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凤翔区  >  史料  >  回忆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的伯父刘定五(治洲)已经去世25年了。我在少年时代就曾在他身边生活过一段时间，接受他的教诲；到了青年时代，在他的支持和帮助下，我奔赴延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的爱国热忱、革命精神、正直品格、高尚情操、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路漫漫，长夜难明。在黑暗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军阀混战，革命和反革命，复辟和反复辟、进步与反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伯父从青年时代起，就生活在这大动荡的年月。历史推着他走向旧中国政治斗争的上层，在斗争的大风浪里，他始终站在代表进步势力的一边，向反动的阻碍历史前进的旧势力作顽强的搏斗。早年他留学日本时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1912年，他任国会议员，反对袁世凯称帝；1917年7月，他去广州参加护法国会议员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任军政府大元帅，并任孙中山秘书。1923年反曹锟贿选，迎孙中山北上商定国事。1925年，他任陕西省长，坚守西安8个月，反对军阀吴佩孚，进行北伐革命，从事反蒋抗日活动。1949年冬，周恩来总理派伯父去香港开展工作；1953年由香港返京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
      伯父在参加政治活动过程中，和董必武、林伯渠、冯玉祥、胡景翼、杨虎城、南汉宸、王绍鳌、余心清、张奚若、翁文灏、杨秀峰、张友渔、梁濑溟等知名人士交谊甚厚。

一

      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西安继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和1936年“双十二”运动，抗日救亡活动更广泛更激烈，学生不仅冲出了学校，而且走向农村。我们西安师范宣传队奔赴黄河沿岸韩城、朝邑等地宣传抗日救亡。此时国难当头，实无心于师范念书了。当时的出路就是奔延安、上抗大、参加抗日。但去延安找不到关系，我就决心先去党中央在陕西云阳办的西北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这时候，伯父刚从华北前线回到西安。我去云阳的计划总得向伯父报告一下才好，我想伯父会赞成我的想法。我见了伯父后，就把打算去云阳青训班的想法说了。我向伯父说：“伯伯，我打算西安师范不上了，想去延安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我找不到关系，就先去云阳青年干部训练班，以后再转延安去。”我讲的时候，伯父聚精会神地听，然后稍停了一会，严肃地说：“你有决心去延安学习很好，那里很艰苦，天气很冷，二十多年前我在陕北延长办过石油。”我再次申说决心去延安，找不到关系，只好先去云阳青年干部训练班。这时，伯父很高兴地说延安方面他有几位熟人，说有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周恩来。说林伯渠是他广州北伐大革命时期的熟人。伯父说：“我领你去八路军办事处找林老(伯渠)介绍你直接去延安。”伯父又问了我这时期读书的情况。我指着他书架上的《列宁传》《斯大林传》《大众哲学》和放在桌子上的《毛泽东自传》《解放周刊》，说都看了。我告诉伯父，我还听了彭德怀、冯文彬的讲话。伯父说：“毛泽东先生艰苦卓绝有识有胆，事业一定成功。”第二天清早，伯父领我一同去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出了大门后，我给伯父叫了一辆人力车，请他坐车我跟着跑，开始伯父不同意坐人力车，说坐上人拉的车实在难受，我说路远去晚了，找不到人，伯父才坐上了车，很快就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长吴云甫接见了伯父，吴云甫对伯父很热情，很尊重，告诉伯父说林老(伯渠)有事外出不在西安。伯父指着我说：“这是我的侄子刘安民，他想去延安学习。”吴云甫问了我的情况，我说了我17岁，在西安师范读书，刚从黄河沿岸韩城、朝邑宣传队回来，想去延安“陕公”“抗大”学习。吴云甫对伯父说，现在去延安交通不便，先去云阳青训班学习，交通方便时再去延安。伯父表示同意。吴云甫就给青训班主任冯文彬写了介绍信。伯父领我走时，吴云甫热情送出大门，并对伯父说：“定老有事要办，给个讯，我们即办，不必亲自来跑了。”我随伯父绕公园步行回家的路上，伯父告诉我说历史上重要人物都是经过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这就是孟子说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教育我必须有这样锻炼和修养精神。
      第二天，我把在师范学校的东西整理好放在伯父新城2号 家中，从西安北门外搭车到达云阳青训班。学习结业时，组织上通知我去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并给了介绍信，让我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乘车到延安。我高兴极了，即刻返西安准备冬装、联络车辆。八路军办事处的年达人告诉我说，最近有车去延安，到时电话告诉伯父家中。我和宁人弟同住一个炕上，等候通知。
      我把在青训班学习的情况和去“陕公”的准备向伯父说了。开始，伯父对我突然从云阳回西安有误解，他怀疑我是吃不了苦退却回来的，见面时态度很森严，情绪很不悦，我向他鞠躬问好，他理都不理。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他青训班学习结业了，组织上保送去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八路军办事处过天就有汽车去延安，到时来电话告知。我把去陕北公学学习的介绍信给伯父看了。伯父顿时高兴地连声说：“好！好！”我并告诉伯父在青训班学习了很多知识，在我说到学习了游击战课、政治经济学课、统一战线课时，伯父对我说：“要认真学军事，毛先生(毛泽东)游击战讲得好，用得好，日本鬼子打到陕西，伯伯也上北山打游击去。”伯父还问了我课程听懂的程度和理解情况，我说能听懂，教员都是做群众工作的、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指挥员，讲得深入浅出。张琴秋，长征女干部，讲起课来非常生动通俗；刘瑞龙，长征干部，讲课以实例分析好懂；冯文彬，长征干部，讲起课来生动有力，印象深刻。在我讲这些时，伯父认真地听，非常喜悦地说：“好！好！”他说：“毛先生的办法好，人材多，要好好地学习。”
      两三天后的一个清早，八路军办事处打电话通知，要我立刻赶到，说很快开车，我急忙把行李捆绑好，向伯父伯母行礼辞别，伯父非常高兴地到我住的房子里，看了我准备随身带的行装，给了我20元钱。他一再叮咛，要艰苦奋斗，努力学习。他亲自送我到大门外，又叮咛我要胆大心细，小心谨慎。

