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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善长是中华苏维埃南城褒边区革命根据地和陕南军事斗争组织创建人之一，生前曾任中共地下党城固中学学生党支部书记、中共城固县委组织委员，中共城固县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南城褒边区革命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陕南特委巡视员等职。

刘善长外号刘长腿，1912年生于城固城关石家巷。父医术驰名，常年登门就医者甚多。各界群众之来往频繁，使善长从小养成了喜好接触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美德和憎恶剥削，憎恶黑暗统治的性格。善长酷爱学习，思想激进，善于思考，性情爽朗，早在小学求学时期，由于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就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领悟到了一些革命知识。进入城固中学以后，思想更为奔放，勤学好问，渴求进步，在组织的培养下， 1929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

善长参加革命以后，首先“赤化”了自己的家庭，使父母兄妹都投身于革命阵营，共同一心为党的事业而斗争。他对党一贯忠诚，革命意志坚强，工作踏实肯干。他联系群众，团结群众，多谋善战，作风正派，为革命事业而忘私，任劳任怨，献出了宝贵青春，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事迹，至今还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下面记述的仅是他革命生活中的几个片断。

一

善长在中、小学读书期间，就勇敢地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之中。1929年，城固考院小学校长陈勃生竭力排斥进步教师，镇压学生运动。我地下党为了打击其嚣张气焰，驱除教育界的反动当权者，使革命力量占领文教阵地，决定由刘善长、王仁济等配合学校的进步师生开展罢课斗争。他们经过一段积极发动和周密组织，于8月15日这天，开始罢课，学生不进教室，一些教师不上课堂。这一行动，激怒了校长陈勃生。他赤膊上阵，以开除“闹事学生”学籍为手段，妄图把这一学生运动镇压下去。在学生就此同陈进行据理驳斥中，引起冲突，善长等一涌而上，揪住陈勃生和教员王鼎初殴打了一顿，并当场揭露了陈勃生的“十大罪状”（略）。不久，伪政府慑于群众压力，被迫将陈、王二人调离了该校，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

1930年，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刘善长和王仁济等辛勤奔波，先后在城固各校建立了“学生自治会”“学生联合会”“抗日外交后援会”等党的外围组织，并在城固中学创办了《曙光》《乐园》等进步刊物作为校刊，扩大革命宣传。善长不仅积极发动进步同学为校刊投稿，而且自己撰写文章，揭露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召唤民众积极起来进行斗争。如在《曙光》刊载了这样的诗文：“危险！危险！四倍加征出现，富人不管，穷人负担，没钱缴纳，鞭打绳拴，受尽各种痛苦，还要坐牢坐监，逼得穷人妻离子散……。”还有“心怀不满，哪敢开言，苦没尽头，穷朋友们，起来吧！起来吧！死里求生，为何不敢？凭我们的双手，拼我们的头颅，和他们干……。”又曾以《公开信》方式刊文揭露城固县伪县长方大柱勾结地方豪绅压榨人民的罪恶事实，并印成传单向全县发散、张贴，大大激发了全县人民对反动政府的愤慨。

