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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我们的父亲——庄武

庄东明 庄启明  
庄东哲 庄启文
      先父庄武,字希安,七十四岁时(1957年)离开了我们,算来已二十五年了。今年是父亲的百年生日,县志办和政协勉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要我们为父亲写点史料,我们也早想写点什么。苦于为革命奔波大半生的父亲,到我们初省人事的时候,他巳年逾花甲,进入晚年了。我们只能从他身上看到的和从父亲与母亲口里讲到的写点关于父亲的史略和为人,很为惋惜!
      清末,内忧外患,国难深重。先父早年赴日本求学,为寻求富民强国之道。先学医,原想洗雪“东亚病夫”之耻;后学政法,试图变法以强我中华。先后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和政法大学。当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兴中会鼓吹革命时,父亲即追随中山先生为兴中会会员。后又加入了经中山先生改组的同盟会。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的准备工作,往来于日本、上海武昌之间,为革命输送军火。在革命的重要时刻,父亲总是站在战斗的前列:以敢死队员的身份参加了武昌起义;再后,又以北伐第21军军部作战参谋的名义参加了北伐;以讨袁世凯联络官的资格,四处奔走,发动讨伐袁世凯称帝的斗争。其间,两次至陕回沔,组织同盟会,发展会员。民国元年(1912年)旧历七月,至城固县组织同盟会,加盟的士绅及教职员和学生有卢润瀛、赵可权、李呈材、付岩、李渭川、张永宣、朱冠英、付瀛、刘鹏程、杨韵春及在汉中参加的高杞等。
      先父的这段履历,想先辈同仁早有记述,不敢多费笔墨。这里,只就蒋介石背叛中山先生主张后,父亲告老还乡,隐居林下前后的言传身教,笔记点滴,以作悼念。

(一)在南京

谒中山陵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父亲以元老资格在南京政府监察院审计部供职。这是个闲缺一一蒋介石把一批辛亥元老闲置在这里,以于右任为“元老之首”,冠以监察院长的头衔,徒具虚名。母亲和我们被安置在南京东八府塘左宫保府第一个小院内。同院住着姚××伯伯。听父亲说姚伯伯是位布尔维克式的社会活动家,他和父亲极为亲密;对门,住着城固的龙文伯伯,略阳的刘茨枫伯伯,还有四川的王×伯伯,大家很亲近,常来常往。每到礼拜天,同去看望住在远处洪武门的老乡和朋友傅鹤峰、安汉、白皜如伯伯。大家或同步玄武湖、清凉山之胜景,或共谒雨花台、莫愁湖之灵台,指点江山之残缺,慨叹蒋介石之逆施。
      一天清晨,父亲喊我们快点起床,他对母亲说:“岁岁清明,今又清明,人亡陵存,国将不‘国’,去给孙先生坟上撒把土吧!”于是,母亲抱着弟弟,父亲挂着皮包拉着我和启明,同往中山陵晋谒。
      因为去时尚早,加之细雨纷纷,陵园内游人无几,格外寂静肃穆。父亲领着我们走向中山先生之陵墓”的纪念碑下,一字跪着,从皮包内取出白酒、酒杯和一包细土,恭敬地端着斟满的酒杯,声泪俱下地说:“先生一去主张全非,愿在天之灵,唤我民众继先生之遗志,完成革命之大业。学生幸甚,先生安息!”接看,父亲把盛入白酒的细土撒向陵墓…
      归途中,父亲心绪万千,时而低吟《正气歌》,时而讴歌《满江红》,悲壮音容,至今不忘!
悼鲁迅先生
      父亲除去上班,经常外出,来去倥偬,不告家人。一天晚上,已是午夜时分才匆匆回到家里,庄重的告诉母亲:“明早四点,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个重要的集会。”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凌晨四时,我们家五人坐着一辆小车,在漆黑的雨夜里急驶,下了车才知道是到了南京路万国殡仪馆,参加鲁迅先生的公葬典礼。时辰虽早,却已是人群如流。数不清的花圈,数不清的统帐;一面面庄重严肃的面庞,一队队来来往往的人群顶着细雨,踏着泥泞,伴着哭泣声。
      鲁迅一一这个伟大的名字,父亲常对我们说过。当时,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去悼念他呢?
为宋庆齡做生日
      听母亲说,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本来常住上海,因厌恶其妹宋美龄和蒋介石,谢绝其姊妹间的种种往来,一心一意为完成孙先生之未竞事业而奋斗:写申明,为国民申张正义,发激文,责蒋介石之逆施,保护进步力量,赞助共产党抗日,弄得蔣介石既恼火又害怕,无计可施特授意宋美龄亲往上海以同胞之情苦苦相求,迎至南京,企图困之于深宫,杜绝外交,免与国事!
      宋庆龄在南京,时逢四十岁生日,众位辛亥元老极为主张为她办生日,蒋介石欲罢不能,只好顺水推舟在原总统府设国宴为其祝寿。父亲应邀领着母亲和我们一同参加祝寿活动。席间于右任祝词,众元老频频举杯致意,宋庆龄侃侃而谈。其大意是:“妹妹关我在这里,难得大家为我做生日,当之有愧!先生尸胃未寒,主义已非,‘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元老们珍重吧!”说得蒋介石愠怒、宋美龄脸红,众元老默默无声,父亲流下了眼泪。
给马相伯祝寿
      一日,父亲愉快地对妈妈和我们说:“今天,是马相伯老翁的九十寿诞,我们都去祝寿。这不是因为他是日本昭和首相伊藤博文的同学,而是因为他是震旦、复旦两个大学的创始人,为中国人办了大好事。”以前,父亲带我们到马老家去过两次。老人慈祥风趣,爱逗孩子,我们很爱他。今天听说要去给他祝寿我们高兴极了!可惜忽然下起大雨,只得由父亲单独去了。
      很晚了,父亲才回到家里。他把手中的皮包递给母亲说:“这是相伯老翁赠给我的纪念,好好珍存。”母亲从皮包内取出一付相伯老翁亲笔书写有“高尚”二字的中堂,一个花样辉煌的磁碗和一双洁白的象牙筷子。
      可惜,这份珍贵的纪念品连同中山先生赠给父亲的一个金碗,均毁于乱世之中,金碗没于民国十九年李刚武之乱,相伯老翁所赠的纪念品则失于“文革”时期。
赴“八一三”事变
      民国二十六年上海“八·一三”事变,日寇飞机狂轰滥炸,上海吃紧,南京惶惶,国人震惊,同仇敌忾,纷纷声讨!
      这些天,父亲和姚伯伯东奔西走行踪不定。一天早上,父亲给我们买回了很多粮食。他对母亲说:“国难当头,日寇打到上海来了,姓蒋的明管暗捣乱,我要随部慰问到上海去。半个月后如果我不回来,你可先带着孩子回老家去!”母亲流着眼泪送走了父亲。那些日子,母亲和我们提心吊胆,盼望着父亲的平安归来。
      十多天后,上海战役胜利了,父亲也愉快地回到南京。他向监察院提出了“停薪留职”的报告。在待准期间,姚伯伯和父亲商量,决定送我们和白皜如的家眷先离开南京。
      于是,在南京政府凄厉的警报声中,从日本强盗疯狂的飞机肚皮下,我们逃出了南京城,渡江到浦口上火车离开了父亲。

