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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心田

龚逢春，原名龚永禄，字受天，又名龚福畴，1908年3月24日（清光绪三十四年农历二月二十二日）生于城固县上元观外北街一个农民家庭。父龚体祥早逝，家务凭母亲一人操持。逢春兄弟三人，按“福、禄、寿”依次取名。兄永福，弟永寿，逢春居二，故名永禄。

逢春，八岁(1915)启蒙，入上元观下院寺初级小学就读。1922年夏，考入城固县立高级小学，勤奋刻苦，成绩优异。1925年秋毕业后，入陕西省联合县立汉中中学学习，1927年春从汉中考区考入冯玉祥部设在西安的第二集团军军事政治学校。该校当时政治部主任兼教官是共产党员唐澍。逢春在该校虽仅半年，但在唐澍等的培育下，既萌发了革命思想，又学习了一些军事理论和军事知识。是年六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实行“清党”，为避其锋芒，逢春只得又在当年秋插入省立第一师范就读。在此期间，他自觉接受进步思想，积极参加了学校党团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这年寒假，他从西安返回城固。

1929年春到1931年被聘为城固县立高级小学教员。任教期间，他利用课堂经常给学生宣传马列主义，贯输革命思想，引导学生走革命道路，并与该栈地下共产党员，相继担任校长职务的徐葆初、吴静澄一起，经常组织进步师生翻印和阅读进步书刊，领导学生参加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1930年9月，他经郑月波、吴静澄介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担任该校党支部宣传委员。

1932年逢春在任地下党陕南军委宣传部长时，经贾拓夫介绍到杨虎城部队做兵运工作。他先后在赵寿山旅102团和杨虎城驻洋县的警备第一旅中以中尉文书作掩护，为该部《奋斗报》《新民周报》任编辑，积极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

1933年春，逢春随警备第一旅到西安，不久即与在中共陕西省委工作的余海峰取得了联系，接上组织关系。这年夏，当中共陕西省委得知原为中共党员的王泰吉欲率部起义时，为加强党对起义的领导，逢春被省委派到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驻耀县的骑兵第一团帮助团长王泰吉做起义准备工作。1933年7月21日王泰吉率骑兵团在耀县宣布起义后，改称“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该军总司令兼第三路总指挥，龚逢春先后在该军任政治部科长、政治部主任。同年八月，起义军与红26军合并，逢春任红26军第42师政治部主任。该师成立后，在王泰吉、刘志丹、龚逢春等人领导下，建立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根据地。

1934年冬，逢春调任陕甘边区特委宣传部长。1935年春由于敌军马鸿宾部大举向陕甘边区党政机关所在地南梁进犯，中共陕甘边区政府决定暂时放弃南梁苏区，转移到甘泉县境内的洛河川，从此，洛河就成了陕甘边区根据地领导中心。据曾在当时陕甘边政府任职的现教育部巡视员王华的回忆录中写道：“1935年春，在特委和边区政府的龚逢春，冯树立等人领导下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了桥府谷、下寺湾、王家坪左和村苏维埃政权，并于农历四月在胡皮头召开了陕甘边区党政军机关到洛川后第一次千人群众大会，由习仲勋讲话，并宣布将这三个区改为陕甘政府直属一、二、三区。”龚逢春等人为巩固扩大洛河川新的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春至冬逢春任陕甘边区工农红军第二路游击队政委，活动于庆阳、定边、靖边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政权，开展游击战争。陕甘红军不断取得胜利，在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之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以“肃反”为名，把大批地方干部和刘志丹等红26军营以上干部扣押起来，严刑逼供，有的被迫害致死。龚逢春因正率部在庆阳、合水边沿地区活动，中央红军又早到吴起镇一步，幸免于难。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吴起镇（今吴旗县城）。10月20日，中共中央、毛泽东根据当地游击队负责人张明科的汇报，于22日凌晨接见了龚逢春。逢春把陕北肃反扩大化及当时陕甘边区和陕北根据地红军发展情况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作了如实汇报。逢春明确表示不应该逮捕刘志丹等领导人和红26军大批干部。毛主席非常重视他的汇报，当即下令“））下留人”“立即停止捕人、停止审查、所逮捕的干部全部交给中央处理。”并立即王首道、贾拓夫、刘向山同志携带电台，代表党中央前去瓦窑堡先行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等100多名受诬被捕的干部，挽救了陕甘苏区的党和革命根据地。正如他病逝后中央给他写的悼词中说的：“1935年，毛主席领导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时，龚逢春同志是第一个到吴起镇迎见毛主席的根据地领导干部。”他向毛主席汇报了根据地的情况，揭露了王明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恶果，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迅速纠正了王明路线对陕甘根据地的祸害。

