众的民怨骂声中深刻反思，举一反三，下决心解决“确实公粮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等问题。在1941年1 1月6日开幕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采纳了开明绅士李鼎铭等十一人提案建议，通过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决议。陕甘宁边区带头行动，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在减轻人民负担，减少消费支出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942年，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学各界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努力做到“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949年3月在河北西柏坡村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尖锐地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多少年过去了，今天我们看到听道毛泽东“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句话时，仍然会振聋发聩、震撼心灵。这里，神来之笔关键就是一个“站”字，本质上却是一个立场的问题。先哲亚圣孟子曰：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政之道，在得民心。古今中外，历朝历代，对于统治者、大政治家而言，立场永远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个人才智与能力，。如果站在大多数人民的对立面，不管他个人能力如何，他也终将为人民和历史所唾弃。只有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才会真正得到人民的衷心爱戴与拥护。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以根本宗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是对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严峻考验。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党员，都要牢记使命、站对立场。现在，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腐败变质了，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权钱交易，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古代先哲曾子告诫人们：“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戮矣。”意思就是说，为官者做了损害国家、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是必然要受到严厉惩罚的。一些机关干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不依法行政，漠视群众利益，不关心群众疾苦，不切实际大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在征地拆迁、安全生产、劳动争议、环境污染等方面，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时有发生，有时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同时，人民群众就医、子女上学、住房、就业、社保、收入分配等许多重大民生问题，亟待更好地解决。还有一些机关铺张浪费严重，奢靡之风屡禁不止，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大建楼堂馆所，人民群众意见很大。凡此种种，提醒我们每个党员干部都要时刻牢记并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宗旨，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我们要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关注民生，保障民权，增进民利，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见《大美葭州 作家笔下的佳县》65页
佳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中国文化出版社
201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