二

      1938年4月，我在延安“陕公”十二队结业，组织上送我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1月，学业将结束时，我参加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西北青年代表大会(实际是全国性的，各根据地和统战区都有代表参加)。日本侵略军飞机空袭轰炸延安，我的右肩关节被炸伤，住抗大医院，接受抢救治疗。后来，组织上通知我去西安一边治疗，一边工作。我于1939年4月到西安接受检查治疗，当时西安很混乱，很多医疗设备转移汉中，我没能得到很好的检查和治疗，只知道肩关节骨伤得严重，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我将情况向组织汇报后，省委通知我去凤翔一边养伤，一边工作。我向伯父报告我将去凤翔养伤，伯父亲自和凤翔亲友联系，照顾安排。1939年6月，我回到了离别3年的家乡后，县委王志贤告我以县委成员，开始做地下党的工作。 

三

      1940年2月，伯父回到凤翔八旗屯家中暂住了几天，我和伯父同住一个房子，两人畅谈了很多事情，伯父热情地支持我们党的活动。
      在这期间，我把在云阳“青训班”和延安“陕公”“抗大”的学习情况和延安社会情况以及人物等向伯父说了很多，每次他都喜悦地、认真仔细地听着，当我说到战略战术游击战课时，他总是说毛主席的战略讲得好，论持久战得的好，应该很好地理解。他说：“这个办法一定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抗战一定会胜利。如果日本人打进陕西，我也去北山打游击。”当我谈到哲学辩证法课是由艾思奇讲的时候，伯父说大众哲学书写得好，通俗易懂。伯父知道艾思奇是位青年人时，说：“还不到30岁的人有学问，你应该多读书，很好地学习。”当我说到统一战线课讲的是中国社会情况分析、国共合作、爱国人士合作团结抗战，团结建国的问题时，伯父频频点头说：“对！对！但总得小心，有的人就是不真心合作，成天搞摩擦捣乱。”当我说到有新三民主义课时，伯父关切地询问内容。我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等内容讲了以后，伯父说：“对！”他说：“我们在广州跟随孙总理办的就是这些。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专权分裂，内战打了这些年，日本打了进来，祸国殃民。”我说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和很多高级领导人如林伯渠、张闻天、秦邦完上过课，讲过报告。并告诉伯父，1938年6月，冯文彬在抗大几千人的报告会上，说伯父给了很多帮。伯父说，北伐革命时长官就给士兵上课，大家团结。我说毛主席作报告讲辩证法课时，举例用《三国演义》诸葛亮的故事，用《水浒》宋江的故事，《西游记》孙悟空的故事，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生动活泼，记忆深刻，大家笑，毛主席也笑，3个小时的课不觉得一会儿就到了。伯父说：“毛先生学问深，知识渊博，把事情弄透彻了，熟能生巧，巧中得妙，妙中得道。”当我告诉伯父延安的人际关系，党政军民、工农商学、领导和群众，都是平等互爱，都是以同志相称。抗日救亡，边区建设，大家都是全力以赴，大家亲自动手挖窑洞，都吃小米饭，领三分菜钱。抗大大队长(长征师长)、队长(长征团长)、区队长(长征营长)和学员生活一样，大家亲密团结。伯父听了感慨地说：“延安是大同世界，颜回再生，贫居陋巷，箪食瓢饮而不傲其乐。有志者事竟成啊！”   
      我还曾向伯父说了我们县委对凤翔县的党、政、军、文化教育界的抗战态度，民主进步力量的抗战热情和我们党创办的西府书报社(发行销售新华书店、延安解放社、生活书店等出版的书籍和刊物)，传播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持久战精神和新文化思想等情况。伯父很认真地听了，他勉励我们把西府书报社办好，发展成像生活书店一样，让知识界的人有书看，帮助他们不断提高思想认识。伯父还亲自向凤翔各方人士宣传毛主席论持久战的精神，宣传团结抗战必胜的观念。以其伯父当时社会地位和影响，对凤翔的抗日活动和民主运动起了很大帮助作用。

