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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只有三十八个年头，在历史的长河里是短暂的。教育是随着政局而兴衰，民国初年政局动荡，教育事业停滞不前，后因日寇入侵，地方负担过重，损失更大，勉县是全国一小部份，由于地处山区，交通闭塞，天灾人祸。纷至沓来，文化教育事业，更加落后。就个人所知略述梗概。
      教育机构与人事：民国初年，主持教育的机构是劝学所，首任所长虞孺慕（清举人，书院山长），学品兼优，德高望重。后因年老辞退，由贾资仁继任，民国十（1921）年改为教育局，第一任局长方锡德（方鉴堂）。迨后历经更动，严乐群、董纯甫、马炳琳（马文叔）、李藻芬（李清溪）相继任局长。民国二十一（1932）年，省令机构紧缩，县政府裁教育局只设教育助理员一人，秉承县长意志，主管教育。第一任助理员系原教育局督学付玉（付心如），二任邓显毅（邓性初），是大学毕业生，但为时很短。第三任陈焕章（陈子文）。在陈任中又废除助理员制，改设教育科，陈改任教育科长。至民国二十六（1937）年，勉县旅汉同学，不满陈的教育主张，出宣言攻击，陈受冲击后，自动下台，科长由向朝佐（向甫澄）接任。民国三十三（1944）年，向被县府避选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陈焕章再次出任教育科长，至民国三十五（1946）年陈因病辞退，乃由张翰任教育科长，勉县解放前一月多，张因病住院督学姜振才代教育科长职务至1949年12月2日。
      地方教有实施的政策法令，必须联系各个时期的不同规章制度办理。民国初年中央教育总长黄炎培，废除清代封建统制文化教育措施，推行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教育宗旨。在学制方面，规定大、中小三个教育级层，小学教育，实施高、初两等制，这一制度，直至北伐胜利前夕。
      北伐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第一任教育部长朱家骅，召开了全国教育行政会议，制定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又制定教育实施方针和课程标准。重新规划了学制，小学为六年，小学分完全小学和初级小学。推行普及教育，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在这一政策推动下，我县把原有高等小学都改为完全小学，且又新成立了二、三十所官办和公立初级小学。民国二十一（1932）年后，第四小学，武侯第一女小、黄沙启明女小先后成立。二十五（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二次合作团结一致抵抗外侮，力谋复兴，尔时中央教育部长朱家骅下台，王世杰继任，实行政教合一，推行义务教育，凡六足岁学龄儿童，无论男女，都得受四年义务教育，不上学者予以强迫。成年文盲，得受民众补习教育，学制仍旧。至民国三十（1941）年，王世杰下台，随着新县制的实行，陈立夫又任教育部长，推行国教民育制，名目虽异而学制则同。在政教合一方针下，要达到每保有保学，每乡有中心学校，全县一百多所保学，乡镇中心学校和私立小学共二十余所，并成立了勉县初级中学，及东北五十三军留守处私立仁山中学，省立汉师勉县分校。
      勉县小学教育的发展：民国初年废科举制，兴办学校，我县把原沔阳书院，改为勉县高等小学堂。民国十二（1923）年，在旧州铺又成立勉县第二高等小学堂；民国十五（1926）年在黄沙镇成立第三高等小学堂；民国二十一（1932）年，菜园镇（即今县治）成立第四小学校（初成立时为第二女小）；民国二十五（1936）年后，因政教合一法令规定元墩乡在王家湾，新铺乡在菜坝街，定军乡在金寨，黄龙乡在弥陀寺，温泉乡在晏家湾，茶店乡在大寨子，卓笔乡在驿坝，阜川乡在陈家湾都成立了中心小学。至此除沮源、米仓、陈仓三乡外，乡乡都有中心学校嗣后，有些乡又成立了中心学校分校，（名虽分校行政独立）如铎水乡冯家庄，黄龙乡同沟寺，定军乡沈寨，温泉乡刘家山，元墩乡杨家山，新铺乡青羊驿都成立了完小分校。旧有四个小学，也改为中心学校，新旧一共十八个中心学校，均系县办。连同勉中附小，私立力行小学、复善小学、仁山小学、公立黄沙启明女小，共计小学廿四校。
      我县向无中学，抗战期间，山西省教师服务团，来县开办勉县中学，后交地方接管，县长王慕曾兼任校长，校址用老城城隍庙，实在破烂不堪，遂筹资新建校舍于县城北天荡山下，且修了一条九公尺宽的中学路，与川陕公路相交，路旁全植杨柳，奠定我县中等教育的基础；并在勉中开办简师班，成立附属小学和幼稚园，供师范班学生实习。私立仁山中学，后随军入川，勉县学生由勉中接收。汉师原在汉中，抗日战争中因受敌机空袭威胁，奉令疏散，迁至褒城打钟寺，胜利之后，省方意见迁至勉县，后因某些原因未果，乃建师范分校于武侯祠，主任白濯江，毕业一班，勉县即获解放。
