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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钧  心田

傅鹤峰（名瀛、字鹤峰），1895年10月27日生于陕西省城固县原公镇。父傅次舟，塾师；长兄傅严，清末秀才。兄弟六人，他排行第四。

傅鹤峰，1902年春，入本村刘家祠堂读私塾。聪颖、勤奋，《四书》、《五经》，学之能背，且喜习作诗词，深受老师赞许。1906年，以成绩优异，考入城固县立高等小学堂（今考院中心小学）。该校《同学录》载： “1910年（清宣统二年）第四届毕业生中，傅瀛（即傅鹤峰）学业成绩名列第二”。1911年春，考入西安三秦公学。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学校暂停，他辍学旋里，居家自修。1913年，返校续读。1915年春，该校与西大附中合并为省立第三中学，1916年毕业。是年秋，考入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理化部就读。其间，经常聆听李大钊老师的演讲和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使他耳目一新。“五四”运动前后，他是北京师大学生会负责人之一，“五四”这天，他踊跃参加了天安门前示威游行活动，并组织在京的陕南学生联名通电汉中当局和在汉中的各中、小学校，督促当局支持号召所有师生奋起声援。他的言行，引起北京政府仇视，将其逮捕。后在全国各大城市工、学、商界的声援下，北京政府为形势所迫勉强将其释放。出狱后，他为了继续开展斗争，与同乡卢华亭等人发起组织了“陕南旅京同乡会”，成立了“励进社”，创办了《励进》刊物。该刊物以全国大专院校和汉中十二邑学校为发行主要对象，  以砥砺学行、反帝反封建、提倡新文化，改良地方政治为宗旨，及时针砭了时弊，深刻揭露了陕西督军和汉中军阀吴新田的苛政暴行，人心称快。

1920年夏，25岁的傅鹤峰由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为革新社会、走教育救国之路，他一出校门，即东渡日本考察教育，立志振兴中华民族教育事业，教书育人。1921年到1924年，先后于安徽省立贵池师范、陕西省立第三中学任教。1924年7月，陕西省教育厅委任傅鹤峰筹建省立第五师范于汉中。次年一月，任本校校长。3月24日开课。4月4日举行成立典礼，除要求每人植树一棵、以作纪念外，并宣布以“健康、秩序、真确、宏毅、互助”五条为校训。这五条校训冲破了千百年尊孔忠君的封建信条，体现了一种新的以德、智、体、美为中心的教育思想的开始和形成。学校成立后，他不只担任着繁重的教学和行政事务，还主动充当汉中旅沪学生出版的革命刊物《汉钟》在汉中“代派处”的义务代派者，不遗余力地向汉中民众和青少年传播新文化，宣传新思想。1925年，“五卅”惨案消息传到汉中后，他立即以国民党南郑县党部主任委员身份召开第五师范和附小师生大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屠杀工人顾正红和爱国学生的滔天罪行，组织游行示威，成立第五师范外交后援会，在汉中最先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1927年4月28日，北大教授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杀害，他痛心疾首，无视当局的黑暗恐怖，毅然在第五师范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他慷慨激昂之情和平素言行表现引起驻汉军阀吴新田的密切注意和严格监视。10月，他愤然离职。他离开五师后，即受聘于省教厅任督学。1929年1月，他又被派回汉中，接任省立第二女子师范校长。他—面建校扩校，改善学校环境，一面聘用教育名流、爱国人士，充实教学骨干。他的长女傅亦民，就是在他当时聘请的中共陕南特委书记梁益堂同志任教育主任期间培养并介绍入党的。由于梁和傅的努力，不断吸收新党员，不久，即在该校成立了中共汉中女师支部，傅亦民任党支部书记。

1931年秋，傅鹤峰赴南京在于右任先生的监察院任秘书处总务主任。12月，他联合陕南在京的168人，缮具《陕南旅京同乡为，请㐘劽除苛捐杂税及切实剿匪救灾并撤销政治专员第一次报告书》说帖，上书省府主席杨虎城(1932年1月，杨函复：“旋陕后定即逐加严查究办”）。抗日战争爆发后，为投身抗敌，1938年春，他决然离京回陕，就任民众动员督导员，亲赴汉中各县动员民众抗日。1939年春，董钊（傅鹤峰昔日在西安省立三中任教时的学生）台儿庄战役杀敌有功，晋升为16军军长，但因损失惨重，军部奉命驻西安整补。此时，傅鹤峰投笔从戎，与中共地下党员石仲伟一起供职于董铡军部任秘书。他博学多识，加之曾为蒙师，故颇受董钊之尊重。1940年春，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董钊奉命率部包围陕甘宁边区。他对这一倒行逆施十分不满，于同年秋，毅然离开了16军军部。

