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虹生①
我的父亲贾拓夫，1926年参加革命，1928年入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40年。当他1967年被迫害致死时，没有给我们子女留下什么财产，然而，他却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而又丰富的精神遗产，永远激励着我们。
一、“你也要飞起来”
1961年暑假，在北京四中读高中的我，带领弟妹们去抚顺看望被下放到电厂当厂长的父亲。一天，他拿着一张刊有照片的报纸对我们说：“啊哈，又一个苏联宇航员上了天！可惜是苏联的季拓夫，不是中国的贾拓夫。”大家都笑了。
这时父亲抚着我的肩膀说：“贾拓夫是飞不上去了，贾拓夫的儿子还可以飞嘛！我们国家现在还很落后，但一定要建设好，这就需要你们这一代努力啦。中国是火药的故乡，别人能做到，难道我们做不到？虹生有这个雄心壮志吗？将来，你也要飞起来！”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不小，我暗下决心，努力学习。次年，我以北京市中学生银质奖章获得者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
说到学习，父亲的刻苦精神始终是对我们无形的鞭策和激励。他从小家境贫寒，是靠奶奶借债供他上学的。14岁时，父亲以优秀的成绩考取了陕北“最高学府”——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在那里接受了革命的熏陶。他不仅是学生领袖，还是成绩拔尖的学生，被誉为“四师新花”。此后几十年，即使在繁重的工作中，他也从未间断学习。在延安，毛泽东主席曾称赞父亲是“陕北才子”，能说、会写、善思考，其实他就是两年师范的底子，能力完全是在工作中不断学习积累起来的。
在父亲的熏陶下，我们兄弟姐妹学习都很认真。每到月底的那个星期日，大家都把学习成绩册交给父母检查，一般都能使他们满意。
二、四件夹克“接力”穿
记得我上初中时有一天，彭德怀伯伯到我家来，指着我和妹妹穿的黑色灯芯绒夹克问母亲：“白茜，你怎么搞的嘛！给娃娃们穿得这么旧，连男娃女娃都分不清喽！”那时我长得矮，衣服太大，就把袖子卷起来凑合着穿；妹妹的衣服小了，露出半截小胳膊。母亲说：“虹生这件是他二姐穿小了刚给他的，男孩子长得快，很快就合身了。小女这件该给弟弟穿了。”说到这里，她笑了笑：“其实这比在西北时好得多了。”
彭伯伯高兴了：“好啊，说得好啊！有些干部进了城，成了洋包子，自己像个官佬子，孩子也打扮得像个少爷仔。咱们这些土包子跟不上，也不去跟喽！”他又转向父亲说：“拓夫，你们这一手好啊！”
说起黑夹克，还有一段来历呢。1952年，父亲从西安调到北京工作，母亲破天荒地从商店买了一些黑灯芯绒，给我们四个大孩子每人做了一件夹克衫。在这之前我们都上保育小学，穿供给制发的蓝黑色小制服，从来没穿过这么合体而漂亮的衣服，刚穿上时心里美滋滋的。逢年过节、出门做客时，我们才穿上这件“礼服”。可后来，爸妈就不轻易给我们添置新衣了。这四件夹克衫就像接力棒一样，一个一个往下传，旧了拆拆，破了补补。大姐那件最大，我们兄弟姐妹七个人都穿过。
三、从小学会修鞋理发
说起来，现在的年轻朋友也许不相信，我的父亲是行政四级的大干部，母亲也是司局级老红军，可我们七个兄弟姐妹上小学时连皮鞋都没穿过。我上初中时，父亲请司机杨叔叔领我到前门外打磨厂买来修鞋用的铁脚、洋钉、锤子、刀子和皮子，让我们学着自己修鞋、补鞋。母亲还买来理发工具，让我们互相理发。大姐当了中学教师，自己买了一套工具，给学生们理发。二弟、三弟下乡插队也带了工具，给乡亲们理发。我在哈军工时还是班里的理发高手，这都是从小学来的手艺。
父亲最痛恨干部和干部子女搞特殊化。1955年实行军衔制，我在国庆游行时看见天安门城楼和检阅台上站着许多将军，蓝绿色的军礼服，镶红边的大檐帽，肩章、勋章金光闪闪，格外威武。回到家里，我问父亲：“同学们都说，上将能上天安门，你也在天安门上。要是你有军衔，应该是个什么将呢？”没想到父亲立刻严肃地反问：“你问这个干什么？”随后缓和了语气说：“在我们一些干部子弟中有个很坏的风气：比谁的父母官大。好像父母官大，自己的身价也高了，神气得不得了。这种思想最没有出息，你可不能学这种坏样子。”后来，父亲对我们说：“干部子弟盲目的优越感，同清朝八旗子弟腐朽的封建思想没有什么不同。你们不能靠父母，还是要靠自己在社会上自立，没有真才实学，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
四、学掏大粪备感自豪
听一些伯伯叔叔讲，父亲历来都把调查研究、联系群众、深入基层当作基本功。所以，无论他做什么工作，都能从实践和群众中汲取力量和智慧，取得开拓性的成绩。