(二)在回勉途中

徐州换车
      离开父亲的第二天,我们到了徐州。车站很杂乱,天又下着大雨,在一家商店的窗户下,母亲抱着弟弟,我们兄妹守着行李,正在忧虑万状时,来了一位先生模样的人。这位先生看了左右无人后才对母亲说:“我是受庄先生委托,特地来照料你们的。”于是,在他的照料下,我们换了车并同车到了西安。这位先生把我们安置在西安南院门大车巷的安阳公寓后就走了。
      住了几日,父亲和白澔如伯伯才赶到西安还告诉我们:南京同乡都回到了西安。
公寓被抄
      在安阳公寓,不知父亲忙些什么,早出晚归,一住又是十多天。连日霖雨,街上一片恐惧。一天早晨,天刚麻麻亮,父亲刚出走,安阳公寓突然闯进了一队宪兵,不由分说把我们和白皜如家象翻了个底似的查抄了一番,连一针一线都不放过,一直翻腾到晚上才离去。幸好父亲的一些马列主义进步书籍离京时,怕旱路检查严,才从水路运到安康,不然就危险多了。父亲回来,气忿地说:“半壁江山沦于敌手,龟儿子们不去打鬼子,却在这里逞凶!
      第二天,许多伯伯都来看望父亲,彼此相见,怨言不断,一同去找新上任的城防司令董剑抗议!据说,因为“元老情面”,才当面道了歉,并派了专车把母亲和我们先送回汉中外祖母康家花园。而运到安康的许多书籍,也未能取得!

