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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①幼家贫，自小即随祖父在田间劳动。性好学，经常带上书本，在田头诵读。及至两位叔父渐长，祖父才送父到私垫念书以至考中秀才。后入凤翔府高等学堂学新学，以成绩优异被选送上海理化专科学校求学时，月发补助银12两，他除膳食外，悉寄回家用。
      在府学任教时，为减少祖父的劳累，父亲曾每晚于自习课下，县城门已关之际，越城墙跑步回家(离县城5里)，铡草担水、饲喂牲口。翌晨返校时，其他教师尚未起床。
      父在三秦公学(西安)任教时，身仅一领长衫，夜晚洗净，第二天又穿上。尽管颜色渐褪，但不失整洁。父在私塾时，除读书外，尚习武练拳，那时就准备要将来出外创一番事业。在我们小的时候，父亲常用自己青少年时这些勤于劳动、刻苦学习的一桩桩往事教育我们，要我们在舒适的环境中，不可整日嬉游，不求长进，虚掷光阴；假若不爱读书，好逸恶劳，将来就要变成一个废人。因此，我们从小就知道，父亲少年时即胸怀大志，并能吃苦耐劳，在艰难中养成了办事认真的品质。每当听后，我们都受感动。
      1912年冬，父被地方选为国会众议员，从此他便由讲坛而步入了政坛。议员薪俸非常优厚。我父母均来自农村，虽居京华，但仍保持着农家生活习惯，故用度不多，大有节储。
      后来袁世凯筹划帝制、张勋复辟、践踏民国、毁弃约法的倒行逆施接踵而来。国会活动时续时断，议员的思想形色不一。这时父亲认清了局势，毅然投入了讨袁、讨张之役。1917年6月，家迁广州，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护法活动。诸如参加军政府进行讨袁，出席1921年4月的非常国会，参与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以对抗北方。此一阶段，父任大元帅府秘书。
      回想起从1917至1922年，我家在广州的5年间，父亲没有正常收入，仍能坚持正义，驰骋政坛，未为家人生活而虑者，多有赖于前时俭约积储之助了。
      1922年6月，皖系倒台，北方声言恢复法统，迎黎元洪复总统之职，旧国会复会。1923年元月，黎命张绍曾组阁，父被任为农商部次长。当时前庭旁院，宾客盈门，很有气派。但我姐弟四人(烈、粤、宁、立)与其他官家子女相比，衣着陈旧，没有娇贵之气，相形见绌，家中生活仍俭朴如故。曹锟早想当总统，不久即驱黎倒张，6月间内阁遂垮。而曹加紧了贿选事宜。此时父亲非常气愤，不愿与贪赃枉法者为伍，家迁天津，进行倒曹。每谈及此，父亲总是说：“做官要为国为民，要主持正义，为了官位或金钱，不顾大节，随波逐流，贻害人民，没有不遭后人唾弃的。”
      1925年8月，父出任陕西省省长。翌年3月，陕督李云龙，由豫西退败西安，吴佩孚部刘镇华率军7万，压境而来。父身为地方文职长官，守城有责，与李虎臣、杨虎城同住公署，共商守城对策。时持日久，粮弹日缺，战局胜负难料，军需供应无着，只有严守职责，苦撑待援。这期间我家仍留居北京。1926年国民二军东进陕西，11月西安围解。父即随冯玉祥部出潼关，进行北伐。在行军期问，官兵一致，西北军一向军饷短缺，均无薪给。
      1928年以东北易帜，6月北伐遂告完成。1931年，北洋军伐割据的局面至此结束。此时全国欢庆，共祝重现民国了。但随之而起的是法西斯的军事独裁。面对日帝魔爪益深入满蒙，进逼东三省。当局避处南京，不予抵抗，而采用重金收买，特务暗杀和军事摧毁等手段，加紧消灭北伐中的友军和共产党人，以达一己独统全国的局面，形势至此，实堪忧虑。父亲当时若顺应大势，投靠独裁的政府，则官必升而禄必丰。然父生于清末，国家民族正处于忧患之中，当时的正义青年，无不欲奋起救国；再则父以一介平民，跻身于议员之列。作为一名议员，追求政治民主乃其天职。故而爱国、民主是父亲从政的动力，何至今日去依附于对外妥协，对内镇压人民的独裁政权呢？