四

      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统治区反共逆流甚嚣尘上，地下党的活动越来越困难了，根据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指示，县委作了部署，决定原人员分散，分批转移，组织决定县委负责人王志贤离开后，我撤回延安。
      10月，我到西安向伯父报告我回延安继续学习，请他帮助寻找车辆去延安，伯父严肃又愤慨地说：“现在情况不好，杜斌丞先生家被搜查，你回延安去好，林老(伯渠)那里的车也不一定安全。榆林高双成军长(地方势力，和我党有统战关系)在东关有个办事处，经常有车来往榆林西安路经延安，你去联系一下。”伯父当即给一位姓黄的处长写了一张名片，并告诉我要在清早去找。我按照伯父讲的去东关办事处。黄处长说：“你等着，有车我电话报告刘委员。”联系很顺利，我非常高兴，当晚回去就向伯父汇报了找好车辆的情况。这天晚上，伯父向我说了很多语重心长的话，态度慷慨激昂。他说：“现在的情况又很不好了，杜斌丞先生的家被搜查了，有些混账东西又捣乱了，林老(伯渠)叫我注意防暗算，办事处少去，有事他来。”伯父说：“前几天林老来信说陕北买的机器又被扣了，叫我设法启运。”伯父说着从抽屉里取出了林老给他的信让我看。伯父说他找了省主席答应查清放运。 
      伯父说：“我给省主席和很多管事人说过，陕北20多年前，我亦勘探过石油，那里地瘠民贫，天寒地冻，棉花不能种，老百姓吃、穿、用很困难，棉花、布匹、火柴都没有，工业家具制造机器都得畅其流。”他说：“陕北是、陕西省的一部分，虽然现在行政建制不同，但总是陕西的一部分，既然要我做省府委员，我就要说话。棉花、布匹、工业家具制造机器都得畅通，生活有了保障，人民才能团结抗战。”
      他说，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是对的，但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秋，我们必须为抗战出力。不能苟全性命于乱世，必须秉公直言，见义勇为。伯父心情平静后说：“你住在王先生(王丕卿)那里等车，过两天我再催问一下。你安心地读些书，不要出了什么事，叫人拿住把柄，就不好说了。”10月间，黄处长通知有马车运输队去榆林在东关大车店起程，我赶到时得知次日晨起程。当天晚上，我到省银行伯父的住处辞行，伯父外出了，我又去银行对面院内向伯母辞行。伯母为我备餐送行，留宿叙谈家常。次日黎明时，伯父赶来话别，给我一件羊皮大衣和100元钱。伯父说：“大衣是伯伯北伐时骑马穿的，你的伤还没好，北山冷，你穿上好保护身体。”伯父又抚摸了我右肩伤处，感慨地说：还是举不起来，加强锻炼、千万小心！”伯父亲自把我送出大门，仍关怀地叮咛我小心，小心！
      在东关大车店起程时，我大哥刘仁民专程赶来送行，他给我15元路费。车队是由10辆马车组成装运冬服的，经六七天行程，车队到了延安，夜宿东十里铺。我推辞说身体有病，想在这里柳树店医院看病治疗，让车队先走。马车队走了以后，我就去中央组织部报到，乐少华、王宏谟同志接待了我，随后我到中央干休所，看望了西府地下党负责人吕剑人同志和从凤翔来中央党校学习的蒲光同志。1941年1月，我进延安新成立的行政学院学习，林老(伯渠)是院长，讲边区建设课，南汉宸讲政权建设课。接触谈话中，南汉宸告诉我说：“你伯父为人耿直。1936年‘双十二’事变时，中央让我去解释国共合作，放蒋介石团结抗日，开展抗日统一战线活动。开始定五先生就是不同意放蒋介石回南京，他认为20多年的历史证明蒋介石是不讲信义的，你现在抓住了他，你讲什么他也会答应，如放他回南京，一定翻脸不认人，还得杀你个人头落地！”南汉宸讲，他给伯父解释了两三次，伯父仍不同意放蒋介石回南京。伯父对南汉宸说：“你讲的我都赞成，从大局出发，为了团结抗日，过去的事都不提了，全力以赴想办法抗日，蒋介石能放弃成见一心抗日，我不相信。”
      1963年7月6日，伯父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和民主党派在北京隆重公祭，周恩来总理送了花圈。遗体被公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在墓碑上，全国政协撰写伯父的生平事迹和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能够见到伯父，以谢教诲之恩，是有愧于伯父的。在政协凤翔县委员会为出版辛亥革命凤翔名人专辑，邀我写回忆伯父的片断之际，我将自己亲身经历的伯父支持我奔赴延安、支持我们党的活动记述如上，以表示我对伯父亲切的怀念。
      可以告慰伯父的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正在向前发展，您所关心的祖国统一大业终将实现。