1940秋，傅鹤峰返汉中继任省立汉中师范学校（省立第五师范1934年10月更名为“陕西省汉中师范学校”）校长。1944年任当时在城固的西北联大副教授。同年秋调省筹建“陕西师范专科学校”，当年招生开学，傅任该校训导长。1948年春，兼任陕西师专陕南分校教导主任。

傅鹤峰从二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末，致力祖国教育事业数十年。他博学多识，执教严谨，堪为后世师表；他憎恶反动统治，向往民主，竭力保护和培养追求进步青年，为汉中的解放和建设事业造就出不少优秀人才。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前夕，时任陕西省主席的董钊与胡宗南一起撤逃到汉，他们以其20万兵力部署了所谓“秦岭防线”、“巴山防线”，坐镇汉中，妄图阻我解放大军南下，以确保西南“半壁江山”。5月20日，西安解放，对国民党独裁统治深恶痛绝的傅鹤峰先生，看到解放战争发展如此迅猛，犹如在黑暗中看到了黎明，兴奋不已。随着西安解放、宝鸡解放，汉中解放在即！党为了配合开展人民解放军进军陕南早日解放汉中的伟大斗争，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西北局在西安市陕南会馆召开旅省陕南同乡大会，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西安军管会副主任赵寿山在会上讲话，号召陕南旅省人士积极行动起来，支持人民解放军进军陕南，解放汉中。傅鹤峰先生面对大好形势十分激动。在党迫切需要选派政治上可靠、对汉中情况熟悉和有一定活动能力的人士去汉中执行特殊任务时，他挺身而出，请缨出征。党考虑到他的爱国爱民热忱，和他与董铡的旧日关系以及董、胡间的内在矛盾这些有利条件，同意派他去汉中分化董、胡，并策反董钊弃暗投明，为解放汉中和解放大西南立功。9月，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接见他，并作了具体指示。于是，他毅然离家，徒步由周至、户县，穿过敌军封锁线，回到汉中。时，汉中已是军警宪特云集之处，胡宗南加强了内外控制，白色恐怖笼罩着这座古城。傅鹤峰这时抵达汉中，自然引起特务们密切注视。傅先生见到董钊后，即被留居寓中，密谈至深夜。他向董钊宣传了党的政策，转达了我军领导的意图。……然而，翌晨，胡宗南即以向国民政府述职为由，忽将董钊用飞机送往广州，致策反工作未能继续进行。董一离开汉中，傅先生即移住教育界机送往广州，致策反工作未能继续进行。董一离开汉中，傅先生即移住教育界好友、当时的汉中女师校长熊文涛先生（熊文涛，城固文川）家中。一时在汉中的很多朋友得知后，纷纷前来熊家探访。他即将西安解放见闻、共产党的英明伟大、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以及汉中解放在即等情况告诉大家。岂知熊宅出出入入的人群里也混进了监视傅鹤峰的特工人员。10月5日晚，绥署二处的特务故意在熊宅隔壁弹花店纵火，制造混乱。就在这突如其来的纷乱中，几名警宪人员闯进熊宅声称清查户口，寻找肇事人，于是便以身份不明为由强行带走了傅鹤峰先生。第二天，正值中秋月圆之夜，敌人又出动军警，相继逮捕了西北局、陕西省委先后派回汉中，搞策反、搞武装的原杨虎城17路军之38军中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罗煜、张国宪、陈雨皋等人。

敌特多次提审傅鹤峰，刑讯逼供，但傅先生严守机密，坚不吐实。11月20日，解放军各路大军压向汉中，敌人又将傅鹤峰等70多人，暗暗解送四川绵阳，关押在城隍庙大仓库中。12月2日敌人在绵阳杀害了罗煶、张国宪等十余人后又将傅鹤峰先生及毛泽润等5人押往成都。12月22日夜，将傅鹤峰等5人活埋于成都西门外金牛坝。

傅鹤峰先生惨遭杀害后，1950年3月27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致函当时省政府副主席张邦英，称：“傅鹤峰先生当时因了解我党政策，决心立功自效，经我们同意并派赴汉中策反董钊，因事不慎，被胡匪逮捕，解往成都杀害。按傅为立功而牺牲，应予适当照顾。除电成都军管会帮助买棺木运回城固外，本部发给去成都之家人路费30万元”。后，当傅的灵柩途经汉中到达城固时，地县有关领导分别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迎灵仪式，召开了追悼会。

1958年7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给他的家属颁发了以毛泽东主席名义签发的为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

傅鹤峰先生严谨治学，追求真理，把自己一生献给了民主，献给了家乡的解放事业。他的名字与为解放桑梓而献身的烈士们一起，永远活在家乡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