      这时父亲痛恨反民主的倒退政治，抛弃名利地位，凭借他20年来的政治影响，在西北军中，仅以顾问、代表、参赞等名义，奔走于大江南北，和陇海路东西，进行反蒋大联合，谋求一个合理的政权。1931年后，进而作抗日力量的大联合。经过两年的酝酿，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有北方抗日志士参加的以抗日为宗旨的察哈尔民众抗日联盟军，于1933年5月26日，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冯玉祥将军任总司令。联盟军大战察北，出击三月，恢复失地四县，消息传开，全民振奋，大显国威。然当局以自行抗日有罪，即时调集40万大军，并勾结日寇，南北夹击，刚刚兴起的抗日峰火遂遭扑灭。此时父任联盟军的总参赞。
      回观1928年秋至1935年秋这段时间，父为民主政治与民族的存亡，逆权势而上，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席不暇暖，食不甘味，与特务周旋，时处危险之中。这8年里，没有固定收入，乃以各方赠送优等旅费，资助活动。这时父亲生活非常克己：乘三等火车，住小客栈，在路边小摊上吃饭，省下钱用来养家。这一时期，他没有配备秘书，电文、信札均由自己动手，省下秘书的工薪用来养家，在旅途中尚手不释卷地看书。  
      家中由于收入不多，而我姐弟四人陆续地上了学(安、达两弟尚劝)，多出的开支，只好从日用上节省了。记得当时家中吃的是三等面粉、便宜的蔬菜，桌上从无荤腥。我们的穿戴，概由母亲缝制，照应不到，经常衣服有破绽，鞋袜露脚趾的。还记得1932年，家刚由太原迁到北京，我和大弟上小学四年级，又是同班上课，父亲就给我俩买了一套课本共用，可见当时是能省就省的。太原、北京冬天都很冷，我们就是一身棉衣。上学的路上，用一条围巾挡风，而有的同学，则是外套围巾、帽子、手套，各样齐备，我和大弟煞是羡慕。至于父亲在外忙些什么、冒多大风险，我们孩子们是不大懂得的。
      父亲从1925年秋赴陕上任，到1935年秋被扣获释的十年间，一直处于政治的搏斗中，并时遭挫折。偶尔回到家中，面色阴沉，心中不快，也不和孩子们谈笑。一旦看见我们在成堆地玩儿，就申斥：“念书去！”父亲的严肃，使我们很怕他。有时他高声朗读诗文以自娱。高兴时便把我们几个叫到跟前训话：“现在时代发展得很快，男女都平等了，在社会上做事很不容易，没有真才实学是不行的：亲戚朋友谁都靠不住，只能靠自己。你们正是读书的时候，不能荒废了光阴。”有时父亲还说：“我只能一人给你们一张大学文凭，没有财产，前程要你们自已去创。”接着，又讲了些游手好闲的“大家子弟”，进入社会沾染上一身坏毛病，栽了筋斗，成为废人的事例。讲完后总是语重心长地说：“念书去吧。”至今，“念书去”这句亲切而严肃的惯语，给我们留下了对慈父深切的怀念。
      父亲常年在外，但对我们的教育，却无时不挂在心上。父亲从外边回来曾两次为我们请教师，教念《四书》。请拳师、教打拳，讲“勤能补拙，俭以养廉”的道理。回想起我们今日所具有的劳动技能和自重自强、清白做人的规范，都是父亲的耐心教导，是他留给了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父亲自青少午时就受过艰苦的磨炼，在以后的60年中，不论为官为为民，境迁有变，而勤俭的作风未变。父亲一生从不吸烟不喝酒、不饮茶、不讲吃穿，没有任何嗜好。由于^向生话淡泊，勤于动手，及至80高龄，父亲尚且耳聪目明，牙齿洁白完好，步履稳健，饮食起居概由自己料理。
      从政60年来，父亲的政治主张光明磊落，始终如一；为人刚正不阿，见不平，敢于仗义执言；对乡里时怀旧念，以祖父昔日赶大车时行路之艰，总想为家乡能铺路修桥，方便行人，但因自己常不在陕，虽有心而末果，仅辗转托人在家乡八旗屯村修了一座小砖桥。朋友有难，父亲总是设法营救；接济有求者，慷慨解囊，从无吝啬。诸如此类，就不赘述了。
父亲经常看书，习惯于思考大局问题，他的认识遂与时俱进，在与多方人物的接触中，逐渐成为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大举侵占我领土，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赴国难，遂掀起了金民抗战的热潮。父所追求爱国民主的政治局面时已出现，10年反蒋遂告终止。父以古稀高龄，在全国政协里参加我党的各项政治活动。奔波了一生的父亲在党的关怀下享受了一个幸福的晚年。
      父亲的一生经历，就是他的墓志铭。翘首蓝天，白云悠悠。每一忆及父亲不畏强权，艰苦奋斗的一生，就唤起了我们对他老人家的尊敬和怀念。
 
①本文中父亲指刘定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