1931年“五·一”劳动节前，中共城固县委决定利用节日扩大宣传，并决定“五·一”这天召开大规模的庆祝大会。对此，城固伪县党部不但不答应人民的正义要求，支持人民的正常庆祝活动，反而严令禁止。我党组织为了回击反动当局无视劳动人民合法权利的暴行，派刘善长、王仁济带领三十多名青年学生和青年农民代表去伪县党部据理抗议。他们按原商定计划，一部分正面同伪县党部杨藻华以理抗争，一部分带上烧大烟烟具，冲进杨藻华的卧室砸毁。接着，善长冲上前去一把揪住杨的脖子，以偷抽大烟为由，先痛打一顿，然后将其五花大绑、胸挂烟具、扯出游街示众。继而，将杨押至上察院广场戏楼上，召开了千余人的民众大会，公开谴责杨藻华的罪行。善长在这次大会上除谴责反动政府祸国殃民的罪恶和杨藻华的罪恶事实以外，向工农大众提出了“团结起来，争取自由，全面开展抗日爱国运动”的战斗口号。在广大民众强烈抗议声中，杨藻华吓破了胆，大会之后，狼狈逃离，致使城固伪县党部从此倒闭了近一年之久。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城固县和全国各地一样，掀起了抗日反蒋热潮。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城固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贾拓夫亲自指挥刘善长、吴建昌、王仁济、杨盛诩、王茂生等五人按照“抗日外交救援会”的组织章程负责筹建“城固抗日外交后援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和组织，这个组织正式成立，善长当选为该组织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由于善长等的共同努力，这一组织由县城发起后，迅速发展到全县农村。半年多的时间，全县发展会员一千六百多人。他们与“左教盟联”“反帝大同盟”等组织的密切合作，将城固抗日救国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在此基础上，他们因势利导，乘胜前进，又组织各校进步师生深入农村，广泛开展抗日反蒋爱国宣传活动。同年冬天，这些组织按照县委的统一部署，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一次群众性的抵制日货运动，成群结队的人民群众连续数日在城乡示威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反对四倍加征！”等响亮口号，将革命斗争推向更新的高潮。

1931年冬，随着抗日运动高潮的兴起，日本帝国主义者更加紧了对我国人民的欺压，其它帝国主义者也趁此时机，披上宗教外衣，加紧了对我国的侵略活动。对此，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坚决制止帝国主义在中国利用传教搞非法活动，决定在他们活动猖獗的地方，及时开展一次群众性的“非基运动”。中陕南省委派贾拓夫来城固全面负责这场斗争的指导工作。刘善长、王仁济等按委的决定，先从学校入手，以“学生联合会”“抗日外交后援会”的名义，组织学生利用星期日和节假日在城乡各地开展宣传活动，揭露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的罪恶阴谋。耶稣圣诞节（十二月二十五日）这天，他们在城固中学、考院小学等校发动学生七百余人，组成游行大军，去天主教发展活动集中的地区刘家桥、关王堡、张家堰、沙河营等地开展宣传，散发和张贴革命传单、标语。当游行队伍路过城固大西街天主教堂，青年学生一涌而进，撵跑了帝国主义派来的利用宗教进行罪恶活动的外籍神甫。队伍到达刘家桥、张家堰时，一面进行宣传活动，一面捣毁了这两地外国神进行非法活动的教堂设施。最后，队伍到了沙河营镇，立即召开了千人民众大会，通过演讲、演出节目，尽情揭露了帝国主义者的罪恶阴谋，教育了受骗群众。大家在胜利归城途中，县长黄元庆及其随行紧紧尾随队后企图伺机进行破坏和镇压。面对此情，大家怒从心起，立即驻足，据理指斥，并当场砸毁伪县长的坐轿。事后几天，县府借故查封了给印刷传单的印刷局，没收了石印机、油印机各一部，还勒令各校禁止学生上街下乡进行宣传活动。县府的这一行径，激起了学生们的强烈抗议。后在伪陕西省政府视察员杨根（地下党员）的协助支持下，恢复了印刷局的正常营业，交还了印刷机械，赔偿了印刷局被查封停业的一切经济损失。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帝抗日的“非基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城区学生运动影响下，上元观、原公、古路坝、天明寺、二里坝、马畅等乡村和山区的学生也积极行动起来进行反帝宣传，时达一月之久。这年的寒假期间，善长等又将城固中学、考院小学、女子小学等校的进步学生组织了四个宣传队，分别去上元观、文川、龙头寺、原公、升仙村、斗山、古路坝、二里坝、天明寺等地与当地的“农协会”密切配合，召开群众大会，开展了抗曰的革命宣传活动。