(三)在元山子老家

      不久,父亲和同乡的伯伯们先后回到了汉中。当地留他们在汉中各个中学任教,父亲被留在女子师范。不到一年,汉中亦遭日机轰炸学校停课,人心惶惶!父亲领着我们回到了倚山面水的元山子老家。
      父亲经常愤愤地说:“我是被日寇的飞机加老蒋的刺刀撵回老家的!”
裁花抒怀
      回到老家,我们住进了大伯伯为我们建造的亭式草屋里。草亭很别致,有日本亭台风貌,后面是个庭院,相偎于左邻右舍,到也鸡犬相闻;前面是个花园,桃红竹翠,却似“秦人旧舍”。父亲很爱它,一有空便拿着花锄和一把从日本带回的配有三十六个部件的刀子,移花接木,忙个不了。
      在父亲的精心栽培下,花园里春桃、夏榴、秋菊、冬梅飘香四时;牡丹、海棠、金桂、红梅相继成辉。兰草、水仙成径;芍药、木香传幽。虽非“蓼汀花淑”,却也自然图画。
      父亲爱梅:爱红梅,更爱绿梅——色更高洁。花园中央,两树绿梅,直径盈尺,自然从左右两个花台上盘曲而起,技叶交颈覆盖,俨然洞天花扉。且,枝繁叶茂,扑前抢后。岁寒新春,繁萼朵朵,雪花片片,千姿百态,一派独特景象!
      父亲不仅爱梅,尤爱荷花,从下面一首爱吟诗中,足见其不慕当世而洁行的志趣。
羞看吻霜菊,耻对迎雪梅;  
笑我华发生,倾心藕塘蕾。  
 
行医为乐
      父亲爱栽花,更爱行医。旧社会那个惨痛的年月里,山间乡里父老姐妹们一遇病魔缠身,一难求医,二无钱抓药,贫病交集,苦不堪言。为稍拯村人于水火,父亲行医乡里,以乐晚年。
      父亲用药有素,深为患者经济着想,力求钱少治大病;又特别注重“时应症治”,所以稳且速效,乡人广为传颂!问病者日多,求医者络绎不绝。乡亲们称颂道:“简单几味不值钱的药,就能免灾脱难,起死回生,真是我们的活菩萨。”有一次,一位妇女因家庭吵闹而上吊,父亲听到呼救即带药赶到,让其家人将人解下,盘膝而坐,把药从鼻孔吹入,再将公鸡血灌入耳鼻内,上吊妇人慢慢苏醒,得以复活。
      当时,被认为不治之症的阴寒症、肺结核患者,经父亲精心调理,痊愈者今尚健在。
      一块因开药方而磨墨下陷寸许的石砚,记载着父亲治病救人花去的点点心血。正是这样,父亲常以“治病救人,乐在其中”而自慰。
      父亲以行医为乐,虽家道清贫,仅靠薄产维生,而从不收患者分文。

几次出山
      晚年的父亲,隐居乡里,以行医为乐,厌恶政事。那时的勉县历任县长,恐怕是为了俯就民意,装簧门面,往往两次三番亲临草屋请父亲出山,给个空空头衔,落个顺水人情。出于无奈,于1940-1948年,父亲也曾出过几次“山”,当过几次“官”。
      民国二十八年,县长付启楷两次亲临敦请父亲当了勉县振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振济抗日沦陷区逃难到勉县的难民。一次,父亲领着我们到难民住地边寨子等处的祠堂庙宇去看望难民。难民们给我们烧茶,留我们吃饭。父亲问及生活,难民们说:“大家把从振济委员会领到的粮食菜金凑在一起,由女人们出去找些野菜,可以充饥了。”父亲建议他们:“能否打打短工或做点小买卖,再由振济委员会给点添补,大家吃饱点。”他们很高兴。于是,勉强解决了难民们的饥寒问题。后来父亲又兼任了戒烟委员会主任委员。
      父亲担任了这两个空头职务,从不领取薪俸或任何报酬。
      一次,有个名叫张建三的委员,拿了很多钱,说是给父亲的薪俸,父亲辞谢了。张又两次送钱,遭到父亲的拒绝。张说:“这是正份钱,如不收下,我也交不了差。”父亲生气地说:“什么‘正份’不‘正份’,事情办不好,还要拿薪俸,我又怎向民众交差!请走吧,再不必来了。”张走后,父亲咐嘱母亲:“这些肮脏钱,坚决不能收,不要玷污了我一世清白!”
      王慕曾弄权时代,于右任过勉,群僚趋炎附势,争先恐后,盛极一时。王恭请于到八卦中学(今勉二中)为学校题名,给学生训话。于曾问及父亲,邀与相见。父亲坚辞不见。并对大姐丈说:“于难舍‘元老之首’,而今国事日下,见之何益?”自父亲由南京回来一直到抗战结束前,常常有重庆方面一些老朋友来信邀请继续任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但父亲都拒绝了,有的连信也没有复过。
      于走后,王两次到元山,一再请父亲任勉中副校长(王自兼校长)。均非情慝,只挂名,不视事。
      汤怡执政时期,三番两次请父亲当“五渠寺机场”名誉监委,父亲坚辞不受。工程结束后,汤怡派人送了名誉薪俸二百银洋,父亲如数退还并写了回复。不想这笔薪俸被工程处的位姓潘的秘书贪污,汤怡知后,严追其弊,潘托我大姊丈向父亲求情告免,乡人引为趣谈,父亲后又任临时参议会议长。

