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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张政泰

张仲林 张春林 供稿  效国 整理
      先父张政泰,神木城关人,一九一七年出生于中医世家。
      十八世纪中叶,我的高祖父张星南就从事中医事业,在神木城内凯歌楼以北开设“万春堂”中药铺,至今已有150余年,历经曾祖、祖父、先父和我辈已五代从医了。解放前,人们提到“万春堂”药铺交口称赞,被誉为济世活人的药铺。在药铺门上端悬挂着患者赠送的“道法内经”、“功同良相”金光闪闪的两面匾额。
      “万春堂”之所以赢得人们信赖,就是它注重医疗道德,注重药品质量。治病不论贫富,一视同仁,尽心竭力。疫病流行时曾为贫民免费送药。经营中草药选料精良,货真价实,长期坚持对草药的炒、煅、蒸、灸、捣、以及应去核、去筋、去心、去皮、去瓤等均按要求严格遵古炮制。对禁忌、禁器、先煎后下、沸水下药等都要对患者仔细叮咛,使药物性能对疾病发挥应有的效能,从而提高治愈率。因此“万春堂”源远流长。先父就是在这样一个中医世家成长起来的。经过亲见亲闻,在上小学的时期就对中医有了一些初步了解,抽空熟读“汤头歌诀”、”药性赋”等中医基本论著。在家庭的影响下,先父学习认真,肯下功夫,十五岁以优良成绩毕业于神木高级小学校,便随父辈开始了他从医的生涯。在长辈的指寻下,他认真阅读了“景岳全书”、“脾胃论”、“全匮要略”、“伤寒论”等医著,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为后来行医打下较好的基础。
      正当先父专心学习、实践中医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了,日寇经常出动飞机轰炸神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曾祖父和祖父相继病逝。沉重的家庭负担落在父亲肩上,他一面经营中医事业,一面受聘于人,以微薄的收入维系一家数口人的生计。
      全国解放以后,局势安定,百业待兴。在党的中医政策指引下,在县党政领导的关怀和群众的支持下,先父继承祖业,重振门庭,“万春堂”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药铺恢复以后,他总结祖上经营之道,认真贯彻中医政策,严格店规,注重医德,药品齐全、质量优良,态度和蔼,经营方式灵活。他要求调剂者必须熟读“寿世保元”与药性四百味及汤头歌诀,因为有的大夫在处方上只写汤头,这就要求调剂熟记组成药位。
      抓药必须全神贯注,不说闲话,铺好纸方,压好药尺,看准戥星,要求从左向右,排列成黑白黄红,距离分明,中间倒粉末,周围倒药片,做到遇子必炒,遇仁必捣。处方配齐,重新核对,包扎完毕再向顾主仔细叮咛注意事项,如先煎后下,服药禁忌等。
      对往来顾主可以赊销,缓期交款,遇有贫困患者钱不够或者不带钱时,也让把药带走服用,以此宽惠获得众多人们的好评。
      解放初期,人民群众缺医少药,神木城内仅有几家中药铺,几名中医大夫,为了解决群众看病难的问题,先父不管什么时间,只要有人来,他总是及时接待,每天接待患者数十人,不论谁来看病,他都是热情认真的予以医治。有的患者捎个口信,他也尽可能登门为患者治病。当时有这样一句话,“有病找政泰先生”。
      解放后先父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思想开朗,努力工作,嬴得人们的爱戴。一九五三年,县上召开第一次人代会,他当选为县人民代表。一九五六年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公私合营,被吸收为国家工作人员,分配到国营药店工作。他深感没有一定的医学理论是难以胜任的。经县上批准,一九五八年到陕西省中医进修学校学习,苦学一年,期满毕业。一九八〇年获得“名老中医”荣誉称号。先后在神木城关医院、神木县医院、神木县中医院任职。曾荣任历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榆林地区中医协会理事、神木县卫生协会副主席。一九八四年任神木县政协副主席。
      在数十年的从医生涯中,先父认真学习中医理论,广采博览,汲取古人的经验,又借鉴今人的成果,结合时令变化、患者不同的体质,对症下药。他专长内科。他认为胃之病多因“饥饱失常,劳倦过度,久病脾胃觉伤所致”,因而他在选方用药上,坚持药性平和,注重固护胃气,升发脾胃之阳,理顺其升生之性。六十年代后期,先父接待胃、十二指肠溃疡、胃下垂患者上百例,不少患者脸色蜡黄,手捂着胃院部来诉说“心口疼”之苦。对这类病有人给予疏肝理气,活血化瘀之药,均效果不佳。他认为使用温燥破气之品,使中气耗损,运化失取,湿因中焦,气机升降失司,所以形成本虚标实。对待这种疾病,他多采用升阳益胃汤,见效以后再以补中益气汤善后,疗效颇佳。
      先父在临床实践中,注重辩证施治,不拘泥于某方某法。一九七七年,某机关一青年患阳萎早泄症,婚后数年不育,虽经治疗,用过金匮补肾之药而未愈。经先父反复检查,他发现患者神疲力乏,腰膝酸痛,纳少便溏,舌淡脉弱,乃脾肾两虚。既要补肾,也要补脾胃,方能固本,随投以补中益气汤加杜仲、寄生、益智仁、山药、枳实等,连服数剂身体康复,一年后得悉,这个青年已生一子。
      在医治诸多肝病患者的例证中,他认为肝病必及脾脏,所以治肝先要治脾〈包括胃〉,肝气郁结,脾虚挟湿,故要运用舒肝理气,健脾利湿的基本法则。他说肝炎即是湿浊,必须从大小便中肃清,病毒从大小便中排除,胃口就会增加。六十年代,他为一黄胆肝炎患者施以防风通圣散时,其中每剂大黄不少于15g,连服数剂,黄胆消退,食欲增加,月余后症状消失。
      先父在临床实践中强调整体观念,不限于病灶本身。八十年代,城内一患者背痛多时,虽经针灸、外敷均未见效。先父诊断后,发现患者体态丰腴,消化正常,而呼吸短促,肢体倦息,这就联想到“怪病多责之于痰”的观点,随投以化痰通终的药物,数剂后症状完全消失。他在临床上注重整体观念,收到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的效果,受到当时名医白秀山、张明智等同仁的称道。不少青少年学员慕名而来,先父满腔热忱,循循善诱,以严谨的培训方法和认真帮教的态度为我县培训了不少中医人才,有的现已成为县上的名医。
      先父从医数十年老幼皆知,他的书法艺术在县内外也颇有影响。
      他在孩童时期就酷爱书法,长大后挥毫成癖。从五十年代起,他白天上班,晚上写字,患者来了看病,走后练字,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临摹了王羲之“兰亭序”“狂草千字文”颜、柳、欧、赵等名家名帖,墨海求珠,宗法欧体。节假日,别人可以放松一下,可是他不是埋头练字,就是和书法界同仁一起虚心求教。
      先父在临摹名家碑贴中,注意探求名家用笔、骨法神韵,博采众长,取宏用精,很注意在欧体中探求风骨,取其浑厚,逐步形成自已的风格和神韵。
      功夫不负有心人,进入六十年代以来,先父为县内外机关、团体、个人写了不少的字,他的墨迹遍及我县城乡。如“凯歌楼”、“凯歌楼碑记”等墨迹秀润而挺拔,给人以美的感受。先父离开我们已数年了,但他的高尚医德、精湛的医术,谦虛谨慎、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继承的。
 

神木文史资料  第5辑 第71--78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神木县委员会文史文教卫生委员会
1993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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