1932年夏天，县委派刘善长到城固周公小学以教书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利用合法讲坛向青年学生灌输革命思想。白天在校教书，晚上、假日深入周围农村举办“民众夜校”，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农协会”“妇救会”进步组织。同时，在农民中发展党员，扩大革命力量，进行组织建设。

1932年期间，在党的领导下，刘善长还和其他命同志一道，发动和领导过数次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以及向反动政府抗议、营救十九名被捕同学出狱中，善长同志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显示出了大无畏革命精神和聪明机智的领导才干。

二

1932年5月，刘善长受组织的委托，代表中共城固县委去西乡马耳崖参加红二十九军庆祝成立大会。会议即将结束时，敌民团突然包围了会场。善长机智、勇敢地冲出重围，连夜徒步百里返回城固，立即向县委汇报传达了红二十九军军长陈浅伦同志的讲话和会议盛况，并同县委同志们一道讨论落实了浅伦同志号召“创建四百里苏区”的具体措施。在上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不懈努力，扩大了城固大木场苏区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壮大了游击队的力量，开展了游击活动。

1932年秋，中共陕南特委通知各县“积极做好一切准备，迎接和保障红四方面军安全过境入川”。刘善长接知后，立即组织城固县委和团县委的王仁济、苏文震、杨盛诩、余新予等去县城南堰沟河山口附近的余新予家聚会，商讨了各基层组织书写、张贴标语、传单，募集钱、粮、鞋袜等物资，迎接红军来及全力配合红军行动的有关事宜。同时，确定“利用迎接红四方面军之际，广泛向群众进行一次红军政策和共产主义革命道理的宣传教育”。这次会，他们又组织力量，分别开展了思想、组织、军事、物质等方面的准备工作。善长、王仁济等亲自去城固中学、城固一小、城固二小和斗山、吕村、文川、朱家湾等地协助基层组织发动建立“红军之友社”。同年1 0月，善长主持，在石家巷召开城固县委扩大会议，传达了陕南特委关于“创建百万铁的红军”的指示，会后，即开展了筹建地方武装工作，如发动组织儿童团、赤卫队、游击队和捐募资金、征集兵器等。几天之后，特委又派王燮、胡哲等同志城固同刘善长、王仁济取得联系并协助工作。接着，刘善长派他的胞妹刘惠长与王仁济、张仁俊等同志，分别去城固的许家庙、上元观与红四方面军政治系，报告了地方的组织情况和地理、敌情，同时，又派了熟悉巴山路情的向导。当红军踏入城固境内后，受到沿途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乡亲们还给红军亲人送去鞋袜、粮食、蔬菜、油肉、果品和衣物。红军入川，还对三十多名因病掉队的红军战士作了医疗上、生活上的妥善安置和安排，使这些同志很快恢复了健康，重新踏上了革命征程。

1932年5月中旬的一天，刘善长召集县委和团委的领导同志，在张子厚家（县委宣传机构所在地）开党团干部联席会议，商讨扩大游击斗争等事宜。会议决定由刘善长去西乡县私渡河发动群众组织，歼灭当地民团，夺取枪支，装备武装力量。但在会议即将结束时，突被敌人包围了会场，在此危险关头，善长带上赵敏等同志作掩护，使其他迅速突围疏散，退出了敌人的封锁岗哨。敌捕善长的阴谋未逞，遂将善长之父母捕去吊拷。善长对此非但没有丝毫动摇，且更加深了对敌的憎恨。他一面设法营救父母出狱，一面积极贯彻组织决议，筹划扩大武装力量。他带领三十余名游击战士，化装成农民奔赴洋县、华阳，一次夜袭缴获了华阳伪民团枪支二十二条，子弹十余箱，充实了游击队的武装实力。接着，他又带上同志们去西乡私渡河提取民团枪支。此次，因所派侦察人员失慎，提枪目的未曾达到。

