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焕明
梁鋐
梁鋐，字子远，号仲琳，三原县人，清顺治8年(公元1651)进士。初在京任职庶常。遇事直陈得失，不避贵戚，乃出任湖口令。县当江、湖(长江、鄱阳湖)之冲，商旅云集，显宦大吏时有过往。旧例征有酒礼常规银万余两，名义上是人民供应上官及显宦者，梁鋐至则立令停止征用。谓： “常规银非王章，何为规；事不经，何为常。吾不忍以民脂媚人，应即革去”。并特在衙前设锣，署门榜日：“不平则鸣”!有人击锣梁则立即审理，扶弱抑强，豪强敛迹，湖口大治。任满调任京职，掌兵科军政。向例公候、提镇官员每年要向掌军政者送规礼，鋐至一律令禁。而公候提镇仍有以规礼名义相馈赠者，梁对之既麾其物并责其人，从此弊绝风情，无人敢以私情谒求。寻晋职少司农。计前后担任京官三十载，犹租屋居住。有劝其购置田宅者，梁鈜对日： “以清白吏贻子孙，乃垂福万年之事耳”!故京中人们称该为“都下穷官而不名”。
温纯
温纯(1539一1607)字希文，三原县人。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历任知县、巡抚、吏、工部尚书等职。史称其立朝刚正，为有明一代名臣。他的往迹轶事，至今流传民间，尚为故乡人们啧啧乐道。
万历年间，温纯出任两浙巡抚，时浙省兵灾之后，加之官贪吏恶，人民十室九空。他先从自身做起，一切从俭，每日饭食仅及中人，以风励下属。在公务上，一夫一马不轻用邮传，尽力减轻人民负担。著《齐民要书》，惩恶吏、奖忠义、褒廉孝、劝耕读，力扼佛堂寺庙建造之风，史称：纯施治不久，民得复苏。又以团操军聚居会城，与民杂居，不时侵害群众，昔日大吏欲出之而畏其生变不敢动，军兵益横暴!温纯查明实情后，立令其移营汛地，为当地人民除了一害。群情欢呼，称温真是民之父母。
明神宗时，因父丧归里。温纯守制期满，召为左都御史。目睹当时催收矿税的阉宦，越权欺压县官和盘剥百姓。温纯回京后，即以亲见的恶阉们的种种罪行，奏请罢矿税、惩阉宦，奏疏几十四上，均被留中不报。纯遂向朝中各大臣倡议，一齐伏阚泣请。神宗大怒，问：“谁是倡导者”?纯对日：“都御史臣纯，为社稷生灵计，不敢爱死”。帝拂袖回宫，温亦以忤旨归里。
温纯回乡后，看见分隔南北两城的清浴河木桥，又被冲毁。过往行人涉水艰难。温谋于乡父老，必修石桥乃可一劳永逸，然需银上万两。温纯乃系一清官，怎能一下拿出这许多钱，乃将历年家中积蓄一千多两作为倡导，又动员邑中富户、地方监司守令各捐助若干，温回朝任职后，又陆续拿出银数千两。这样用了十二年多的时间，修筑成一座雄伟壮观的三原龙桥。会稽诗人章世法咏龙桥诗中称： “温公昔植千春基，万两虽尽一桥立。长虹远接长天涯，不畏桃花春水急。”
温又为了振兴故里文化事业，见原有学宫已圮塌不堪，遂即出资从事修葺，并建成尊经阁一座，阁建成后，将家中收藏的书籍尽置阁中，又嘱托陕省巡抚、藩司各官员捐献所藏典籍，邑中先贤雒昂家中富有善本书籍甚多，温亲自劝说，亦尽数移置阁中。这在当时可说是藏书较多，名籍较富的图书阁馆。诚如温纯在题新筑尊经阁一诗中所咏：“满架缥缃(指书卷)过二酉，重看文献在西京”。
明史载： “纯清白奉公，五主南北考察。澄汰悉当，肃百僚，振风纪，允称名臣”。他一生中将所得俸金，为了创建地方公益事业，不遗余力，而居家力主节俭，自奉甚薄。据韩诗撰《二园记》载： “二园先生(温纯)仕世(世宗)、穆(穆宗)、神(神宗)三帝，余尝访所为二园者，则郭西一寻丈地耳。一亭，补路亭；旁竹数丛，老柏二行，如斯而止。身仕三朝，而家无余积，君服其恭，民戴其德，虽处二园之中，未尝一日忘天下也”。
李宏耘
李宏耘字元文，三原县人。清顺治戊子科恩贡，初任永州别驾，时属清初，军书旁午。为应军需，他皆亲自调度，在适当供应军事需求的前提下，尽量减轻和平衡了民力的负担，为人民所爱戴。遂以贤能称职，调任桂阳知州。离永时，据李二曲《桂阳守意叟李公传》一文述称：“永州人士卧辕下，不忍弃舍去”。这时桂阳大兵之后，民生凋瘵。友人劝李藉此请另守一州，宏耘正色日：“桂阳诚贫瘠。若为行吾志，独非济人利物之机乎!"遂欣然就道。至则以劳来安辑为施政第一义。痛裁各种扰民弊规，革除一切冗费。力求做到简政安民，又为召回外流桂人，决定暂缓催科，并奖励开荒归己。在公务及自奉上一切从俭，并严加查禁下属役胥们的侵渔。抚治不久，桂人逐渐安生。然而上宪催科檄文却接踵而来，宏耘亲赴民间察看，确属无力缴纳。自叹：“事势至此，我怎能以万民命来保一官职”。仍对上宪详文析述人民艰难困苦的实状，恳求宽免征科。结果以“催科政拙”免职!据李二曲《桂阳守悫叟李公传》称： “桂人多方吁留之不可获。去之日，攀号流涕，有徒步送数百里者。树去思碑于衢道之冲，随专录诸善政载州志。公两袖清风而归，萧然自得，毫无抑郁不平之色”。
参见《三原文史资料》第7辑第102—106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三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0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