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凤翔区  >  史料  >  回忆

刘定五先生乃陕西之先贤，当时之名流。一生宁静致远，慎言慎行，自奉俭约，淡泊明志。他终生为民主、抗日和祖国统一而奋斗，坚决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反动，曾做过艰苦的斗争，也冒过风险，受过迫害。他德高望重，受人尊敬。

刘先生是我的前辈，多年来往，多次共事，成了忘年之交。谨回忆二三事，追念先贤：

一、日寇侵占东北之后，又大举侵入华北，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响应党的号召，在北京发动了“一二·九”爱国抗日运动。刘先生在此国难当头，民族危急之际，和当时在北京的陕西同乡吕向晨(解放后任陕西民政厅厅长，当时的地下党人)、张奚若(清华大学教授、解放后任中国对外友协会长)以及陕西在大学求学的爱国青年都坚决主张抗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敦促冀察当局(冯玉祥部下宋哲元等)抗日。由张奚若著文《冀察当局不应以特殊地位自居》在《独立评论》上发表，颇受社会好评，影响很大，但《独立评论》因此雨被反动派查封。地下党人吕向晨促我响应党的号召，化名金戈主办《青年怒吼》刊物，却被反动派加以“反动犯，危害民国罪”而逮捕，惨遭荆讯。刘先生和向晨同志日夜奔走，积极营救，公开呼吁，我才脱险出狱。陕西先贤、辛亥革命元老于右任先生闻刘先生大力营救我出狱，曾对我说：“刘先生乐于助人，善于识人，也忠于友人。”

二、在1933年左右，刘先生为了抗日、民主，曾应李济深等人之邀去南方开会反蒋，归来经南京过蚌埠被特务绑架失踪，后经全国民主力量，特别是冯玉祥公开营救，蒋迫于压力，才释放了刘先生。

周恩来总理为了抗日、统一祖国，曾多次约会刘先生。并在解放初曾当面委之以重任，刘先生慨然应允，并由北京到上海约我襄助。他虽年迈，仍长途跋涉，奔波于国内外，仆仆风尘，为国宣劳。我二人有时朝夕相聚，教我深谋远虑；有时分离，—常有信件来往，他敬事爱国，我深为敬佩。

三、在“双一二”事变时，在北京求学的陕西学生，因汇兑中断，不少人典当糊口，住公寓和民房的学生大都无钱交房租和伙食费，甚或告借无门，行将断炊。刘先生慨然予以借济，并决定成立北京同乡会，收回被地痞、恶徒非法占用陕西会馆的几处房屋，免费给陕籍学生住宿。同乡会成立之日，刘先生被选为会长，我被选为委员之一。为了驱逐非法占会馆房屋之恶徒，刘先生亲自去公安机关交涉。会馆年久失修，无钱修葺，此时适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因公来北京。刘先生在金聚德设宴招待，约吕向晨和我等数人做陪，请杜转告省主席拨款修理会馆房屋，免费供给陕籍学生住宿，减轻学生负担，为陕西培养人才。刘先生当仁不让的事迹，虽已时隔大半个世纪，但每一思及，尤令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