1933年6月，反动政府调集大批武装，四处围追封锁，残酷镇压革命运动和革命同志。陕南特委视其当时局势，指示城固县委转入农村，分散活动，单线联系。刘善长同志遵照上级党委指示，把县委机关搬往农村，指导革命斗争。同年7月，我大木场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同志遭敌长期围困，交通封锁，战友们缺粮无盐，生活十分艰苦。善长代表城固县委前去进行慰问，并和边区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指挥游击战争，共度游击生活半年之久。战士们吃肉无盐，善长走访群众，买来蜂蜜数十斤，亲自给战士们烧糖猪肉。大家一边吃着糖烧肉，一边赞扬善长同志的办法多。在刘善长、杨维三、胡哲等同志的指导下，我第二游击中队在水硙攻打了赖家寨，分了恶霸赖贵堂家的几十石粮食，鼓舞了边区人民的革命斗志。

三

1933年夏天，我大木场一带的边区军民患时疫病者甚多，当地缺医缺药。善长急群众之所急，立即写信给父亲，让带上良药给边区军民治病。其父去后，很快排除了瘟疫，患者恢复了健康。在敌人严密封锁交通，游击队经费发生严重困难的时刻，善长同父亲商定，立即把自己县城内石家巷一院大瓦房卖掉，资助了人民革命事业。

1933年端阳节这天，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在城固毕家河成立，刘善长受组织的委托，代表城固县委参加了庆祝大会并讲了话。9月中旬，中华苏维埃南城褒边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善长当选为委员和边区军事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他同边区军民同生死共战斗。他关心战友比关心自己为重，每次战斗，冲锋在前，一有空就同战士们谈心，或去群众家访贫问苦，做思想工作。边区人民称赞说：“刘长腿（指善长）是我们的好领导！”

1933年底，敌人纠集大批兵力，向我苏区层层逼进。为了保存实力刘善长坚决遵照上级党委“化整为零，保存自己，转移阵地，隐蔽活动”的指示，接受组织的派遣，离开苏区回到县城，发动并组织群众开展“抗捐税、杀委员（催款委员）”的斗争，他时而活动于县城境内，时而出没于坝区乡村，经常没明没夜地为党工作。

四

1934年初，中共陕南特委得知刘善长在城固处境艰险，开展工作有很大困难，遂派他去宁强大安镇小学任教，并通过特委何蔚然的关系，将善长介绍给该校校长何玷全（何蔚然同志胞兄），何委任善长为该校训育主任。他在任职期间，经常利用课堂给学生讲授《社会学》，传播革命思想，有时还选讲富有革命意义的文章诗篇。如《一个有理想的人》和“满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假日，他邀约进步学生到河湾散步，去山谷旅行，讲述革命故事。为了扩大宣传，他自己动手，修建舞台。他领上学生到山上改木板，扛木料，处处身体力行，不辞劳苦；他亲自撰写剧目，排演革命文艺节目。在善长亲手撰写导排的《王老爷的面目》一剧，每演一处，都受到群众的欢迎，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起了积极作用。刘善长同志白天教书，夜间排演文艺节目，或做群众的组织发动工作。由于劳累过度，积劳成疾，善长患了重病。他病还未愈，一天，敌特人员贺锦楼到宁强诱捕他。他得知消息后，便速同胞兄刘庾长等八位同志到了汉中。因被叛徒出卖，刚到汉中，就被人逮捕，关押在汉中伪陕南肃反会监狱。刘善长同志在敌人狱中，忍受酷刑，坚贞不屈，保持了无产者的革命情操。1935年元月五日，刘善长从容就义。临终前，他以最后一口气激昂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刘善长同志对人民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无限忠诚，充满信心。他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献身精神，永远是所有革命者的光辉典范。刘善长同志和其他无数先烈光荣地倒下去了，但革命没有停止，相反，更加激励着无数革命群众在牺牲者的血泊中继续前进，直至取得彻底的胜利。作为城固人民的优秀儿子、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刘善长同志的业绩，将永远受到革命人民的缅怀和崇敬。

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党的优秀干部刘善长同志永垂不朽！

1984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