父亲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教育我们。一年夏天，我从哈军工回北京过暑假，本想好好放松一下，可父亲却对我说：“你上了大学，参了军，但并不了解社会，应该利用假期参加一些劳动，接触社会，接触群众，去学一些在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
按照父亲的要求，我约了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义务劳动小组，到时传祥同志所在的清洁队掏大粪。
那时还没有吸粪的设备，全靠人背木制的大粪桶，挨家挨户地去收去掏。没想到背大粪是个技术活，刚开始，几十斤的大木桶怎么从腿上用力把它滑上肩膀又不让粪水洒出来，怎么走路才能不让桶里的污物溅出来落到身上和地上，还真不容易。看到工人们熟练的动作，那种“宁愿一人臭，换得万家香”的服务理念，真让我们大受教育。不管我们走到哪里，居民们一点都不嫌弃，大娘端出茶水给我们喝，大伯递毛巾让我们擦汗，小朋友还搬出小板凳让我们休息。因为我们都穿着军装，老百姓还亲切地问：“你们是解放军，学雷锋吧？”我们感到非常温暖，为人民服务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五、甘当一颗螺丝钉
1963年，大姐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到北京房山琉璃河水泥厂职工子弟中学当老师。下去不久，大姐跑回家来，趴在床上哭鼻子。原来，水泥厂那里很荒凉，房子矮小破旧，学校还不如北京城里的小学大。更让她伤心的是，学校让她改行教语文。另外，当地不文明的生活习惯也叫她受不了。
父亲听了很生气，大声质问：“讲完了？讲了那么多，无非两条嘛：第一，北大毕业生去无名中学教书，屈了才；第二，有知识、讲文明的知识分子看不起愚昧无知的工人！”
大姐刚想申辩，父亲手一举：“不用解释！就算你说的反映了一定的实际情况，那不反过来更加证明那里是多么需要知识，需要教育吗？为什么只想自己的专业，而不想一想工人们的需要？不想一想工人的孩子们的需要呢？我和你妈都是从贫苦的农村出来的，你却看不起劳动人民，这不是忘本是什么？”大家从没见过父亲这样严厉地批评大姐。
之后，大姐穿上朴素的衣服，带着简单的行李回到房山，在水泥厂中学一干就是15年。
父亲的一首长诗《座右铭》中有这样的句子：“有党万事足，无私一身轻。放下臭架子，甘当螺丝钉。行年过半百，壮志有兼程。老马途能识，悬崖奋勇登。”这正是父亲无私无畏、能上能下、胸怀坦荡、赤胆忠心的写照，也是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我们兄弟姐妹都把这首长诗抄在自己的日记本上，也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六、短短遗嘱书写大爱
父亲这一生贡献多，坎坷多。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总有母亲陪伴在身边。
母亲白茜也是陕北人，她入党65年，在世81岁，一生极不平静，但晚年却心平如水，豁达大度。
最让我们感动的是母亲的遗嘱。1999年11月，医院给母亲下了病危通知。二姐在慌忙地寻找母亲照片时，意外地在一个本子里发现了它。遗嘱写道——
亲爱的孩子们、亲人们：
死人是经常的，自然规律，我到那时请你们照办。
一、如患有不治之症绝对不抢救，拖时间，不必浪费国家的医药费用，我少痛苦，你们少看到难受的心情。
二、不发讣告，不开遗体告别会。
三、不写生平回忆之类的东西。
四、遗体献给祖国医学事业，是我对人民的最后贡献。
你们父母是真正的无产者，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你们的成长是自己奋斗来的。今天孩子们工作学习都不错，兄弟姐妹是团结的，你们各自的小家庭生活很不错，对我不错，别人很羡慕，这些对我是很大的安慰，所以我满意地去了。
1989年9月10日
妈妈留
短短222个字，包含了多少内容，又体现了怎样的品格和情操啊！在这位身材不足1米60、体重不过45公斤、存折里只有1.5万元的耄耋老人心里，容纳了多么宽广的天地！这个遗嘱弥足珍贵，这种精神将鼓舞我们一辈子！
【注释】
①贾虹生，贾拓夫同志长子，高级工程师。1967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当过工人、车间主任、机关干部，曾任天津市计算机研究所科长、所长，天津市计算机工业公司党委书记；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兼国内部主任；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常务副总裁兼党委副书记；中国华通物产集团公司副总裁、总裁兼党委书记。2003年退休。
参见网站“神木文化艺术网”：
http://www.smwhys.com/show.asp?id=13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