      小学修业时间、课程与教学：两等学制之时，学生修业期限高等小学初为四年后改为三年，初等先定六年，后改为五年。高等小学课程：国文算学格致、（后改为理科，最后又改名自然课）。历史地理体操、唱歌图画手工；初等，仍然同于私塾，读《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当时虽有《共和国文》、算学课本，但不易购买。教学方式：采取“注入式”，老师讲学生听普及小学教育时完小为六年制，即高级二年，初级四年，部颁音乐、体育、美术、劳作。初级：国语、算术、常识、音乐、体育、美术、劳作。教学法改为“启发式”和自学辅导。推行义务教育时，（民国二十五年）学制仍旧，课程，高年级增添了“公民”，低年级则将音乐、体育并为“唱游”。教学方式：高年级仍用自学辅导，低年级重在“启发式”，中年级（三、四年级）二者兼用。各校组织教学研究会，随时改进推行国民教育时，学制课程仍旧，教学方式也未变更。
      经费筹措与教师待遇：教育经费的筹措与开支，划分中央、省、县三级，大学教育由中央负担，中学由省负担，小学由县负担。抗日战争前小学教师，每月工资二十元，尚能温饱，抗战期间物价上涨法币贬值，中央与省级，随时调整增补，尚能糊口应付，县级一年一次预算，上报核定总得三月、五月，有一年到十月预算才核回，教师工资月月积欠不发，当时处于艰难的抗战最后关头，蒋介石号召“抗战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战”，“忍饥受寒，共赴国难争取最后胜利”；县长王慕曾发出“后方不干前方干”的威胁言语，致使教师回家吃饭回家拿粮，亦得坚守岗位，从不懈怠。同时保甲人员还以拉兵派工役等手段逼着教师干。实行新县制后，蒋介石兼任四川省主席，视导了一个保国民学校，询问教师生活后，他才知道小学教师，工作艰苦，待遇低薄，令教育部颁行教师待遇规程，发给补助粮（稻谷）每月一市石伍市斗，教师免服兵役、工役，调整工资后，指示月月兑现，实际在地方仍属名至而实不惠。物价上涨，年头预算一元，年尾只当一角用，仅靠所给口粮维持。
      对学校的视导与考核：视导与考核历来都有设施，民初教育局设有督学二人，曹化霖、郭维寿，随时检查学生成绩，听教师讲课。县府设教育科时，全县分三个视导区，沔阳、黄龙、铎水、陈仓、米仓五乡镇为第一区，由一个督学负责；温泉定军、元墩、阜川、卓笔为第二区，一个督学负责；武侯、新铺、茶店、沮源为第三区，一个督学负责。每学区或一年督学轮流巡回视导、检查学校行政，检阅学生成绩观察教学情况，全班抽考，个别询问，汇报县府教育科，予以奖惩。督学人选，初为秦星端、王化初、虞毅，继为姜振才、张文锦、李梃，李恒泰，至勉县解放时止。
      童子军：勉县童子军倡起时在民国三十（1941）年左右，县府初派尹克宽赴省受训，回县后，任全县童子军指导员兼沔阳镇中心学校童军团长，继而又选送刘文甫、蒋元吉、陶校赴省受训，回县后又发展武侯、沔阳镇、旧州三个学校，成立童子军团，中国童子军总会发给团旗及团的番号。其它各校，有编制无正式团的组织，只在教师中指定一人兼任教练员，接受县童军指导员的指示，训练学生。凡有童子军编制各校，正式课中，列有童军课。
      教师服务团：抗战初期，沦陷区之中小学救师，不甘作日本侵略者的“顺民”，纷纷逃离家乡，成立教师服务团来后方为教育服务。来勉县的服务团：有山西服务团、山东服务团、河南服务团、江苏服务团，分赴各校支援教学；山西中学教师，又在武侯乡城隍庙，创办勉县中学，开勉县中等教育之门。后因物价上涨待遇低薄无法维持生活，各教师改业谋生。一部分服务团员各找门路，离开了勉县。
      解放前勉县教育，各个不同时期都能迎头赶上邻县，不前进，也没落人后。当时勉县教育的一个特点，就是教育行政权和学校行政权多操于师范生之手，师范生受到专业教育，以办好地方教育为已任。有些县教育行政权操于地方新老士绅之手，师范毕业生仅立于辅助地位，不能发挥其效能。勉县教育人员要求进步心切，正义感浓，对地方以权谋私、贪污欺民者不避亲疏，挺身而出，作无情斗争。如当时勉县财委会主任委员李逢时，因贪污建修仓台堡机场民工工资事。就由全体教师出面检举控告，直至李被法办。抗战时期，在经费极端困难下，全体教育工作者忍饥受寒，坚持岗位，从不懈怠，以百年树人诲人不倦精神，尽到了争取抗日最后胜利的一份力量!
      补记：文化事业全国性的由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省教育厅社教科负责，勉县当时设民教馆兼办社会教育文化事宜（早期还有图书馆），馆长初为陈焕章，后为郭祎暹。每逢节日出标语，贴漫画，办民众夜校，辅导民间文艺，举办书画展览，及地方文化事业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