隐居待时
      就是在父亲“出山”为“官”时期,也常常深居乡里,不理“政”事。他常对母亲说:“老蒋,残暴如殷纣,顽劣似小儿,能长久否?我们隐居乡里,为待时耳!”待什么“时”“解放之时”,他急切地盼着人民的解放啊!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的除夕之夜,吃过团圆饭,我们一家人围坐火盆取暖。除岁的夜晚,死一样的寂静,爆竹声阴阳怪气的响着,姐姐不耐寂寞地哼起了《满江红》,……父亲先是专注地听着,忽而爽朗地命令姐姐:“启明,大声唱给我们听!”弄得姐姐不知所措,父亲却哈哈大笑着说:“还是让我来背诵一首词吧,”接着,父亲朗朗地背诵起来了“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长城……”当时无知的我们,只是呆呆地看着父亲那张慈祥而激动的脸……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的勉县,各处散居着不同番号的国民党部队。游勇四野,鸡犬不宁。一支“青训队”驻进了伯父的院内,这是个国民党的特务队;看押着一些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成天价吹喇叭,画漫画、演歌剧,极尽反共宣传之能事,弄得还算平静的山村处处乌烟瘴气。
      父亲反感极了,只好走亲串友,以避邪气。一日,父亲教我学象棋,“青训队”的军官们跑来围观。棋盘上的围棋已经分晓一一红胜黑负,父亲兴奋地指着棋盘大声地说:“这个棋势正如当今之局势:毛泽东全面胜利,蒋介石节节败退,胜负已成定局,不可收拾!
      围观的军官们想是不便多听,嘴里含糊其词地重复着:“老先生讲得好,讲得好……”怏怏地溜着走了。
      民国三十八年十月,就是一九四九月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驻勉部队纷纷逃往四川,片兵荒马乱!
      一个黎明前的秋夜,正在熟睡的我们一家被一阵急促丽低沉的敲门声惊醒!随着开门的父亲走进屋里的是一个满身湿淋淋的中年人。啊!这不是常教我们说英语学拳脚的袁叔叔吗?“袁叔叔,你……“我们不禁叫出了父亲忙用手式制止了我们,急着拿出了一个小祆,一条夹裤和一件长衫替袁叔叔换去了湿衣,母亲端来了热饭,袁叔叔狼吞虎咽地边吃边和父亲说些什么,又推让着接过父亲递给他的一个包裹,朝我们点点头,匆匆地走了。
      后来,才听母亲说,袁叔叔是位共产党人,被捕后押在“青训总队”(今剧团住地),因为“自首”不“彻底”,那天深夜,两个特务推说要他去毛家堡“团部”问话,过汉江时,他出其不意奋力打倒了两个要杀害他的特务,扑了河,沿江而下到了我家,在父亲的资助下往广元找组织去了!
      解放后,一九五〇年的三月,袁叔叔在返往关中时,还特地到我家看望了父亲。
 
安息吧,敬爱的父亲
      解放了,父亲已是六十有五的老人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下,一九五〇年的三月,人民政府请父亲出来为人民工作,父亲欣然赴职先后担任勉县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常务主任,省人民代表,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兼文教科长等职。父亲每每感慨地说:“我这一辈子东奔西波,算来只有三次真正做人:为推翻千年封建帝制做敢死队战士,其一,为父老乡亲们看病做医生,其二,凭着共产党,做人民的县长一一老了!算个人民的勤务兵吧,这一次最体面!”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父亲因患脑溢血,经政府多方抢救无效,永远离开了我们父亲逝世后,勉县人民政府为他公祭三日,并举行了隆重的公葬仪式,还破格地把父亲的灵枢安葬在名胜古迹——武侯墓之西侧。
      在隆重的公葬仪式上,省委统战部为父亲赠送了一付挽联,其挽词是:
      “追随中山先生革命庄公奔波半生劳苦功高,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先生不遗余力堪为楷模”
      这是党和人民对父亲的一生所给于的爱护和公正的评价,我们衷心感激。缅怀我们敬爱的父亲的过去,展望我们日益强大的祖国的今天和明天。安息吧,敬爱的父亲!
一九八四年 组稿于政协  
 
 
 
参见《勉县文史资料》 第1辑 第9—2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页
陕西省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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