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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翔县的《县志》考之现存志乘，创修于明朝万历中叶的知县李檗在任期间，在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知县王嘉孝、雍正十一年(1733)知县韩镛、乾隆三十二年(1767)知县罗鳌的主持下均有重修。嗣后，嘉庆、道光、光绪三朝虽有续修或重修，均以人事屡变，沧桑迭变，致使这些珍贵文献，荡佚无存。现在我县仅存的只有乾隆三十二年罗鳌所经修的《重修凤翔县志》一部善本，已成“凤毛麟角”，什袭而藏于县文化馆图书室。多年来，读者仅只见到这一版本，因而大家在概念上一提起《凤翔县志》，皆以为乾隆三十二年以后再未编修过。岂不知嘉庆、道光、光绪年间却均有编修，惜乎我县没有存本(考之文献这三部现存上海、北京)供读者参阅罢了。
      郭坚驻凤翔期间，请他的老师——蒲城人尉定候(字正邦)任凤翔知事。尉博学多能，任职后，勤政廉洁，于兵戈扰攘之中，镇定雍容，对学校教育，时加提倡。鉴于凤翔志书失修已久，于1920午春，礼聘我的七祖父郑书香(清举人)为修志局长兼总纂，并聘塔陵人杨思诚(清举入)为分纂、仓巷人徐杰为采访，另聘会计兼缮写一人、勤杂一人，于城内仓巷速爷庙设“凤翔县修志局”，让其修志。卒因人员太少，总纂难于任重，虚与委蛇而已，修志局也就形同虚设了。第二年郭坚死后，凤翔政局飘忽不定，这个修志局也因人心惶惶而关门了之。
      1928年夏，宋哲元消灭了盘据凤翔达四年之久的党毓琨。凤翔的社会秩序及人民生活皆有所好转。这年冬在地方士绅发起下，得到县知事翟应章的同意，设“凤翔县修志局”于城内当铺巷方姓一院书房内，任命府前巷人李惺(字慎庵、清贡生)为修志局局长，礼聘昭明堡人郑鼎(字定伯，清付榜)为总纂，南乡人杨寅(清贡生)、马家庄人李逢春(宇振初，清秀才)等为分纂，所有采访、缮写、会计、勤杂、灶夫等人员均按编制配备齐全。这次修志，非首次可比，在时局平定、人员齐备、经费充足的条件下，历经三年时间，于1931年冬季“草稿”完成，尚未定稿，总纂郑鼎遽而逝世，加上杨寅先生以避嚣故，从未到职，因而未得定稿。同时，在裁局的过程，档案亦遭损失。所幸在局长李慎庵先生家里还保存了一部清缮成套的《重修凤翔县志草稿》，这部“草稿”在1963年凤翔县政协重修县志时，由李的长孙文朴先生亲交当时的主编王丕卿副主席。在王主修《凤翔县志》时，这部草稿起到了不少参考借鉴作用。可惜的是，这部手抄本于“文化大革命”中散佚，致使幸存而仅有的这部地方志资料竟为失踪。
      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县长李静慈、地方绅士贾宗谊的倡导下，又依省方的规定，成立了“凤翔县文献委员会”，以申都村人严敬(字慎轩，清拔贡)为主任委员，西关人周凤岗为副主任委员，以野狐沟人张维翰(字次屏，清拨贡)、董家河人吴昌(字德符)、南乡人杨寅等5人为委员。以东湖苏公祠为会址，经过一番筹备，直至1936年夏才正式开始修志工作。这次修志与前两次不同的是，只有极短的时日(大约是一个月)是集体在会内办公，以后便各自在家中工作，只是按编辑程序由专人传送稿件而已。更重要的是，未曾接收上次李所修的手抄稿，却是另起楼台。在一次有关教育会议上，由侯俊猷先生的谈话中，得悉至1937年后半期，县志以经费不足，已经停修。未成稿存严先生处。嗣后，抗战日急，军事倥偬，根本就谈不到筹措款项继续修志的事了，这部未成县志底稿遂一直存放于严先生家中。严去世后，其子孙保管欠佳，至1963年王丕卿副主席修志索取此稿时，已成残篇断简，不堪借鉴。现在犹有残缺不齐的几份散稿，存于县政协文史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辛亥革命元老窦应昌先生家居赋闲，士绅界为照顾老前辈的生活，复设“凤翔县修志馆”，地址设于行司巷窦先生家中，请窦应昌先生为馆长兼总纂，其子窦裕庆为会计，每月只领极少的办公费及父子二人薪俸而已，所谓修志，只是空谈罢了。
      综观在民国期间的凤翔四次修志，次不为少，时不见短；或因时局，或因人事，均无所成。究其故，当政者不得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