1935年冬至1936年4月，逢春被调任保安县（今志丹县）县委书记，接着又调任中共陕北省委宣传部长。

逢春同志不论在部队或是在地方工作，都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坚持群众路线，积极开展武装斗争，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为甘陕边区和陕北苏区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至1938年，逢春先后任中共西北局组织科长、保卫局侦察科长、中共榆林特委书记。1939年至1942年夏，先后任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委员、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武装部长、晋西北抗日武装自卫队总指挥等职。1942年5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成立后，任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长、分局党校校长等职，为晋绥抗日根据地培训干部和在群众文化教育工作中倾注了全力，作出了出色贡献。

延安整风运动转入审干后，1943年7月，当时负责审干的康生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以极左面目出现，搞的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很快传到晋绥，分局党校也伤害了些同志。对于抢救运动中扩大化的错误，逢春在向全校学员作关于“抢救运动”的总结报告时，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并当场向学员道歉。他那种顾全大局，严于律己的诚恳态度使那些在运动中受了打击的冤屈的同志深受感动。

解放战争时期，逢春于1946年初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社会部长，1947年初又兼任组织部长。为调配干部、加强根据地生产建设、土改和支援解放战争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他遵循中共中央和晋绥分局的指示，从1948年起就着手向陕北新区调派干部，到1949年春，先后共调出省、地、县以下干部3000多人，其中少数留在西北机关外，大部分被派到新解放区代为管理西南川康新区调配干部。这期间，他日夜操劳，不仅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而且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入川前，贺龙同志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充分肯定了逢春在调配干部工作中做出的成绩。

1949年12月，逢春作为西北工委和川西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成员，随贺龙、李井泉指挥的第十八兵团南下入川。四川解放后，他任川西区党委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川西区土改委员会主任。刚的川西地区社会情况复杂。1950年初，国民党残余匪特勾结地方封建势力，一度掀起叛乱，逢春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到有关地县和农村了解情况，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特别强调要贯彻我党提出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注意分化瓦解敌人，争取受蒙骗群众，很快平定了叛乱，稳定了当时局势。平叛后，他又在领导川西地区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开展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和减租退押等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绩。

1951年夏，川西地区在试点基础上开始土改，当时兼任土改委员会主任的龚逢春，同区党委其他领导同志经常深入农村，与土改工作团一起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在土改中充分发动了群众，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使农民普遍分得了土地和其它胜利果实，并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建立了基层人民政权，成功地开展了这场土改运动。

1952年9月至1954年冬，逢春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兼西南党校党委书记。1956年当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1958年秋1963年，任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党委书记兼校长，从1959年起，兼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1963年10月，逢春调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他长期从事党校教育工作，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的指示和方针，一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强调学员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的放矢地去议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为培养党的中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做出了突出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康生、“四人帮”一伙，对龚逢春进行残酷迫害，使他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始终坚持原则，据理反驳，并为当时被打倒的领导干部竭力申辩，提供如实的证明材料。康生几次指名劝他揭发贺龙、李井泉、林枫等人的“罪行”，他都横下一条心，宁肯坐牢杀头，也要坚持真理，绝不无中生有，诬陷好人。

粉碎“四人帮”后，他精神振奋，热情洋溢，任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务委员，抱病参加会议和学习。在病重期间，仍非常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关注恢复后的中央党校工作，对自己生死置之度外，表现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高尚品德。由于他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致使百病缠身久治无效，于1978年12月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